二月春风•和
◎王仁兴
二月，阳光明媚，春风和熙。
“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初春悄然一过，农历二月就是那扑面而来的和煦春风，尤其到了农时第四个节气的春分，和畅的惠风轻轻吹拂着大地，气候就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春分者，顾名思义就是将春季一分为二；前段紧邻着凌冽的寒冬，总有点春寒料峭意味；后半程转眼就是谷雨，且直奔农时与社会生活的传统大节清明。清明可是个空气清新心境明朗的好季节。至于清明节那天是否有雨则另当别论，游人们心里那份期盼，尤其是少男少女是相当曼妙的。因为这一天是新年元宵节后，又一个红男绿女可以同行的日子。古时的清规戒律束缚着窈窕淑女，她们只有正月十五晚上——闹元宵时允许名正言顺地出门。可以逛逛街，在热闹的商铺里，买点在闺房里心仪多日的小玩艺。当然，最期盼的是遇上心里无数次想象的小阿哥。可元宵节晚上，即便灯火阑珊，看对方总是朦朦胧胧的不真切。唯有清明节这天，光天化日之下，可以正大光明大摇大摆地郊游。蓝天白云间或细雨蒙蒙中，俊男靓女自由自在放飞心灵，来一段含情脉脉的四目相视，或者稍纵即逝的擦肩而过，抑或看似无意却有意的迎面擦碰……打着祭祖先的旗号，托祖宗的福，能干许多其他的事。由此看来，自古至今，人们对说一套做一套，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瞒天过海等孙子兵法，运用得相当熟稔，这就不多说了。
江南春来早，过了春分节气的江南，春风携带着“润物细无声” 的淅淅沥沥小雨，洒向无边无垠的广袤大地。于是乎，铺天盖地的绿色就拥有了排山倒海的力量，滋润着一望无际的田间阡陌与家家户户的门前屋后，甚至那些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总之，但凡有点泥土的岩石缝与瓦楞间，都毫无保留地被绿色占领。当然，还有那次第开放的各色花卉，有名或无名的，大的、小的；高的、低的；人工培育与自然开放的花，赤橙黄绿青蓝紫，花团锦簇、繁花似锦、美不胜收等等等等，那已经是用烂了的词汇。大自然坚定地遵循着固有的脚步，恣肆汪洋地一往无前，即便脚步有时会踉踉跄跄来个倒春寒，但季节转动的齿轮是绝不违和的。
唐朝贺知章《咏柳》诗中有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将春风比喻成剪刀，有其别出心裁的一面。春天来了，柳枝绿了，绽放的柳芽嫩叶，似乎由春风剪裁出来的。平实的文字将看不见摸不着的春风，具象化为家家户户日常生活里必备的用具。这诗句只要从字面上就能让读者理解。浅显易懂而一目了然，具体形象且老少皆宜。不过，我总觉得这位宰相诗人，将读者的理解力，设定在孩童级别上了。是不是他那首写实的《回乡偶书》，对儿童印象太深了？孩童对少小离家但乡音未改、两鬓花白的当朝宰相，居然笑问客从何处而来。这种事情在当下简直是无法理喻，甚至不可思议的。当朝宰相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不管是在职或者已经卸任），不要说一大群州府官员的诚惶诚恐，即便是有关部门提前几周的详尽布置，各种精心的准备工作，早已做得热火朝天了。朝廷、州府、县衙的高级别安保措施，鸡飞狗跳的清场是必须的。那么大的动静，孩子们还不知道有大人物光临，更何况那还有孩童与大人物的近距离接触？除了训练有素的一群现场扮演者，闲杂人员一律清退，放假回避也是可能的。
贺宰相回乡省亲，当然不排除回家途中，即便会见地方大员或乡间熟人，在他这位大权在握的当朝一品大官眼里，也不过是“孩童”罢了。我不知道贺知章的《咏柳》与《回乡偶书》两首诗，写作时间的先后与地点异同，我没有考证也无需考证。不过《回乡偶书》是写实的，肯定有他亲身的经历，写得行云流水意趣天成，自然而朴实，真挚且隽永。《咏柳》或许是他在皇宫公干之余的应景之作，有点雕琢，也有点勉强（首句将柳树比作碧玉也同理）。两首诗在写作时间及地点，虚实之间有明显的差异。这当然是我从个人的喜好而已。我欣赏《回乡偶书》中孩童的笑问，而不喜欢《咏柳》中剪刀的比喻。
这种个人凭喜好的点评，如果被宰相贺大人知道了，他一定会拍案而起怒斥道：大胆刁民竟敢如此放肆，藐视本官佳作，简直是妖言惑众大逆不道。旋即大喝一声：靖安司、大理寺、金吾卫还不速速拿下，尽快以妄议朝政、寻衅滋事罪论处。于是乎，有司一群官员雷霆万钧出击，拘捕、审讯、起诉、判决一气呵成，一改往日推三拖四的办案态度，绝对的手到擒来雷厉风行……后经因各路学士的多方声援，事情竟然还惊动大主。最后得以从轻处罚，改为押解当地精神病院“治疗”。多年后出院，人真的已经疯疯癫癫，不辨东西南北了……这段文字，当然是虚拟胡扯的，老家方言叫“和调”。和字读第三声，是现代汉语词典上也没有标明的义项。“和调”用书面语表述就是开玩笑、寻开心的意思，和调的话语是当不得真的。和调归和调，不过《回乡偶书》千百年来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可谓妇孺皆知。而《咏柳》与《回乡偶书》相比就逊色多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或许这是自唐以来大多数人与我有相同或相近的感觉吧。
贺知章与我时空相隔了一千三百余年，他是宰相级别的大人物，而我仅仅是粗通文墨的小教书匠，时空与等级上是百辈子搭不上界的，怎能与他和调？当然，能一起开开心心和调的人，是每个人都会有几个的，这就是所谓的朋友吧。就是那些平时联系与往来紧密的几个人。我在上一篇《甲辰正月•敬》中提到的几位朋友，就是经常在一起散步、喝茶、饮酒、闲谈、和调的人。现在兑现上月文章中的承诺，将几个“朋友”作个简要的介绍。
我向来不敢对我熟悉的人说下列三位是我的朋友，所以上文在朋友两字上特意加了引号，因为将他们称作朋友，我是不够格的。倒不是说他们的地位有多高，权势有多大，或者是资产有多厚，恰恰是他们各自的成就，让我望尘莫及。我一向认为，所谓朋友，一定是要门当户对相互匹配的，简单地说就是层次相同的人。我一个农村中学的普通教师，是绝不敢高攀，视他们为朋友的。将他们归入我的朋友，就有“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舒婷，致橡树）的意味。
和我经常在一起的第一位是夏坚勇先生。无论何时何地与他在一起，不管是大庭广众还是私下微信、电话，以及在一起闲聊，我一直是恭恭敬敬尊称他为夏先生的。他是当代历史文化大散文的著名作家，无论在历史散文的形制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展现了一代大家的风范。他将散文的篇幅拓展到二十几万字；内容则剖析一个朝代的施政发展（绍兴十二年）。他凭一部《湮没的辉煌》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大运河传》是大运河申遗的蓝本之一，好多大运河的解说词出自该书；《宋史三部曲》（绍兴十二年、庆历四年秋、东京梦寻录）获得专家与读者的好评；他还在戏剧上获曹禺戏剧文学奖，小说散文获庄重文文学奖等。我是一位文学爱好者，是夏坚勇先生作品的忠实粉丝。他十余版的《湮没的辉煌》我全部收藏，他的每一部作品，我都读过五遍以上，我能很幸运地读到他《宋史三部曲》的手稿。夏坚勇先生年长我7岁，但他的学识才情绝对是我崇拜的偶像。我与夏先生同在一个江南县城生活，住地也相距不远，能经常与他一起散步吃饭，近距离地接触文学大师，聆听他的教诲与指点。这使我的阅读写作得益匪浅，也让我比一大批夏先生作品的粉丝幸福得多。对夏坚勇先生这样的大师，我怎么敢高攀为朋友？能做他的粉丝就心满意足了。
第二位姓刘，1966年2月出生，小我9岁。他1985年考取扬州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是货真价实的全日制研究生，这与现在满大街在职获得的硕士博士头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北大硕士毕业后，因妻子的工作单位是我所在的县城，故从泰州迁居而来，现在所住小区与我仅隔一箭之遥。他从县城报社的版面校对做起，然后凭自身的学识才华与朴实人品，一步步升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于市委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退居二线（党校校长一般由当地党政主要领导兼任）。我所在的小县城里，上世纪在职的北大本科毕业生，已是屈指可数，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北大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与这样有学识有能力的人多年来“混”在一起，我这个农村教师是不是有点自惭形秽呢？事实上却一点也没有。因为他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或做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时就与我有不少交往。近两年，我妻子因病每个月需要用一趟他的车去医院（因为他的小车是原装进口的，车身比我的小车长，方便将躺在担架上的我妻子拉到医院）。他一直默默帮我将我妻子从楼上抬下来，开车去医院，医院治疗好了再帮我将我妻子抬上楼，这让我非常感动。
第三位姓周，是一位70后，年龄上比我这个50后小不少，是在职的市文联副主席。但他集编剧、导演、演员于一身，文学功底与表演水准堪称一流，是位多才多艺，风趣幽默，性格开朗的年轻后生。这几年，我们三人因都崇拜夏坚勇先生的文学作品，四个人经常在一起。这两年更是约定每周六小聚，散步、喝茶或喝酒。四个人时不时还去无锡、游常州、住苏州、宿南通，在周边县市与乡镇走走，其乐融融。今年正月，都说总是在附近转转没劲了，我们走远一点吧，于是相约去武汉。
其实，我与武汉是有过三次近距离接触的。第一次是1987年的初冬，我从当时四川的忠县下船，过长江三峡到宜昌上岸，然后宜昌乘大巴到武汉，再武汉搭江轮回江阴。第二次是2013年暑假，与妻子一起去云南旅游，从无锡飞昆明，飞机来回都在武汉经停。第三次是2016年的8月，与妻子和妹妹妹婿四人乘高铁去湖南旅游，高铁来回必经武汉。这样一想，我在空中、陆地与江上都到过武汉，但那三次停留时间都很短，只能算擦肩而过。今年的3月20号至23号，我们结伴去武汉游览了四天，才是真实的走近了武汉。四天游玩，湖北博物馆与黎黄陂街的历史沉淀；武汉大学与华中师大的办学名气；东湖樱花与伟人别墅的现场情景；辛亥革命纪念馆与首义广场的大气厚重；黄鹤楼上历代名人的诗词题咏。沉沉一线牵南北，茫茫九派流中国；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有关武汉的人文历史、地理形胜，古今名人大腕书写的篇章，早已数不胜数而汗牛充栋了。我文笔苍白，如果再写，定然是画蛇添足般徒增笑尔，所以这里就不写为好吧。
我要说的是，自从我所在城市于去年9月通了高铁，穿梭往来的和谐号列车，让我出行方便快捷了。到武汉近千公里的路程，三个多小时就可以直达，真正是可称千里江陵一日还。和谐，在我看来，是社会与人生永远的主旋律之一。我曾读到一段文字，建国后湖北第一任省委*，后来进京做多年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官至*的李同志，有一次闲谈时对羁傲不逊的时任铁道部长刘某人说，(大意是)人要到六十岁才懂事。后来，刘某人尽管对我国的高铁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后还是没能挡得住金钱与美色的诱惑，坐牢去了。刘某人在狱中度过六十岁生日时，想起老领导的话，那才是真正的感慨万千。那时，奔驰在祖国大地高速铁路上的列车都命名为和谐号，现在身陷囹圄的刘某人，不知道他内心是否和谐？
在武汉大学游览时，我想起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先驱刘道玉老先生。在他将武汉大学办得风生水起且年富力强时，却无奈地离开了武汉大学校长岗位。据说，后来有关部门想让刘老出山，做不低于武汉大学校长（副省部级）的官，老先生婉拒了，而是在自己的书斋里读书思考做学问，安度晚年。现在一想，老先生已经92岁了，依然生活在武汉大学的某处书斋里，他的内心一定是很和谐平静的。在这里，我也默默祝福老先生健康长寿。走在武大的校园里，我当然也会想起刘道玉老先生的得意门生，从武汉大学到厦门大学的易中天先生。易中天先生到厦门大学后如鱼得水而誉满中华，但每每有人问他离开武大的原因时，他多年来总是一致回答说，是武汉的气候不适宜，从来不提当年在武大的种种遭遇。从中可见易中天先生内心的祥和与平静，这种博大的胸怀令人肃然起敬。想起了易中天，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易先生重读而推崇的《湮没的辉煌》，而《湮没的辉煌》作者真是走在我前面的夏坚勇先生。我能与夏先生一起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沐浴着和煦的二月春风，同时在樱花大道上漫步，内心的喜悦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
当然，我期待着接踵而至的农历下一个月——烟花三月。哦！烟花三月呀，烟花三月下扬州。或许我的下一篇小文章，在这里已经有了灵感。
（请《今夜星光璀璨》作者邵佳华告知联系方式，您的作品入选《淮阴作家》，寄样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