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战死了请把我埋在那险峻的高山，
山下蜿蜒着宽敞的道路，
白云悠闲地绕过那座严关。
让我听江风呼啸，挟着民族的怒吼，
让战友们唱着凯歌回来，践踏过我的白骨。
我像高山，象高山一样庄严、雄浑。
我象大星瞪着国土，再不许敌寇侵入。
让我这无名者永远是一个哨兵，民族的歌人，
整日在山岗上了望，
看着我们年轻的后代
在欢笑中过活，在自由中生长，
脸上销尽了从前千百代的耻辱。
让日子消泯了仇恨，我依然偃息在那座高山，
山上山下开辟的是自己的土地，
集体的耕作，疏浚，安居在自己的农庄。
让我听农场上的欢歌赞扬着人类的进步，
他们瞅着埋葬我的这座高山有千年的怀古。
我像江潮，象江潮应和着他们的歌声，
我像太阳般欢笑，怡然地将他们爱抚。
让我这无名者永远是一个斗士，历史的证人，
长久在山岗上了望：
俯视着我们年轻的子孙，
管理自己的国家，建立新的社会，
脸上燃烧着是我们这一代从未有的幸福。
一九四○年五月六日，在广西武鸣旧思恩府
柳倩（1911--)，原名刘智明，曾用名樊庄、凌翔等。四川荣县人。肄业于四川国立成都大学。"九·一八"事变后到上海从事新文艺工作。曾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于一九三二年九月和穆木天、杨*、蒲风、任钧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次年二月起创办《新诗歌》旬刊、月刊等。
抗战前夕，又和穆木天、杨*、任钧等出版过《国防诗歌丛书》共四册，他的短诗集便是其中之一。他因发表反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长诗《震撼大地的一月间》(1934年，《综合》杂志）而知名。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工作。一九四○年到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从事文艺界的团结工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解放战争期间，为浙东解放区浙东行署文教处负责人。一九四九年底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工作。一九五○年调到华东文化部艺术处。一九五三年调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和北京市戏曲研究所，长期从事戏曲改革工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有诗集《生命的微痕》(1934年，生活出版社）、《自己的歌》(1936年，乐华图书公司）、《无花的春天》(1937年，中国诗歌社）。
作为一首写于战争年代的诗歌，这首《假如我战死了》，就表现了一种特有的风格：雄浑、粗犷、不假雕琢，直抒诗人之胸臆。
诗人开篇便假设"我战死了"-﹣带有鲜明的战争年代的气氛。"假如我死了请把我埋在那险峻的高山"，诗人说，即使我战死了，也要象高山一般庄严、雄浑，以身躯筑起保卫祖国与民族的山梁，站在高处"象大星瞪着国土，再不许敌寇侵入。"战场上冲峰陷阵的勇士，就是战死了，他的锐气，他的英魂，也决不会消逝，而将永远注视着我们的民族，这是此诗给予读者的强烈感受。"让战友们唱着凯歌归来，践踏过我的白骨";"看着我们年轻的后代／在欢笑中过活，在自由中生长"。
作为一名生活在战火之中的歌手与战士，其情感豪放而坚忍，充满理想主义的乐观精神。他并不是在简单地讴歌战争，而是在讴歌正义、公道与自由进步的未来社会，他是要以"战死"来使未来的后代能以双手拥抱这个社会，诗人写道：让日子消泯了仇恨，在高山上偃息的我，依旧可以看到山上山下幸福的田野、农庄，那美妙的欢歌是在赞颂人类的进步。作为歌手，诗人也将参加这些人们的欢唱。他说："我象江湖，象江潮应和着他们的歌声，/我象太阳般欢笑，怡然将他们爱抚。"这一连比喻是生动、形象和感人肺腑的，它让人们感到了流溢于诗中的一股豪气。在诗的结尾段，诗人进一步抒发了对于理想、对于未来社会的憧憬之情：作为一名当年的战士，历史的证人，诗人将在山岗上长久地了望，看子孙后代，自己建设国家、管理国家，他们的脸上将闪烁着"我们这一代从未有的幸福"。
诗作写于一九四○年，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中华大地到处燃烧着战火，成千上万的人民和战士每天都在流血，爱国的热情与青春的诗情融为一体，表现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情怀，构成了当时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假如我战死了》就突出表现出了这一点。在诗中，我们看不到"五四"前后诗人们奇妙瑾丽的诗境与幻象，也听不到诸多诗人在二、三十年代里的那种淡淡的忧愁与感伤，血洗国耻、振兴民族的强烈时代精神，使个人的喜怒哀怨不能不与之契合一致，在这种特定的时代精神影响下，诗歌不能不更多地具有社会功利意义。这时的诗歌一般都写得激昂、雄壮﹣﹣因为它要鼓舞着战士们奔赴战场*敌，柳倩的这首诗亦是如此。
从诗的象征性构思、从诗的诸多形象、比喻等，我们都可以发现诗人在创作时是很注意艺术性的，但作为一首写于战争岁月之中的抒情作品，一首充满英雄主义与献身精神的作品，诗人不可能过多地在诗的美学价值上作过多的思索与流连，或者毋宁说，这种英雄主义本身就构成了当时至高无上的美，而其他所谓更纯粹的美，均与这种战场上的壮美情趣颇不谐调。这似乎是一种必然。从这一意义上来读《假如我战死了》，也许我们的目光会得更远一些，不但能理解本诗，而且可以窥见当代特定的审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