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评价诸葛亮,后世之人对诸葛亮的评价

• 廉政建设

诸葛亮雕像

身为丞相，诸葛亮深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也。” 他不仅带头廉政，树起一面旗帜，同时还把廉政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法律建设来抓，对蜀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诸葛亮时期的廉政建设，首先表现在对蜀汉宫城规模和惠陵规模的严格控制上。

在诸葛亮执政时期，年轻的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当时负责宫中事务的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 后主皇妃之数是一个复杂问题，涉及到皇宫规模建制等诸多问题，非董允所能决定。当时，“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诸葛亮在蜀汉上层创造了一个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蜀国官员以诸葛亮为榜样，为官节俭，力戒奢华，造就了整整一个廉政时代。

• 制定法律

诸葛亮立法公开、执法公平，有异于同时代封建的法律思潮。

蜀汉章武元年四月丙午日 （221年5月15日 ），刘备在成都称帝。而益州旧为刘璋所统治，所以法令废弛，地方派系坐大自强，刘备统治集团的强力介入破坏了相当一部分人称霸西南的企图，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作为客籍政权面对着来自益州旧势力的阻挠。面对这种情况诸葛亮认为这不是苛法峻刑所留下的民怨，而蜀汉是建立在律令长期废弛，导致官民混乱君臣无道，紊乱了“纲纪”。他说“三纲不正，六纪不理，则大乱生矣”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是指诸父有善，诸舅有义，族人有叙，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所以只有任法才能改变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只有威之以法，才能改变蜀土人士，专权自态，君臣之道，渐以陵替的态势。与儒家“崇礼”治世的观点不同诸葛亮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的根源在乎“法”，因此，诸葛亮一再告诫、反复强调法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重要性“夫一人之身，百万之众，束肩敛息，重足俯听，莫敢仰视者，法制使然也。” 不仅如此，诸葛亮还进一步从反面强调了不以法治国的严重后果“若乃上无刑罚，下无礼义，虽有天下，富有四海，而不能自免者，莱纷之类也。夫以匹夫之刑令以赏罚，而人不能逆其命者，孙武、穰苴之类也。故令不可轻，势不可通。”

因此，诸葛亮入蜀之初便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人依据和增删秦汉旧律，共同制订了蜀国的法典《蜀科》。此外，他还亲自起草了各种科条律令数十则，其内容包括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

• 治军思想

诸葛亮擅治军，陈寿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就曾提到，诸葛亮“治戎为长”。诸葛亮也曾在《论荐刘巴》一文中亲言：“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远矣！若提鼓，会军门，使百姓喜勇，当与人议之耳。”可见，诸葛亮治军有方。诸葛亮善于治军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治军以明。诸葛亮治军以明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内容，从正面来说，诸葛亮治军以明表现为：一、提出明确的道德要求。如《将苑·谨候》一文就集中表述了这方面的内容。诸葛亮认为师出以律，失律则凶，律有十五，其中明白地指出要“勇”、“廉”、“平”、“忍”、“宽”、“信”、“敬”、“明”、“仁”、“忠”等有关道德方面的要求。《将苑·将材》一文中要求将帅要具备“仁”、“义”、“礼”、“智”、“信”的才能。《便宜十六策·阴察第十六》一文中说阴察之政要有五德：“禁暴止兵”、“赏贤罚罪”、“安仁和众”、“保大定功”、“丰挠拒谗”。二、规定严格的法令规定。如诸葛亮亲着的《法检》两卷、《军令》两卷（现存仅为《军令》十五条），制定的《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条规。《便宜十六策·斩断第十四》一文对不听从教令的“轻”、“慢”、“盗”、“欺”、“背”、“乱”、“误”七种情形的严肃处理。

其次，以信为本。诸葛亮治军重信。诸葛亮认为，“信，重然诺也” ，也就是说，“信”就是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言出必行。不诚者失信，如果不知道守信用，那么作战一定会失败；如果有法令而不能够执行，那么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是毫无用处。反之，如果用信义来鼓励将士，将士没有不拼命效力的。因此，诸葛亮强调治军要以信为本，“夫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 ”以信为本，就赏罚而言，诸葛亮认为要“赏罚有信”，因为用赏罚来判定功过，士卒就会知道守信用；就将帅而言，诸葛亮认为所谓信将，即“进有厚赏，退有严刑，赏不逾时，刑不择贵” 。

• 用兵南中

蜀国大臣朱褒、雍闿、高定等叛变，南中豪强孟获参与其中。在北有曹魏大兵压境、东有孙权荆州军威胁，南有三郡叛乱的困难形势下，诸葛亮采取了“北抗曹魏、东和孙权”的战略，在建兴元年（223年）十月派邓芝到东吴进行修好，并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接着，在建兴二年（224年）积极进行兵力补充、整训等战役准备工作。这样，在建兴三年（225年）初，已经具备了南下平叛作战的条件，于是，诸葛亮在成都开始组织这次南征战役。

建兴三年（225年）五月，诸葛亮大军渡过泸水，进入益州郡。在克服了气候、地形、运输等困难后，在味县（今云南曲靖）以北地区追上了孟获的部队，经过激战，击败了孟获的部队，生擒孟获。接着，诸葛亮大军南下到达味县地区与李恢的部队会师。随后，大军向西挺进，进兵滇池（今云南晋宁东），并分兵平定了四周的部族。

建兴三年（225年）秋。整个战役胜利结束。

• 北伐曹魏

诸葛亮为了匡扶汉室，统一中原，从228年春至234年冬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的五次战争。

建兴六年（228年）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诸葛亮设疑兵于斜谷，自己率大军攻祁山。张郃大破马谡于街亭，诸葛亮返回汉中。

建兴六年（228年）冬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出散关，包围陈仓，攻打二十多天，蜀军粮尽退军。

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第三次北伐，诸葛亮派遣陈式攻占武都、阴平。魏将郭淮带兵援救，诸葛亮亲自率军至建威，郭淮撤退，蜀汉成功得到二郡。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蜀军包围祁山，司马懿和张郃带兵援救。李严运粮不继，蜀军粮尽退军。张郃追击蜀军至木门，被蜀军射*。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诸葛亮出武功五丈原。因未能成功抢占北原而与魏军僵持达百余日。秋，诸葛亮逝世，蜀军退回汉中，至此诸葛北伐结束。

• 军事发明

八阵图

诸葛亮作为军事家在历代兵家也得到了较高的认可。司马懿在诸葛亮死后，看到诸葛亮的营垒，称赞其为“天下奇才”。

唐太宗与李靖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多次提到诸葛亮的治军之法与八阵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表明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唐朝时亦将诸葛亮评选为武庙十哲之一，与张良、韩信、白起等九位历代兵家享同等地位。

诸葛亮亦作诸多军事著述，如《南征》《北伐》《北出》等，对中国军事界有一定的贡献。诸葛亮在技术发明上亦有灵巧的表现，如改良连弩。诸葛亮亦推演了兵法，作八阵图，直至唐代将领李靖仍然十分推崇。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利用了汉中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汉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

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

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士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

在边疆治理上，诸葛亮重新划分行政区，增加郡的数量、大力推进郡县制，并通过将地方态度恶劣的豪强迁往成都的策略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 同时，他还笼络当地各民族首领以及大姓氏族，许以特权协助蜀汉政权统治蜀地南部地区。他推行少数民族与汉族官吏交流制度，增强蜀汉政权对南部地区的管理。 除此之外，诸葛亮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先进的汉族农业技术，提高当地生活水平，并允许汉人前往少数民族地区生活。另外，诸葛亮不仅尊重当地少数民族信仰，也利用当地人信奉鬼神的风俗，宣扬封建君臣关系，强化蜀汉政权的正统性。

蜀汉西北部生活着氐、羌两个民族。由于此处是蜀汉与曹魏的边界之地，诸葛亮希望与此处建立更有效的联系。为此，他实行以军事镇压为主、安抚为辅的边疆治理政策。另外，他还通过重用氐、羌民族中有较大威望的马超和姜维两位将军来加强氐、羌民族与蜀汉的关系。

诸葛亮墨迹拓本（传）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

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先主章武二年（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章武三年（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

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诸葛亮在政务和军事活动中，也常有练习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他却不忘练习书法。

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为希代之珍”。张彦远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盛弘之撰《荆州记》载：“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又载：“宅西背北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 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高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