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懿堂
清懿堂是独立建筑的一座女祠。而与之同属歙县西乡的呈坎村（今属黄山市徽州区），则有一处女祠完全为“男祠”的附属建筑。呈坎村中的罗东舒祠俗称“宝纶阁”，也在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罗东舒祠后部的南侧，有一三开间九檩的“则内”。此一“则内”，俗称“女祠”。以上都是现存比较著名的女祠。除此之外，我在歙县南乡的义城村，也曾见到一处女祠。
歙县义城女祠
在传统时代的徽州，女祠并不罕见，故而在有的族谱中，还记录了女祠祭祀的细节。如晚清光绪年间的《双杉王氏宗谱》中，就专门记录有《婺源双杉王氏女祠祠祭祭例》，其中提及，女祠内设三席，编序世次，中祀始祖妣，其他的则分别左昭右穆加以祭祀。
三、从“另置一龛”到“庶母祠”之出现
在清代，因徽商的囊丰箧盈，妻妾成群者为数颇多。与此同时，徽州的文风蔚盛，有不少庶出者秋闱高捷，奋翮联翩。在这种背景下，母以子贵的现象屡见不鲜。有鉴于此，如何格外从权祭祀庶母，便成了徽州社会中颇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清代前期休宁理学家施璜，曾主持紫阳书院、还古书院之会讲讲席，著有《思诚录》、《小学近思录发明》等，并辑刊《紫阳书院志》，他对程朱理学有着颇为精湛的探究。施璜就曾指出：
《家礼》：“庶母不可入祠堂。若嫡母无子，而庶母之子主宗祀，亦当祔嫡母之侧。”何其严也！但母以子贵，庶母之主僭越入祠甚多，终于礼不合。另置一龛，以奉庶母之主，亦酌乎礼而当其可之义也。
关于庶母祔祠，尚未读到朱熹论述的原文。不过，程朱理学的另一代表人物程颢确曾指出：“庶母不可入祠堂，其子当祀之私室。”在清代，与施璜差相同时的李御六也指出：“庶母不与嫡母并，妾不敢干其分也。庶母另立一龛，子得以致其情也，一举而公义、私情两得之矣。”这些澄泾辨渭的言论，都反映了徽州士大夫对庶母祔祠一事的强烈关注。
在具体的宗族实践中，庶母入主祠堂，也逐渐成为不少祠堂的惯例。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祠规》中，就记载有康熙年间的“进主规则”，其中明确规定“庶母不得入，以子贵受封者入。此严禁也，务世守也”。关于这一点，康熙十五年（1676年）鲍元仪所撰《重整祠规序》更进一步解释道：“庶母不得进者，重嫡也；庶母子贵而得进者，重爵也。”揆诸史实，乾、嘉、道年间，在歙县新馆鲍氏一族，凡是能捐助良田、银两以广祀产，或能读书获取功名者，其庶母皆可以入祠。不过，直到太平天国期间新定的《续议祠规》还指出：“无后者及庶母（指有子者论）之主，未便同列正寝，今另设二座于楼西。”并且指出：“捐资配飨，固所以遂子孙之孝思，亦所以充裕祠内经费。……至庶母捐钱十四千，得列正寝楼西（指有子者论），此咸丰间续议减条也。”从上述的这些记载可见，允许入祠的庶母之主，仍然必须另列于正寝楼西，并不得与嫡母比肩称雄。
当然，在徽州一府六县，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清徽州府休宁县虞芮乡趋化里茗洲村人吴翟（？—1736），为雍正二年（1724年）府学岁贡生，他经过多年的努力，撰成了一部上承古礼而又宜于时俗的著作——《茗洲吴氏家典》。在该书的卷2中，收入有一篇《庶母另列一龛议》，其中引证了施璜、李御六的相关论述，进而指出：
庶母祀于私室，礼也。吾族私室不奉神主，虽庶母亦列祠堂，习俗相沿久矣。然以庶母之主，竟与嫡母雁行，甚且以庶母之氏姓，标于嫡母之椟，嫡庶不辨，名分不严，莫此为甚！
今议：以前庶母之在庙应祧者祧，其存者，别置一龛于西序之末。以后庶母之入庙者，皆登庶母之座，终其子之身，即奉主埋墓侧，不得杂处，以乱祠规。
此处指出，根据程朱理学的礼教，庶母应祀于私室，但在当时茗洲吴氏的家族中，庶母列于祠堂已是由来已久，这些庶母的木主甚至可以与嫡母者分庭抗礼，这自然引发了庶嫡不辨与名分不严的质疑。为此，吴翟主张，应通权达变，将庶母木主存放于祠堂西边的最后一龛内，以期避免习俗与礼制的冲突。
对于庶母祭祀的处理，在徽州各地有不同的做法。前引《潭渡女祠记》提及：“溪南吴氏侧室妇，亦别立专祠。”可见，早在乾隆时代，歙西平原一带就已出现了专祀侧室的祠堂。
不过，有关“侧室妇”祠，案例并不多见，而且因书阙有间，迄今学界仍未知其详。数年前，笔者在皖南收集到一份有关兴建庶母祠的合同文约，颇为罕见且珍贵：
立建庶母祠合同文约人邦一股秩下师惟等，邦二股秩下尚楣等，邦四股秩下师寪等。缘我族自原三公以下庶母数十，均未入祠，在当日固严嫡庶之分，后人讵不知之。第思瓜绵椒衍，亦不无甘蔗旁生，族大人多，何代蔑有？揆以孟子“无后为大”之言，则既承其宗祧，俾延血食，而本身没无所归，木本水源之思，不独其子若孙有所不安，亦仁人孝子有所不忍者也。前人屡欲创建庶母祠，或费用不敷，或地基难全，事故中止。今因祠宇重修，人心合一，已能告竣矣。加以庙旁有基地一所，均复输入无词，其有庶母之家乐输若干，共建庶母祠，安妥庶母神主，使今日之已有者可无憾，异日之复有者亦可无虞。且族内有公务，以时聚会而公议之，则是一举而三善备焉。所有凡例列于后，恐久无凭，爰立合同文约十纸，各股分收，永远存照。
1869年建庶母祠合同，王振忠收藏
此份合同订立于同治八年（1869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从契约中提及的人名来看，应是祁门渚口倪氏相关的文书。关于此一祠堂，以往专门研究女祠的学者，曾根据村内现存的碑刻及族谱史料，简单提及倪氏的“庶母祠”，但因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偏差，误以为该祠兴建于宣统二年（1910年）以后。此后，这一论述几乎成为定论，即使在最新出版的祠堂研究专著中也仍然沿袭此一说法。
渚口倪氏为祁门大姓，子孙蕃昌，世族昭著。该家族利用徽州山林的资源优势及邻近阊江之水路便利，往来贩买茶叶、木材等，并在江西景德镇从事瓷业经营，握算持筹，颇获厚利。与此同时，家族内部人材辈出，可谓簪缨奕世。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人都耽于娶妾纳宠。于是，这份合同就由“原三公”名下的三个房支共同订立，其中提及，原三公之下，有庶母数十人，都因嫡庶之名份而未能入祠祭祀。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三个房支为“邦一股”、“邦二股”和“邦四股”，按照常理应当还有“邦三股”，之所以未曾出现这一支，应当是因宗族内部的支派荣枯、房分隆替——或可能是该支早已绝嗣，或可能是该支不甚发达，支下男子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并无经济实力娶妾纳宠，故未能参与订立合同。“瓜绵椒衍”典出《诗·大雅·緜》“绵绵瓜瓞，民之初生”，意思是像花椒一样密密繁衍,像瓜藤一样蜿蜒缠绵,藉以比喻家族之繁衍昌盛、人丁兴旺。而“甘蔗旁生”，则用以形容庶出者亦所在多有。接着，合同又引用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言论，为建造庶母祠张本。共立合同者认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创建庶母祠天经地义，这是表达孝心的一种行为，符合儒家的伦理规范。
当时，族中的祠堂得以重新修建，其旁正好有一块空地，遂划归祠堂所有。倡议者号召家有庶母者通过捐输，共同创建庶母祠，安放已有的庶母神主牌位，并且为将来所娶之妾提供一处神圣空间。另外，此一庶母祠，还可作为公务聚会商议的场所。上揭的合同接着还发凡起例，批有四点。其中之一规定各个支派下今后娶妾者，要向祠堂交钱3300文，在迎娶当年之内付清。由此可以推测，渚口倪氏家族颇为富庶，娶妾人数亦相当可观。为此，第二点凡例概述了庶母祠置办田产的情况——由此一产业中拨出大租17秤8斤12两，交给每年主持祠堂祭祖的“年首”支配，年首在每次祭祀时，较之前加办两桌酒席，迎请庶母神主进入正祠，共同配享致祭。除了田产之外，邦一股、邦二股和邦四股还应乐输钱文，捐钱的时间分为三段，一是在每年的腊月，二是在翌年的三月，三是在五月付清，不得拖欠，以备公用——此乃“凡例”的第三条。而“凡例”的第四条还规定：“庶母祠内神前香灯，公议照依正祠规则，各股派点。”也就是说，庶母祠内神牌前的香灯，也照正祠（男祠）的规矩，由各支派分别点请。
上揭文书正文之末尾写明：“合同文约拾纸，各股分收。”而在合同的左上角，就写有十张合同文约的收执人：
壹纸，正伦堂收；贰纸，邦本祀收；叁纸，邦宁祀收；肆纸，邦成祀收；伍纸，翠峰、翠屏祀收；陆纸，道雸祀收；柒纸，道经祀收；捌纸，师本祀收；玖纸，铣钜祀收；拾纸，尊铎收。
正伦堂也就是该家族祭祀男性血缘祖先的祠堂，亦即契约中反复提及的“正祠”。可见，女祠的相关契约，最重要的收执者之一就是男祠。其后罗列的“某某祀”，则皆为族中各支派之祀会。至于第十纸的收执人“尊铎”，应系独自一人的名讳，推测可能是因其身份特殊（如祖先中庶母数量较多），故而需要特别表出，单独加入。
四、余论
祠堂原本是以男性祭祀为中心的建筑，但在徽州，出现了“女祠”和“侧室妇专祠”（庶母祠）等。关于女祠的出现，清代《潭渡孝里黄氏族谱》曾指出：
窃见吾乡设立宗祠敬祀其先，统之以鼻祖，于报本追远之意可云得矣，然多祀祖而不及妣。蒸尝时祭，子孙入庙，顾瞻座位，母氏之祖咸阙如，于私心每有未安者。
从字里行间来看，作为儿孙辈，俯仰之际，孝思素笃，春露秋霜，谨乎步趋，专设女祠祭祀之理由似乎颇为冠冕堂皇。不过，与棠樾鲍氏一样，潭渡黄氏也是著名的扬州盐商，在盛清时代，他们在各地追逐锥刀什一之利，厚膺福禄，如日方东。无论是在江淮之间还是在歙西平原，这些巨腹商贾凿池筑室，酣歌恒舞。与此同时，他们在睦族敦伦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因此，在祭祀礼仪上发凡起例有所兴作，亦在情理之中。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最早出现的“女祠”，应是祭祀商人妇的祠堂，而“侧室妇专祠”或“庶母祠”，显然亦与黄山白岳间大批徽商的涌现密切相关。
早在十六世纪晚期，著名旅行家谢肇淛曾走访徽州，他在所著《五杂组》中，不仅绘声绘色地讲述过著名官僚汪道昆父子二人皆惧内的个案，而且还概述性地指出，在徽州“妒妇比屋可封”。的确，商人妇的地位在黄山白岳之间颇为特别。对此，后来的《歙西竹枝词》这样描述：
谋生远客不忘家，女掌男权费用骄。寅借卯粮拖店帐，人情人面做虚花。
所谓女掌男权，反映了徽州妇女在家庭中的强势地位。此种强势地位，早已使得女祠的登场呼之欲出。而在另一方面，徽州人素有“乌纱帽和红绣鞋”之爱。谢肇淛就曾讲述过徽州人汪宗姬一掷千金狭邪的故事。而在徽州，此种个案屡见不鲜。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著名收藏家冯梦桢前往徽州，曾见到一位玉兰园主人“继臣”，其人“官儋州倅，以五妾往，家中尚留数姬”；而在歙县西溪南，富商吴天行姬妾成群，竟有“百妾主人”之名号。由此看来，“侧室妇专祠”最早出现于溪南，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明代老屋阁（西溪南，今属黄山市徽州区）
关于“女祠”的出现，此前也有学者曾经涉及，甚至有人将之提升到“妇女解放”、“文明进步”的高度，其实这完全是毫不相*两码事。在我看来，如果说“女祠”反映了商人妇在徽州的强势地位，那么，从本质上看，“庶母祠”之出现，则实际上是徽商夸奢斗富的一种表征。
责任编辑：于淑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