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比比皆是。无知无处不在，而怀疑这一事实就冒着成为另一个典型无知的风险。有一个我们熟知的比喻：我们的无知(无论是个体无知还是集体无知)是广袤无垠的大海；我们的知识只是不安全的小岛。甚至海岸线都是不确定的——人类史和心理学研究都表明，我们知道的甚至比我们以为知道的还要少。我们的无知如此之广，确实超出了我们的估计。
《无知有解：未知事物的奇妙影响》，[美]丹尼尔·R.德尼科拉 著，潘涛 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无知盛行，是因为我们太无知吗？
无知没完没了。无知持续存在。哎呀，我们会被其表面的脆弱蒙蔽，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那句被广为引用的俏皮话：“无知就像诱人的异果，一碰它，花就谢了。”在学识的最轻微触碰下，便会枯萎、消逝不见。但是，撇开它的瞬息而逝，无知并非濒于灭绝。它的花纤弱易损，可它的物种却坚实如野葛。尽管普世的义务教育得到了普及，尽管学习的新工具和知识取得了巨大进展，尽管我们存储、接入、分享大量信息的能力突飞猛进，无知依然盛行。
人们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无知盛行，是因为我们太无知吗？我们是否知识匮乏——缺少正确知识(right knowledge)——难以扭转无知之潮？也许，它的持续存在是我们堕落状态之反映、意志薄弱之耻或认知懒惰之罪。无知难道就像这个世界的肮脏，顽强阻止了我们彻底消除它们的那些最勤奋的努力，永远与我们相伴相随？或者更糟的是，更多的学识实际上增加了我们的无知，就像试图擦去一个污点，却只会使它进一步扩散？我们越知道，就越是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一想法已经成为陈词滥调。我们真的是自己无知的创造者吗？此种沉思，就像一切质疑一样，表达了理解无知的*，然而讽刺的是，它只能在无知内部产生，且源于无知。无知既是此种问题之源，又是其目标。
如此这般描绘，在我们未知(unknowing)的黑暗中，存在着一个神秘而又崇高的事业。自古以来，它就征服了一些人，使他们堕入怀疑论(skepticism)：知识遥不可及，学问到头来皆是一场空。另一些人，像14世纪《未知之云》(The Cloud of Unknowing)一书的匿名作者，变成了勇敢的投降者，抛弃知识的伪装，寻求神秘的超验。但是，我们这些坚决认可人类拥有真知卓识(genuine knowledge)的能力的人，甚至那些把知识或理解奉为最高财富(善)的人，仍然可能被我们无法克服、永不消失的巨大无知所包围。
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2008）剧照。
无知蹂躏一切。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多么睿智、多么渊博，都为无知所困扰。诚然，个体无知和集体无知每天都要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早间的新闻带来以下消息：朋友死于无法治愈的疾病；教会因为不知情而让恋童癖者照顾儿童，导致骇人听闻的犯罪；受骗的、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在虚假投资计划中财务*并感到愤怒绝望；政客的秘密被揭穿，令其不知情的无辜家人和朋友感到羞耻和伤心；国家因其公众不知道他们的选票是否被公平计算而陷入动荡；那些在自然灾害中失去亲人的人的痛苦情绪和未知命运，或许是永久性的。无知，让我们负重累累：当我们忘记开锁的密码或口令，无知令人恼怒；当同行知悉我们不知道那些该知道的事情，无知令人丢脸；当某人无故消失，或者我们被告知朋友的死因永远不可知时，无知萦绕心头，使人苦恼。
几乎我们所有的痛苦都与无知有关；无知使我们的错误和愚昧成为可能。无知会威胁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无知难道不是我们的悲惨困境、巨大灾难和深奥谜题？
公众无知：无知无法认识自身
有种说法：我们生活在“信息时代”的“知识社会”。确实，我们携带的小型设备，让我们接入人类知识的方方面面，与全球的人们(几乎即时地)分享信息。但是，我们的时代也被称为“无知时代”(Age of Ignorance)。有思想的观察者谴责了当代的“无知文化”(culture of ignorance)——特别是(但不限于)在美国。这一矛盾令人不安和困惑。无知似乎仍在大行其道。
无知最令人担忧的类型，是公众无知(public ignorance)，我指的是，对我们共同生活的重要事项的存在广泛、应受谴责的无知。功能上的文盲和数盲就是例子。这种无知，如果不是借口的话，曾经被解释为缺少教育机会；而将这些解释用于那些教育资源丰富的国家，却又说不通。此外，功能性文盲率在如今的美国可能比在殖民地时期的新英格兰地区更高。
奇高的文盲率和数盲率，无疑是一种公众耻辱。这是可补救的无知(remediable ignorance)。需要的是学习——但事实是即使在受过多年学校教育的人中，这种无知依然盛行。在年轻学生中，由于学校教育还不完整，缺少基础知识并不令人惊奇。显示这种情况的证据滑稽而又悲哀(想象一下学生出现滑稽的错误时，拥有知识的老师大笑的样子)。但是，当这些人是完成学业的成年人，我们的诧异变成震惊，而不再觉得好笑。严重的历史误解、愚蠢的时代错误、耸人听闻的地理错误、对数量和文字的迟钝，正如令人沮丧的调查经常告知我们的那样，这一切都四处泛滥。
政治无知(political ignorance)特别令人困扰，尤其是在高度民主的社会。暴君及其他威权制度的倡导者，一直欣赏无知宪政的优点。18世纪哲学家爱尔维修观察到：“一些政客把无知视为维持王权统治的好东西，视为其王冠的支持者和他个人的卫兵。人们的无知，确实对神职有利。”
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2008）剧照。
相反，民主——至少在理论上——依靠开明公民群体的支撑。遗憾的是，美国的政治无知问题现在如此严重，以致一个有条理的公民群体的理想显得离奇古怪。
事态远比不知道自己国会议员的名字要严重：美国国家宪法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3的受访者不能说出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剩下的大多数受访者只能说出言论自由；42%的受访者认为，宪法明确表述了“美国的第一语言是英语”；25%的受访者认为，宪法将基督教确立为正式的国教。在第二次调查中，41%的受访者不知道政府有三个分支；62%的受访者叫不出它们的名称；33%的受访者甚至不能分辨出一个分支。
面对这样惨淡的调查结果，面对政治无知的棘手程度，一些学者认为有必要修正民主理论作为回应。有的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更喜欢普遍的无知而不是知情的公民消费者。一位理论家指出，如果对政治事务的普遍无知如今成为“新常态”，当务之急就是建立更小、更加地方化、更加无关紧要的政府(我注意到，就好比政府在范围和机构方面的缩减，会同步缩减我们的公众利益和生活的现实问题)。
语言，我们最强的交流媒介，是另一个公众无知的领域。在美国，许许多多的人因不能掌握第二语言(尽管他们接受了多年的教育)而感到窘迫和不满。这种无能，以令人不安的频率，与对“外国”言语的敌意相伴。这一切能够体现在一个最近广为报道的事件当中。佛蒙特州一位学习拉丁语的八年级学生提出，她所在的州应该有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拉丁语格言，以与英语格言相配，一位国会议员赞成提交她的提议。她提交的格言是：Stella quarta decima fulgea (“让第十四颗星闪亮”)——暗指佛蒙特州加入联邦的地位。当她的想法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大批的蒙昧无知者反击道：“我认为佛蒙特州是美国人的而不是拉丁人的，不是吗？拉丁语地区有没有美国格言？”“滚蛋！这里是美国，不是墨西哥，不是拉丁美洲。他们有必要学习我们的语言……”“绝对不行！！！废话连篇，他们有自己的国家。”可悲的是，这些都是典型的愤怒帖子。
在某些底线之下，无知无法认识自身。虚假信念构建了无知之网，进而与其他虚假信念和错误行为相结合。2014年的一项调查，使用了2000多名美国人作为全国样本，调查了公民关于美国对乌克兰冲突的合适回应的观点。
该研究还要求受访者指出乌克兰在世界地图上的定位。尽管大约1/6的人正确指出了乌克兰的方位，但是仍有一半人回答的位置距离乌克兰1800英里之遥。许多人把乌克兰置于亚洲或非洲，有些人甚至把乌克兰说成在拉丁美洲或加拿大。更糟糕的是，调查得出的相关性更加令人震惊：受访者对乌克兰的位置了解越少，就越可能敦促美国干预冲突。
各种各样的无知，与自大或偏执结合时，尤其危险。正如歌德(Goethe)评论的那样：“没有什么比行动中的无知更可怕的了。”真正骇人听闻的是：2012年，威斯康星州锡克教的六名教徒被一名男子射*，他误以为他们是穆斯林——这是自“9·11”事件以来，数百起针对美国锡克教徒的仇恨犯罪中的一起。
被无知文化塑造的公众话语
然而，与讨厌的公众无知相比，无知文化更加有过之。在无知文化中，骇人听闻的无知不仅泛滥，而且被夸耀，甚至被歌颂。无知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立场。
美国人生活中顽固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有据可查。对“书本学习”的蔑视，对现行秩序观点的扭曲怀疑论，相信“常识”胜过专家，对城市生活和价值观的怀疑——这一切都刻画了美国人公众生活中的民粹主义。无论哪些有思想的怀疑论会激励这种观念，它都被那些以其无知而任性骄傲的人所扭曲。有的时候，此种态度可能是阶级嫉妒变为怨恨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眼中钉，但这通常只是出于宗教或政治理由所采取的防御姿态。(“我不是科学家”，政客们如是说，他们希望避免公开承认气候变化或进化论——似乎这种轻松的无知的托词是可原谅、可称赞的。)
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2023）剧照。
鄙视公认的知识，往往被称为对“真正的真相”的个人的特别洞见而获得支持——阴谋论的内幕知识，只有动议者可获的信息，或只向个体“揭示”的真相。但是，这些所谓的精明者对深奥知识的声称仅仅是精心伪装的无知形式。如今，它们数量众多。它们不是慈祥的怪人；它们塑造了公众话语。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资本，与固执无知(willful ignorance)战斗：“接种疫苗会导致自闭症。”“地球有4004年的历史，尼安德特人与恐龙一起漫步。”“我国的严冬否证了全球变暖。”“奥巴马(Obama)总统是穆斯林。”“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从未发生。”“大规模的选民欺诈使得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赢得了大多数选民支持。”此类声称表明了拒绝知情和否认错误的可能性。支持者声称他们有“相信权”(right to believe)——这是一种对其信仰不负责任的愚蠢说法。许多人只是否认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对政策、实践和人们的珍爱信仰是错误的。
目前，对这一现象有一个互联网俚语：derp。这种无知大行其道之时，不仅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甚至难以承认它们是问题。谁会为真相哭泣？尽管无知与愚昧及无理性的含义截然不同，但在此类情形下，人们却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无知(ignorance)，在通常意义上，是缺乏知识。
愚昧(stupidity)，是精神愚钝，表示无法学习，或始终对学习缺乏兴趣。尽管愚昧肯定是一个影响因素，但将普遍存在的愚昧作为这种无知文化唯一的、简单的解释，是廉价的还原主义和不公平的轻视。无理性(unreason)，指的是任何形式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诸如故意的自毁行为、肯定自相矛盾的信念。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愚昧无可救药。一个人可以无知但不是愚蠢的或非理性的，尽管愚昧肯定会在一个令人深刻的阵地上产生无知。非理性并非不知，而是出于有知而反其道而行之——尽管固执无知确实是非理性的。
如今的无知文化纷繁而复杂。它不仅仅是普遍的、应受谴责的无知；它涉及对主流信息来源的不信任，以及对形成信念的合理性因素的排斥。它抛弃了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为我们服务的制度以及来之不易的知识标准，而正是这些制度和标准创造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条件。盲目而又奇怪的是，个体会既拒斥科学知识又使用科学知识产生的技术。
证据和结论被有选择地接受，通常是为了符合某些颠扑不破的意识形态承诺。这种无知文化不重视专业知识的价值和权威，而倾向于分享意见。这种空洞的“相信权”(我将在第七章中讨论这一主张)与被听取权(right to beheard)有关。我们不禁要问，用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的卡通人物呆伯特(Dilbert)的话：“无知何时成了一种观点？”
电影《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2023）剧照。
社会批评家指出了这种无知文化许多可能的促成条件：极端主义宗教和党派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制度和理想(包括真理和理性)的后现代解构；新闻和娱乐混为一谈以及媒体试图提供“公正”报道的误导；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的引诱；纯粹科学因“赞助”研究和利润动机所致的腐败；“理性中心的沉默”；许多其他有创意、有创造力的候选者。如今，“用户偏好”这一技术能够继续维持我们的无知。不管信念是什么，我们都可以享受惬意的信息茧房(informational cocoon)，在信息茧房里，我们只会听到自己喜欢的新闻、观点、音乐和声音。有可能挑战我们观点的思想，永远不会触及我们。不管其原因如何，无知文化反映了意志战胜理性、可信客观性概念的丧失以及民主认识论的剧变。
诚然，它的参与者会否认无知与其有关。但是，当你破坏知识的概念时，也破坏了无知的概念。
本文选自《无知有解：未知事物的奇妙影响》，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美]丹尼尔·R.德尼科拉
摘编/何也
编辑/张婷
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