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记忆命名》
席慕蓉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09
席慕蓉发现这个错误时，这首长诗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反复阅读和至少四次仔细校对，诗集的简体版已经在北京印制完成，作家出版社已经开始发行。席慕蓉的朋友们安慰她道：“你从小是在汉文化的教育体系里长大，恐怕有很多影响连自己也不知道。”
在很长时间内，席慕蓉都无法原谅自己犯下的这个荒谬错误，直到看完《我给记忆命名》全书的初校稿，她终于决定和自己和解。“或许还是会不断地出错，或许永远也达不到那个渺不可及的目标，可是能够走在这条回家的长路上，不也是靠着在自己的生命里已经是共生状态的两种文化的滋养吗？”
“难道只有有楼房的工业文明
才叫现代文明吗？”
虽说“仙境”是每个人的向往，然而“故乡”却是属于一个特定族群私有的宝物。如何让这宝物不因他人的轻慢闯入而变为一处只是供应众人消费（甚至浪费）的“仙境”？
——摘自席慕蓉日记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台东
“回家”并未如席慕蓉所料，解除她的终身之忧，反而给席慕蓉带来了新的哀愁，甚至是愤怒。
2005年，席慕蓉曾经参观过一间小博物馆。博物馆的墙上挖了很多凹槽，底部平，上方拱。远远看去，像是一座座墓穴，走近一看，才知道每一个墓穴内放着一副马鞍。身边的馆员得意地向她夸耀，他们有着多么丰富的马鞍收藏。6年后，她站在河西走廊某个城市一座新盖好的巨大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开始思索，如果一个牧民把他的最后一匹马卖了，马鞭要丢在这个偌大的广场的哪一个角落。
2007年，席慕蓉来到大兴安岭北麓的敖鲁古雅，看到的却是空无一人的山中小镇。当地以封山育林的名义，将原本居住在此的、与森林共生的鄂温克猎民迁移下山，可取而代之的是加拿大华人投资的狩猎场。原来的砖房被用木片包装起来，“伪装”成山中狩猎的小木屋。外围以“护城河”装点，通过吊桥式的大门来控制通路。
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草原深处，也发生在台湾，冥冥之中构成了一种时代的呼应。2012年，席慕蓉在台东美术馆办画展时，顺便到县道一九七骑车。当地国家公园的建立和原住民生活状况的改变让她发出感慨：“相对于台湾早先的居民，在这座岛屿上，我们有哪一个人不是闯入者？”
不管是海峡对岸还是草原深处，原住民生存状况的相似性引发了席慕蓉的进一步思考，“此刻这个带着善意进入山林的我，会不会终于造成恶果？人的流动，包括一切附属的*和物件的流动，在初始或许是带着善意。但是，太频繁和太大量之后，那种善意，如果没有什么东西来牵制和规范的话，一样是会造成恶果的。”
席慕蓉将多年的耳闻目睹连同所思所想写进了《余生》这首诗里：“牧民的老母亲说：‘住在楼房里，沾不到土地，总是觉得头晕。’有人向我转述，觉得好笑，我却心中惨然。”在她看来，强行改变牧民的生活方式，强行剥夺他们从劳作中获得的成就感，并美其名曰享受文明，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
她也并不认为所谓的现代就意味着将牧民从草原上连根拔起，简单粗暴地移植到城市中，将他们强行嵌入所谓现代生活。“现代文明可以跟游牧文明结合，比如远距离教学，小孩子可以就近读书，不用跑到城市里面上课。运输工具的发展和医疗的进步，只要能帮助牧民生活得更好，就和游牧族群之间没有冲突。但如果现代文明意味着一定要把牧民放到楼房里，那就可恶到极点了。难道只有有楼房的工业文明才是现代吗？哪有这种说法？”
如今的席慕蓉，已经将最初的惊讶和愤怒变成了身体力行的实际行动。在过去五年中，席慕蓉每年都会去拜访克什克腾草原深处的三位牧马人，她带着老式的录音机和摄影师，试图用声音和图像的形式将牧马人和马群的关系记录下来。
《我给记忆命名》一书中收录了牧民铁穆尔在2008年写给席慕蓉的一封信，信中写道：“随着草原的缩小和游牧人的衰落，我们家游牧的历史也走到了最后一幕，因为我年迈的阿爸为这个忙碌和艰辛的放牧已拼命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加之祁连山的高山草原不断有人开煤矿、建楼房，连高山牧场和雪山深处也开始挖煤或建水电站，植被脆弱、水源有限的祁连山南北麓终将难逃厄运。“当年匈奴牧人的歌谣‘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真是把一切都道尽。是隐语和谶歌。”铁穆尔在信的结尾说。
-End-
编辑：孙莳麦
《我给记忆命名》| 席慕蓉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席慕蓉的散文书写有了更广大的格局，有了更深刻的视野，但是，我相信她仍然是矛盾的，或许她仍然愿意是那个对一切美好怀抱梦想、隔着距离、单纯向往美丽草原的过去的自己，但是，显然书写创作使她一往直前，再也无法回头了。
——蒋勋
她的一支笔既含蓄又浅显，既委婉又迫切，既激动又平易，既一针见血又十面埋伏，“反复”到底可以叹为观止了。
——王鼎钧
她的散文的特色就是抒情风格，这可能是因为也写诗的关系，文字敏感细腻，与其说是画家的散文，不如说是诗人的散文。
——痖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