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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适野
席慕容《月光下的白马》，油画，1993年
图片来源：《我给记忆命名》
来源：界面文化
撰文：傅适野
“太没出息了我，还没开始说就先哭了一场！”坐在沙发上的席慕蓉把眼镜微微下拉，手指探进眼窝，擦掉打转的眼泪。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这个动作她重复了五次。
很多人知道席慕蓉，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她被塑造成一位细腻敏感的抒情诗人，擅用优美的词句阐释和表达爱。她也被解读成了情深意切的思乡者，在海峡对岸持久凝望故乡。
1980年，席慕蓉曾创作过一首现代诗《一棵开花的树》，这首诗后来被选入大学语文教科书。有人把这首诗和郑愁予的《错误》相对照，认为《一棵开花的树》是一个女子的爱情观，“我哒哒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则是男子的爱情观。席慕蓉很生气，“怎么把我的诗这样子在教科书里定性啊？”后来朋友劝她：“你放心，有的学生比老师还聪明。如果一百个学生里面，有一个晓得不是这么回事也就够了，对不对？”
席慕蓉（王纪言摄，2013年，香港书展）
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她又被挪用为鸡汤名言的代表人物，诸如“席慕蓉最美19句话，第几句感动了你”这类文章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为流传。她的诗歌被肢解、被拆分，脱离开原来的语境，以碎片化的“语录”形式，“抚慰”着现代人空虚寂寞的心灵。
上述种种对她的误读、窄化和扁平化解读，都会在席慕蓉本人面前不攻自破。当这位声若洪钟的76岁老人真切地站在你面前，用带着台湾腔的普通话讲述她的蒙古血统，又或者偶尔切换到一口流利的粤语时，她盘根错节的个人历史以及背后映照出的家族、民族和国运的流变令人震撼。
1943年生于重庆，1949年迁至香港，1954年迁至台湾，1989年第一次造访心中的原乡蒙古高原，种种辗转让她对故乡既疏离又靠近，她在流离中成为了一位熟悉的陌生人、一位文化的转译者。
“我一直活在一个转译的世界里。”在席慕蓉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我给记忆命名》中，她这样写道。“当你年深日久地处在原文之中，有时距离消失，你反而会对她一切的独特之处，视而不见了。我的幸运，是不是因为心中一直有着渴望，而实际上又对眼前的草原一无所知呢？”
“为什么当你隐入群体，
我们却必须世代为敌”
这样武断地以绝对轻视的观念来侮辱另外一个民族是我最不能忍受的，我们不能帮助人就罢了，怎么还能诋毁人呢？
——摘自席慕蓉日记
一九六四年九月九日 印度洋
1954年，席慕蓉跟随父母从香港迁至台湾，入读北二女（今中山女高）初中二年级。也是从那时起，她有了记日记的习惯。自幼跟随父母辗转各地，席慕蓉在不同学校短暂停留，无甚朋友。后来去了香港，由于不会说广东话，也经常遭到同学排斥。到台湾后，日记便成了席慕蓉的亲密朋友。她在日记里诉说自己的孤独，也吐露考试和成绩带来的焦虑。这种焦虑不仅关乎个体，还关乎种族。
在1959年6月2日的日记中，席慕蓉写到父亲对她的一次责骂。“本来人人都夸你好，而且都传到屏东去了，说你在北师挣下了好名声，蒙古学生品学兼优，到今天如果不及格破坏了一切，不许你这样，你毕业考不能再给我考坏了。”席慕蓉不仅是一个个体，她还代表着“蒙古人”这一群体。
虽然在初中二年级前，她一直不认为蒙古人和汉人有什么区别。她和朋友相处融洽，从不以民族做区分。但后来的一堂地理课伤了她的心，她至今谈起这段往事仍会落泪，也不愿意回想或者描述这位地理老师具体说了什么。在那堂课上，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老师戏谑地将“游牧文化”解释为对他人的歧视和排斥，“那天全班同学都在大笑，下课后同学和老师都若无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