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生
很长时间里，一提到长城，我心中就涌起一股敬畏之情，总觉得中国人民的坚韧，在长城的修筑上彰显得淋漓尽致。
我实在想不出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像我们的先民那样有如此多的毅力和恒心，用两千多年的时间来筑就一项长达8851.8千米的防御工程。
我也想不出世界上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渴望和平与安宁。
长城早已是世界文化遗产，委实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杰作，但近期读柏拉图《法律篇》的一段话，却刷新了我对长城的认知。
柏拉图笔下的雅典人，提醒国家的执政者，不要太重视城墙的作用。
以为修了铜墙铁壁，就能在城墙内高枕无忧，结果却可能适得其反。原因何在？这位雅典人解释道：
“……城墙决不会带来城市生活的健康，反而会普遍地使城里人的灵魂变得软弱无力。城墙诱使居民在城内寻找庇护所，而置进犯的敌人于不顾，城墙也诱惑居民在放松日夜不停的警戒，使他们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真正安全的办法，把自己关在城墙内，躲在城墙垛子后面睡觉，就好像他们生来就是为了躲避辛苦似的，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安宁必定来自辛苦，而不光荣的安宁和懒惰会带来更大的辛苦和麻烦。”
这段话说得真好，仿佛中国传统的历史就为它作了最好的注脚。
修筑长城，本是为了抵御北方的“蛮族”入侵，维护中原的和平与稳定，但讽刺的是，在未修筑长城以前，以及在长城修筑的早期，华夏政权都能很好地痛击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气概，尽显大汉王者之师。“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英勇，使得李唐王朝无须长城的烽火，仍能威震西域。到了宋、明、清，修筑长城不可谓不勤，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保境安民。
随着时间推移，长城即使仍有巩固边防、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这作用也减弱了。在长城边防作用日减的情况下，还劳民伤财大筑长城，岂是固国良策？
如柏拉图所言，则大肆修筑长城还使得中华民族更加软弱。过度渴望安宁与和平，将之押注在一项防御工程上，以为从此可得苟安，由此带来的安全隐患，往往比没有防御工程更大。就像二战前，法德边境上的马奇诺防线，法军以为凭着它就可以高枕无忧，哪知德国绕到背部的高地偷袭，法军瞬间慌了神，一溃千里，“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也成了笑话。
再看我们的历史，南宋、北宋偏安一隅，以为外奉金银、内固长城便能换来盛世太平，却终被骁勇“蛮族”灭国。明长城不可谓不著名，但在征服者的雄心壮志面前，它不过是一道关口而已。跨过了那道关口，整个帝国便匍匐在脚下。
统治者在大肆修筑长城时，要是能深刻领会“真正的安宁必定来自辛苦，而不光荣的安宁和懒惰会带来更大的辛苦和麻烦”的道理，也许灭国丧身的悲剧就不会一再出现了。其实我们的古人也有警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没有长城，有利于统治者保持警惕，对外不敢疏忽，对内不能暴虐。这何尝不是居安思危之道？若反之，以为有了长城，对外足以御强敌，对内可以为所欲为，就不免骄奢淫逸而亡。
其实，长城的防御就算重要，也不可能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永远是民族自身的强大，是国民的强大。有道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一个充满阳刚气概的民族，一个不屑于“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的民族，一个“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民族，一个人人崇奉强力的民族，外敌是征服不了，灭不掉的。就算一时败走，它也能很快卷土重来，重振旗鼓。这也正是中华民族鼎盛时期的气概。但从封建统治者施行一系列愚民政策之后，从文化专制开始，从虚文浮礼占据主流意识后，统治的根基是更牢固了，人民的阳刚血气、民族的雄风却日益衰弱。
当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大清的统治者们惊慌失措，旋即以为强国的根基就在于那些坚船利炮，殊不知，一群奴才怎敌得过一支个个彪悍的军队？大清的统治者看不透，遍历欧美的孙中山却看透了。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写道：“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归根到底，地也好，物也好，货也好，都离不开人的经营，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民才是国家根本之根本。大清统治者不明白这一点，不从根本上让人民富强，却寄望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经甲午中日战争一战，“洋务运动”以自强的希望也从此破灭了。
民强则国强，而国强，民未必强。若国强而民弱，则苏联解体也是醒目的前车之鉴。再看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其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强大无一不得益于人民强大的创造力。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数量
是一国人民创造力的一大体现
我们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再一次表明：人民的富强乃国家强盛的根基。
还有无数的历史，无须细数，皆足以证明：人民的富强才是一个国家最坚不可摧的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