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会读到古今著述中的古代人物小传，在撰写专著与论文时，常常需要自己写人物小传。但人物小传的撰写，往往不为学界所重，认为不过是抄撮成说，剪截数语，既无创新，更无学术质量。实不知小传的撰写，其内容包括传主姓名、生卒、字号、籍贯、科第、仕履、谥号与著述等，要求用寥寥数语，高度浓缩传主的一生，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需要撰写者有较高的专业素养与学术能力。笔者在平素所读专著论文中，发现有不少人很难写出一篇合格的人物小传，觉得有必要谈谈这个看起来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
那么，人物小传的撰写，有哪些标准与要求？又有哪些疑点与难点？怎么才能写出一篇合格的人物小传呢？我们以古代人物小传的撰写为例，谈一点自己的浅见。
一 传主姓名、生卒年与字号的考证与选择
古代人物传主的姓名，大部分是明白无误的。但也有些特殊情况：一是改名或多名，如清代学者惠周惕，初名恕，后改名周惕。二是名不显而以字行，如唐孟浩然（名浩）、明唐伯虎（名寅）、清顾千里（名广圻）等。此类可作“惠周惕，原名恕，后改今名”，“蒋廷锡，一名（或又名）酉君”，“孟浩然，名浩，以字行”即可。另有因避讳、避祸等原因，改名、改姓甚至一改再改者，这种特殊情况，遇到时可用一二句话略作说明。有些仅知姓而不知名，或者姓名皆佚的人物，可作“宋某”“佚名”等，日、韩学者多喜用“未详”，术语通变，各随习惯而已。
历代著名人物，多数有准确的生卒年，在小传中现行通用的做法，是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如“顾炎武（1613—1682）”。不是特殊需要，一般不用详细到生卒年的月日。如果仅知生年不知卒年，或者仅知卒年不知生年，可用问号替代，如“黄仪（1636—？）”“胡会恩（？—1715）”等。对于生卒年皆无可考之人，有些人喜欢用“宋某（？—？）”的方式，窃以为只用“宋某”即可，因为“（？—？）”没有提供任何有效信息，反而是一种符号干扰，乱人眼目，不如省略为好。
顾炎武像
有些传主生卒年未知的（这种情况往往也没有碑传与年谱等可查），可以自己尝试做些小小考证，诗文序跋，友朋记载，等等，有时会有线索可循，比如古人喜欢在生日当天赋诗，如果能查到作者在某年某日写过《五十初度》之类的诗，就基本可以断定其生年；有些诗歌会哀悼新逝的友人，从中可以推算到其卒年。当然了，常常是查考一圈，费力费时，仍了无所得，但你知道此人生卒年不可考，又何尝不是一种得呢！
传主生卒年，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有些传主的生卒年，诸说并存，这时应采用大多数人的说法，即所谓“从众”。还有一种情况常常会被忽略，就是在遇到传主的生卒年在农历十一月甚至更后，在转换成公元纪年的时候，就一定要查一下是否有跨年的情况发生。比如清人戴震，出生于雍正元年（1723）十二月十三日，而公元纪年已经跨年，为1724年1月19日，我们标注戴氏的生卒年就不能是“1723—1777”，而应该是“1724—1777”。尤其是农历后半年有闰月时，传主出生日期进入十月，就应该查是否越年。又古人计年用虚岁，今应按之以实，如不注意的话，在计算传主岁数时，往往会多出一岁甚至两岁。此类小小，切不可忽略。
对于不明时代的人物，要尽最大可能查考其蛛丝马迹，比如其是否与名家有过交往。我们当年整理《全宋诗》的时候，就采用一位大家带一批小家的做法。比如某人只有一首诗传世，是与王安石唱和之作，那在排序时就让他跟在王氏后面，我称之为“挂在名家腰带上”。如果你翻阅《全宋诗》就会看到，大家的后面排着一串儿不知名的小家，好歹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相对准确的时代位置，此人就由孤魂野鬼变成有时代的人了。
传主字号的记录，貌似毫无问题，实则不然。古人名字多由父母所取，不会轻易更动，但别号、斋号、室名等，却是自娱自乐，非常随意。例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一生所取别号、斋名多达三四十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别号都照录，只能择要选当时及后人常用的一至三个即可，但这种选择也是你学术能力的体现，因为弄不好你选择的并不是传主常用的，反而是罕用罕见的，那就有失严谨了。
释、道二教的人物，有释名、法号、道号等，儒家学者也喜取用，如清代江藩幼时佞佛，自号“辟支迦罗居士”。古代作家与江湖人士等，往往还有外号、诨号、绰号。近现代还有笔名、化名，艺人有艺名等，如鲁迅、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等，其实都是笔名。到了今天，更有网名、微信名等，将来的研究者在考证时，恐怕也得费一番心力了。
二 传主籍贯的表述需规范与严谨
现时流行给古代人物传记做籍贯标记，是记述传主当时的籍贯，并括注以今地。这似乎也不值一提，但却暗含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也最容易出错，需要认真对待。
古人称自己的籍贯，或者给师友撰写碑状，往往喜欢古雅，好用旧称，甚至简称，比如清代孙星衍，为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但他常常用古称“兰陵”或“延陵”，如果我们尊用不改，就既不是当时官方正规的籍贯名，更会产生混淆，因为今天山东有兰陵县（原兰陵县，后改苍山等县名，2014年恢复兰陵县）。又如清代方苞称“桐城”为“桐”，就受到钱大昕的批评，因为“桐”不仅指“桐城”，还可以是“桐乡”与“桐庐”，都是平行的县级行政单位，百馀年后何从辨别？钱大昕对《元史》中好用古称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元史·张飞雄传》称：“琅琊临沂人。”钱氏《廿二史考异》卷九八云：“案史家书籍贯，宜用当时州县之名。此《传》所云‘琅琊临沂人’，《赵瑨传》云‘云中蔚州人’，《赵宏伟传》云‘甘陵人’，《熊朋来传》云‘豫章人’，《牟应龙传》云‘其先蜀人，后徙居吴兴’，《宇文公谅传》‘今为吴兴人’。考元时无此郡县名，史家失于讨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