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中，我们探究了“道”的两大特性。第二大特性“渊兮，似万物之宗”对应的功效是“解其纷”。
我们也分享了“无为之术”的核心在于“无私”、“无心”，《道德经》对于这些概念都是以“天地”作比，因为“天地”之德最为无私、也最为无心。它们所示范的，正是一种“不做”什么的处世哲学，让许多人觉得虚无缥缈，不知如何是好。 对此，大家可能会问：我们是否应该进一步探讨“如何去做”呢？否则，如何能够达到“天下归心”？
老子深谋远虑，在《道德经》紧接着用一个比“天地”更具体的象征来阐释——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惟不争，故无尤。
水的品德被喻为“至善”，它“善”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最贴近“天地”之德。当我们探询“如何行动”的时候，水的德性无疑是最为合适的榜样。水的至善，在于滋润万物而不争夺，它安处人们所不愿的低下之地。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多湿、多污的地方，一直被人所厌恶。水的至善就在于，不仅赋予了生命以可能，默默地站在生命循环的起点，而却乐于常驻低洼潮湿污浊的地方。
相对于世俗的帝王，他们享受荣耀与功绩，一旦取得成就便沾沾自喜。帝王之所以容易迷失，是因为他们坐拥世间资源，追求舒适奢华，尤其在巨大成就面前更是自视天命。 水却截然相反，它在功绩显著时并不喜悦，在环境恶劣时也不厌弃，顺境逆境皆不可易其心。这正是所谓“空心不动”。
此心境，需至虚至静，方可与“道”相合。 那么，水善的奥秘何在？它虽能利万物，却常居卑微，恬淡无争。有人疑惑，若论功绩，空气亦能与水匹敌，为何老子不取空气做比？因空气无所不在，不能体现出水般“无争”的特质。又有人质疑，若以水的卑下为善，岂不是意味着高高在上的“天”则非善？ 二者之关系应该这样理解：“天”代表的“果德”，“水”代表的“修德”。而“无心”则是最终的状态。
如果不能直接做到“无心”，那么就应该从逆境与顺境检验自己的内心。一个圣王，治理天下，能否做到“无心”，需要从“无私”做起；要达到“无私”，须在“无争”的实践中不断检验。 因此，我们必须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学习水的品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达到“天地”之德的境界。 至于如何具体实施这一至善之道，则需要从水的“无争”品质入手，老子在后文中用七个方面详尽地解释了水的这种德性。
第一：“居善地”
居，就是安守；
善地，就是与道相应之地，
一位真正的圣王，如同沉静深远的水，不仅滋润大地，更隐匿在最不引人注目的角落，体现了大道至简的精髓。反观历史中的大禹，他的伟大不仅在于治水的功勋，更在于他那淡泊名利、顺应自然的“居善地”之心。如孔子对大禹的称赞：
“禹，吾无间然矣！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他没有沉迷于权力的诱惑，而是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大道。
在现代社会的喧嚣中，我们不禁思考，为何即便在这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的幸福感却不如古时？答案在于，真正的安宁来源于内心。当权者的贪欲会釀成禍端，影响民众的心态，荣华富贵不能掩盖内心的贫瘠。正如《康熙王朝》里的康熙名言：“朝廷烂一点，国家烂一片”，一位统治者的贪婪会腐蚀整个王朝，最终的代价需要由百姓承担。
真正的圣王们明白，要治理好天下，必须先净化自己的心灵。历史上那些遵循“无为之治”的君王，最根本的是自己要成为一个“无为”的人。如汉文帝，汉以后，真正的“道家之治”只存在于“文景之治”。正是因为他心如止水，不为私欲所动。一个圣王要想以“无争”治天下，最根本的自己要成为一个无知无欲的人。倘若有知有欲，想不争都很勉强。所以，对于“不争”，无知无欲算是釜底抽薪的方法。
第二：“心善渊”
“渊”，这就与“渊兮，似万物之宗。”相对应。我们讲道的“渊”时是这样定义的：“沉静而深远，高深不可测。”
至于心灵的深度，“心善渊”说明了我们应该如何持守心灵的平静。就像深不见底的渊水，表面平静而内在深远。世人常说的“城府深”，不过是暗藏私心之举，是心中有私，然后刻意训练得很有涵养。但只要心中有私，不论怎么训练，总会露出马脚，总会被比他私利少的人看透他的内心。
如《大学》所言：“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
而真正的深谋远虑，在于一个彻底“无私”的心灵。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心中真正无私的人，反倒不必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骂，无不流露出大公无私，传递给人的都是一片慈爱之心。如五代十国的冯道的名言：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
这样的人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才是真正的深不可测！
第三：“与善仁”
“与”，就是给予的意思。
圣王，以无欲无私之心仁爱天下，他们所施予的不仅仅是仁爱，而是一种无需回报的纯粹。这份仁爱是毫无保留的赠与，无须人知；他们的给予，就如同水一般自然而然，无需痕迹。
在这样的真诚之中，没有强加于人的压力，没有让人感到不自在的义务。圣王的施恩，是如阴阳交替般自然，是如水流不息般恒定。因为不求回报，他们的恩情就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天下人的心中，这份仁爱如同自家亲人般温暖与亲切。然而，每个家庭都希望能在亲情中传递这份无私的关爱，我们亦需要反省，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与善仁"。反观那些精明的商人，在做业务时把请客送礼做得像穿衣吃饭那样自然，让那些贪官把受贿都觉得很天经地义。毫无负罪感，甚至毫无一点违和感！不可否认，从“术”的角度上看，他们也属于把“与善仁”做得很极致的类型。
第四：“言善信”
“信”，就是只要条件相同，一种事物必然会重复地出现。如大阳每天东升西落，就是一种“信”。如同我们期待的潮涨潮落，这也一种信，所以叫潮信。同样，人和人直接也期待诚实与信任。通过学习《论语》我们知道，信是属于“义”的范畴，而“义”又是“仁”的前提。圣王要施仁爱于天下，前提必须是已取得天下的信任。故孔子教导我们，信任是国治之本，比经济和军事更为根本。
至善的信任不是仅仅不欺人那么简单，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诚意——这就是不自欺。真正的圣王不需要语言，他们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预见百姓的需要，并及时给予；即便有时表面上的失误，百姓也会因感受到圣王心与己心的合一，而给予理解与支持。这就是"不言而信"的境界，没有语言，但是信任却如潮汐般稳定。
第五：“政善治”
《论语》里面亦有“敬事而信”。敬事，是一种夙夜匪懈般的投入于事的精神。如果你连事情都做不好，那即便是非常真诚地讲出去的话，往往也无法兑现的。对于一个圣王来讲亦如是，要想能取信于民，前提是要有把天下治理好的能力。治国的众多径路，儒家的仁义与法家的严刑峻法，在《道德经》看来，皆与“道”背道而驰，未能尊重百姓之本性。真善的治理应如水般润物无声，不以力驭而是以柔软之力引领万物，不执着于形态而适应变幻。
所以，善治天下者，应当承认百姓天性本自圆满，不必加以改造，亦不附加任何意志于民众之上，只需引导向着“无知无欲”之道行进。在政治上，所可做的就是“实腹”、“强骨”而已。
如庄子所言：“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
庄子语中的天下治理之道，于常性中聚同德，既无须过度操心，同时也使百姓从道中获得高质量的生活方式。即：
“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
第六：“事善能”
于事之能，湛然处之，身心如水，无固态亦如水流，随遇而安，随形而变，这是至柔的天性，是无与伦比的沟通智慧。面对各种环境与挑战，人亦应无形无态，方得自在。是故，水不争而普及于万物，人亦得圆融，无所抗争。此“善能”之妙，也就是前面讲“渊兮似万物之宗”的“不立一法”。也就是说对自己的观念、想法、道理不执着。
《道德经》揭示的是“无为而治”的治理法则，其法乃“柔弱胜刚强”。因此，圣王之道不在于繁杂之扰民，不在于迎合时代之“发展创新”，乃在于净化心灵，将琐碎执念与私欲之心一扫而空。在“无知”与“无欲”的天平上，先以“无知”的心态开启一切圆融无碍，而“无欲”则随之而来，渐入佳境。是以达到心心相印，无言而信之境界。
第七：“动善时”
在道的光辉指引下，我们认知即使是最卓越的才智，也须顺应自然的法则去运用。正如智者诸葛亮的一生，尽管智慧超凡，最终抵不过天道的运行，以失败告终。说水能利万物，它有个先决条件：适时而动。
所谓“好雨知时节”：在春天田野需要滋润时，雨水悄然降落；盛夏作物渴望生长之际，雨量就适时增大，欣然响应；然到了冬日的宁静，不需要雨了，它就凝结起来。此所谓“应期而动，不失天时”。
反之，若偏离了自然赋予的节奏，缺水时却无雨，便有了旱灾；不需时却倾盆，洪灾便随之而来。
故，“善于利益万物”的水，适时而动是根本前提。
同样，对于人而言，一个人再怎样才华横溢，若不在恰当时宜之际施展，那么他的能力也只是昙花一现。即便是以高深策略出名的《鬼谷子》，开章亦提醒我们：
“持枢，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虽成必败。”
真正的明君，宛若化身无为，慧眼洞察时机，只在人民需要时出手，有求于他则应助，无事则退避三舍，游刃有余。
反之，为了实现自己的丰功伟绩，随时都蠢蠢欲动。所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却不知这全是顺行而逆，不是为了民众，而只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常有试图改造自然之举，所做的往往对人民毫无用处。这些行为背离了“动善时”的核心。
这七条，就是《道德经》告诫圣王当效法水之“不争”的德性而总结出的七条治理方法。
“不争”，“不争”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大有作为——避免无谓的争斗，而追求与天道相符的崇高。这就是真正的“无争之争”，它不仅能化解纷争，能成就“天下共主”之大争，反而还能人神共喜，无怨无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