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晴是盐城人，2001年来南京上大学，毕业后留在这儿，找了份和专业勉强对口的工作，没几年就辞职回到老家。后来她弟弟在南京扎稳脚跟，又把一家人接过去。但她和弟弟的关系不好，父母重男轻女，一种寄人篱下的别扭感时常萦绕于心。
郑明出现得恰到好处。当时她在湖边跑步时撞见他，一天又一天。他是个高挑、瘦削的男人，也是盐城人，比她小五岁，在南京一家国企上班，有着不错的经济能力。因工作需要，他经常出差，得知郭晴和家人住在一块不舒服，便让郭晴搬到他家住，反正自己的房子也空着。她同意了。
两人坠入爱河，每天有无数的话要聊。她从小到大都得不到父母的重视，感觉对方也是如此。对方有一个很强势的母亲，她的妈妈也是。有哥们形容对方是“妈宝男”，传到她耳边，“就当笑话一听”。
她收到对方无微不至的关爱，出去约会，会为怕冷的她准备好帽子手套围巾；下车时，会过来帮她打开车门；不管在哪都喊她老婆，虽然他们没有结婚。有天她意外怀上孩子，不知该怎么办。
她在郑明的陪同下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既然上天送给你们一个小天使，为什么要打掉他？”旁边的实习医生*一句，有些人打掉一次后，再来医院便是因为不孕不育。她更犹豫了。
郑明去北京出差，带她上协和医院。协和的医生也劝她生下来。“打个胎怎么那么难啊，”她动摇了，索性就生下来。那是2018年初，在她的孕期里，郑明的表现无从指摘，她想不出哪里能找得到更好的男友。
“那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变了？”我问道。
“春节过后，”郭晴说，“过年他自己回老家了，回来之后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
她坚称郑明就是那次回家“被他爸妈洗脑”。因为年龄差距，他们的爱情一直受到郑明父母的反对。
那个强势的母亲看起来就尖酸刻薄，郭晴揣测，一定说了不少她的坏话，一定撺掇儿子说女人不听话就要打，以至于在坐月子的最后一天，郑明第一次动手打了她。她只是对郑明晚回家发了点牢*，没想到竟吃到几下重拳。
具体怎么打也忘了，反正最后衣服都撕破了。她不得不求饶。当晚还惊动了郑明的父母，二老从盐城赶过来，到场却开始数落她。家里闹哄哄，二老要赶她走。本来商量好要去领取结婚证，自然黄了。
那时郭晴对家暴没有任何应对经验，她和自己的爸妈说，爸妈将信将疑；找郑明的哥们，哥们也不相信。多好的人啊，他们难以想象这样的人会动手。当我提及南京的家暴庇护所，她还是第一次听说，眼神茫然，继而是好奇。
我告诉她，那是一家挂靠在南京市救助站的机构，成立于2009年，专门为家暴受害者提供生活及法律援助。庇护所只占一层楼，有三间房共六张床位，另外配有健身房、阅览室、宣泄室、心理咨询室、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公共澡堂。
整层楼空荡荡得有些阴森，一位科长领着我在那儿参观。健身房的器械单一，锈迹斑斑。阅览室的杂志封面都褪色了，居然是2005年出版的。我们没法进到宣泄室，仅仅是因为门锁坏了，科长半天打不开，稍微有些尴尬。
科长坦承，十年间只有两个人来寻求庇护。刚成立那年，妇联送来一个受害者，在庇护所住了两天就回家。去年四月份，才接待了第二个人，当时天黑后自己开车过来，说是被爱人打得受不了，“躲一下”，清晨五点钟又悄悄离开。可能怕被人看见吧，科长说，庇护所没法解决家暴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归家庭。”
郭晴对庇护所表示不屑，“躲着有什么用？”
她不愿回到父母家，也不想投靠亲朋好友，两条路均是“自取其辱”。除了酒店，她没有地方可去。孩子还在哺乳期，她每天都用母乳喂养，男孩似乎生来力气就大，经常咬得乳头又痒又疼。
她请求自己的妈妈过来照顾，没想到妈妈开口就谈报酬，她能有多少钱，妈妈没待几天便找个借口打道回府。孩子的作息不定，她没睡过一天好觉。吃饭全靠外卖，她感觉身子一点点垮下去。“我当时还在百度查过，”郭晴突然话锋一转，“渣男的行为这叫遗弃。”
孩子一天天长大，会开口喊妈妈了，会站起来走几步路了，多可爱啊，她想联系郑明，无论怎样，得让孩子看看爸爸。可挨到国庆节，她发现自己打不通郑明的电话。
忽如其来的，她的心凶猛地撞击胸膛：我太累了，凭什么要我一个人带孩子？
国庆假期的尾声，她把孩子带到郑明的公司，对那边的人说，你们帮我看一会，我去吃点东西。她转身便走，“走着走着突然想逃，越走越快。”
图 | 南京家暴庇护所阅览室
有天我陪郭晴上法院执行局找一位姓肖的法官。那个国庆后，孩子据说住在郑家，没让她再见过。渣男给藏起来了，她反复对我说。去年她上法院申请探视权，十月份法院判决下来，准许她每周探望一次，周六上午9点从郑明处接走孩子，周日下午6点送回。
她没见到孩子，十一月底又申请了强制执行，那天郑明也在执行局，当着肖法官的面，两人协定每周在盐城的一家酒店接孩子。这次郭晴来找肖法官，是因为她笃定孩子不会在盐城。
“你按时去盐城了吗？”肖法官厉声质问。
“孩子根本不在那。”郭晴说。
“你去了吗？我要看你去过的证据。”
“我觉得孩子还在南京。”郭晴接着说。前一周她似乎去了盐城，给我发信息说郑明拉黑她的电话，拜托我联系他。我给郑明打电话，发短信，没有回音。一旁的我提醒她，给法官看下当天的车票。她转头说，那天是蹭朋友的车去盐城。
郭晴请求法官惩罚郑明，但法官表示要先看到她按时出现在盐城酒店的证据，才能追究郑明的责任。她强调孩子不在盐城，自己再跑去盐城就“像个傻逼”。法官坚持要她过去。
她突然指责法官欺负妇女，法官怒了，狠狠地拍了下桌子。两人争吵不休。从程序上我能理解法官的说辞，当我试图缓和现场浓烈的火药味时，她胡乱骂了几句，便冲了出去。
肖法官看向我——她脑筋有点偏激，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点点头，刚要替她说点好话，隔壁桌的一位法官加入到我们的对话，“上次她和那男的过来，她一口一个他妈的。”素质很低，那位法官做出总结。
求助法院前，郭晴找过南京市各级妇联，但妇联的机制通常是将案子一层一层往下分配，直到当事人所在的街道妇联，最后建议她走法律途径。不欢而散。她指责妇联也在“和稀泥”。
我探访过南京的一家妇联，分管家暴调解的科长向我介绍她的工作，如何与公检法各部门联动，如何开展各种反家暴的宣传教育活动。妇联经常接到妇女被家暴的案子，有个被丈夫殴打三十多年的妇女，浑身是伤，家人找到妇联，科长直接建议离婚。
“如果是未婚先孕被家暴的呢？”我想起郭晴，忍不住发问。
“我们不调解，我们教育，”科长语气变得严肃，“小姑娘要自重自爱，你都不自重自爱，这结果得自己负。什么叫做家暴，家庭暴力，是一个家庭，你同居两年十年国家都不承认（是婚姻），我们只是基于同情接待你。”
离开执行局后，郭晴临时起意，叫了辆车去郑明居住的小区。她带我走了一遍那晚被打后逃生的路线，来到18号楼旁的草地。她仍然戴着针织帽，上身换了一件羽绒服，眼睛直盯着那栋楼。
突然我听到她叫了一声，你看他家窗外晾着的衣服。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几件白色婴儿衣挂在那儿。
孩子肯定还在这儿，她嘀咕着。可她不敢上楼敲门，“被打怕了”，刚进电梯就开始紧张，最后跑走了。分别之前，我劝她周六再去一趟盐城，并转告肖法官的话，“即便你是想搞他，也得要有理有据。”
图｜郭晴前往执行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