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同志在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23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将8月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
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全球唯一的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示范区……这些年，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浙江走出了一条逐绿前行、因绿而兴的发展之路。浙江的绿色实践有着深远的意义。它证明：低碳发展，绝不等于“躺平式”发展，生态文明和工业文明可以相辅相成。它告诉我们：经济落后不是生态文明，连接生态和经济发展的，是绿色思维，是科技创新，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坚定信念。
不只是浙江，从浙江到全国，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低碳发展时代已然来临！在首个全国生态日，我们精心编发以下文章，希望在总结、梳理浙江、福建等地绿色低碳发展成就与经验的同时，也能够为其他省份带来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空中俯瞰浙江省金华市赤松镇大源村。新华社发
“千万工程”蕴含哪些乡村生态共富密码
作者：李宏伟、张二进（分别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千万工程”是*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是**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2018年，“千万工程”荣膺联合国最高环保荣誉“地球卫士奖”。
今年是浙江“千万工程”正式实施二十周年。20年来，“千万工程”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引领起步，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化提升，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级，深刻改变了浙江农村的面貌，全面提升了乡村生活质量，最关键的是走出了一条乡村生态共富的全新道路，造福了万千农民。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深刻阐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共富这一目标的重要性。
回溯渊源，“千万工程”多年来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成效显著，蕴含了乡村生态共富的深刻内涵。**在浙江工作时深刻指出：“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由此可见，规范高效推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破解“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协调难题，最能够体现人民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同分享，完全符合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取向。
“千万工程”从全面整治乡村环境污染、持续提升乡村生态环境出发，不断推动乡村生态产业发展，推动乡村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资本产品化、生态产品市场化，实现绿色惠民，充分激发乡村奔向共同富裕、建设生态文明，真正实现乡村生态共富。本世纪初，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曾拥有2万多家水晶加工家庭作坊。面对严重的环境污染，“千万工程”倒逼浦江“铁腕治水”，全面整治水晶产业，淘汰“低、小、散”家庭作坊近2万家，规模化企业进入园区集聚发展，实现产业升级与环境美丽的双赢局面，形成全国闻名的“浦江经验”。
继往开来，“千万工程”让之江万千乡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打开浙江高质量发展新通道，“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城乡促融合、全域创和美”的新格局已然形成。“千万工程”的核心精髓是以生态资源为基础、以生态理念为导向、以生态产业为抓手、以生态共富为目标，推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有机融合。“千万工程”不仅融入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景目标和制度设计，还以其先行先试为当前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启示，蕴含着独特的乡村生态共富密码。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各地乡村情况差异较大，面临的问题情境千差万别，在贯彻学习“千万工程”经验、推动乡村生态共富进程中容易走偏走样，陷入简单主义、片面主义甚至急功近利的误区。具体表现为：
“小补容易，大修难。”乡村生态共富，首先需要乡村人居环境的改善。整治乡村人居环境是破解乡村问题的突破口，但往往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部分乡村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直接在局部“涂脂抹粉”，或将山头绿化，或将路边美化——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小修小补，不能从根本上整体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也不能真正实现乡村生态共富。
“塑形容易，塑魂难。”乡村文化传承是乡村生态共富的重要内容。其中，古村落、古文化的保护是“看不见的政绩”，而引进产业、经济发展则是“看得见的政绩”且立竿见影。因此，在现实工作中，部分乡村大拆大建，建成大量“复制粘贴村”，大力开发产业，引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根本转变不合时宜的传统发展理念，没有根本树立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
“授鱼容易，授渔难。”乡村生态共富的关键在人才。但是，部分乡村居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不高，出现了“乡村干部加油干、居民群众一旁看”的现象，如此难免会打击想做事、愿做事人的积极性。此外，大量乡村青年涌入城市工作，而留守的老妇幼群体生态保护意识明显不足，也使得乡村生态共富工作缺少人才支撑。
出现上述误区，是因为部分地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不到位，理念尚未革新，方法不够科学，缺乏系统思维和全局视野。因此，持续深化“千万工程”，必须在新征程上谱写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篇章。
如何“找准病因对症下药”呢？
保持抓铁有痕、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浙江紧盯“千万工程”目标不动摇，始终将其作为“一把手”工程，一任接着一任干，包括每年召开深化“千万工程”现场会，由省委*亲自参加并做工作部署。如今的浙江，田园变公园、村庄变景区，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70个、特色精品村2170个、美丽庭院300多万户，全省90%以上的村庄达到新时代美丽乡村标准——在美丽中国版图上，一幅村美、人和、共富的“之江画卷”徐徐铺展。需要指出的是，乡村生态共富是一项长期任务，无法一蹴而就，需要分阶段、分步骤循序渐进实现。各地应深刻认识到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共富创新理念。乡村共富曾经过多关注物质财富的增长，高耗能、高污染、低产出的产业模式在乡村产业中占有较大比例，“绿水青山”因过度开发而“千疮百孔”。“千万工程”正是摆脱了这种“坐吃山空”的发展理念，正确处理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绿色化”的生态发展理念。在浙江，很多村庄通过生态修复、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绿色金融等多元生态工程，不断创收，让乡村“颜值”更美，农民“口袋”更鼓，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新时代新征程上，仍要坚持以生态共富理念为统领，落实“双碳”战略，加大生态审计和督查，倒逼主政者始终走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建设生态优美的幸福乡村。
健全生态共富的人才保障机制。浙江的“千万工程”凝聚了一大批有思想、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型人才。通过开办生态民宿、创办生态农场等方式提供创业机会和就业岗位，当地“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越来越多的“新农人”用知识和技能改变着乡村面貌，成为带动生态共富的关键力量。在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加快人才保障制度建设，加大人才扶持政策支持，才能留住原乡人、唤回归乡人、吸引新乡人，建设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的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专业创新人才队伍，让乡村生态共富成为更多人的新向往与新追求。
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乡村生态系统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机整体，必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化治理。“千万工程”自实施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乡村生态治理的系统性内涵不断完善。“千万工程”的参与者更加注重乡村生态发展的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实现了乡村风貌整治的扎实推进、相互促进、平衡进步。在新时代新征程，仍要继续坚持生态系统治理观，打破“只窥一斑，不见全豹”的思维定式，通过建立高效合作机制提升各相关部门的协同合作力度，推动乡村生态整体改善、全面提升。
在推进“千万工程”20年的光辉历程中，实现乡村生态共富是“千万工程”始终焕发勃勃生机的内在基因。奋进新征程，深化“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关键要以乡村生态共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绘就“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的新画卷，全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绿色低碳发展，不妨看看湖州
作者：何无梦、杨冕（分别系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2005年8月15日是湖州历史上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那一天，时任浙江省委**同志来到安吉余村考察调研，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科学论断。此后，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湖州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构建绿色低碳新发展格局、努力承担碳中和责任、如期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作为*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湖州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打造具有规模效应的“绿色智造高地”。2010年至2020年间，湖州的节能减排降碳与提质增效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的下降幅度长期处于全省前列，能源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绿色交通服务显著提升，全市累计淘汰老旧营运车辆1948辆，新增纯电动公交车1750辆，清洁能源、新能源出租汽车总数达到380辆，新建骑行绿道900公里。
从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到构建绿色工业体系，从深入实施低碳交通转型到推动各领域减排增汇，从数智并举到全民低碳行动……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犹如一盏指挥全局的“红绿灯”，系统推进湖州数字化减碳治理在工业、能源、建筑、交通、居民生活等领域的实践探索，形成具有示范意义的新模式。
在工业方面，自2020年起，湖州推出一整套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碳效改革升级重点方向和举措，推动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加强多维度、全链条、全过程的用能管理，协同推进大、中、小企业节能提效，系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综合能效水平。2021年，湖州推出“碳效码”，核算各企业在同一周期内产生的能耗总碳排放量，按标准将得到的企业周期内单位增加值碳排放量划分为低碳、中碳、高碳三个等级，并设置标识显示企业相应的碳效等级，以科学评价其所处的碳效水平。同时，在各工业领域开展对标达标，在重点用能行业遴选发布能效“领跑者”企业名单及其能效指标，引导形成赶学比超的氛围；支持大型企业全面推行绿色制造，加快推进节能提效工艺革新。此外，湖州还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工业能效提升的赋能作用，推动构建状态感知、实时分析、科学决策、精确执行的能源管控体系，加速生产方式的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通过推动5G、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节能提效领域的研发应用，积极构建面向能效管理的数字孪生系统。
在金融服务方面，湖州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智库、第三方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为节能减排降碳效应显著的重点项目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例如，以工业碳效码为抓手，完善碳效评价理论制度体系，迭代拓展“碳监测－碳对标－碳中和－碳应用”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横向贯通统计、税务、电力、金融等部门，纵向贯通省、市、县、乡镇四级和各类工业企业，探索绿色共富的碳汇新服务路径。2021年8月，湖州出台全国首部地市级绿色金融促进条例，在全国率先构建“碳中和”银行体系和“1 4 N”湖州数智绿金体系，推动金融领域的制度重塑和流程再造。
在居民消费方面，湖州采取一系列鼓励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的措施。例如，通过支付宝、微信、公交集团等平台，实时采集绿色消费行为数据，记录居民的绿色生活轨迹；探索构建“行为识别—自动采集—科学核算”全链条方法学体系，建立碳普惠积分制，以物质或精神奖励的方式激励、回馈公众；制定、出台用碳惠积分兑换公交、停车、文旅、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优惠政策，确保减排量与碳积分兑换的科学性和公平性。2021年，湖州发布全国首个绿色低碳生活指数，在国家和省级规定的生活领域基础上，增加了绿色快递、绿色农贸市场、绿色产品认证等特色内容。
分析湖州的节能减排降碳治理模式，数字化技术改革无疑是主旋律。要想打破能源消耗与碳排放间的锁定关系，就需从提高能效和降低碳排放强度入手，以数字化改革提高质量、效率和动力。湖州推出的工业“碳效码”便是依托“工业碳平台”这一工业数字化平台，与国家电网新能源云、绿色金融服务和数字经信等平台实现数据互通共享。在2021年推出工业“碳效码”后，湖州市总体工业单位增加值实际碳排放量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12%。多家企业表示，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以及依托于“碳效码”的绿电交易政策，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了很大助力。
基于信息技术的绿色金融数智改革，为在线金融和财税服务提供了有力支持。数字技术的应用，使金融服务机构能够突破物理网点和业务人员的服务局限，大大缩短业务流程，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有效提高了服务效率。从社会资金的整体配置情况来看，绿色金融数智改革不仅有助于提高储蓄和投资水平，还提高了经济主体在各种投资机会间分配资源的效率。
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公众监督方面，数字化技术改革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湖州通过碳排放的数字化检测和评估，公开环境信息，有助于形成环境保护的长效市场机制并推动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减排行动。要求企业主动披露生态环保法规的执行情况和环境治理情况，不仅有利于发挥资本市场对环境资源配置的有效引导、企业对绿色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极大热情，还有利于促进环境污染治理第三方市场的健康发展。此外，环境信息披露还能提升公众监督企业污染排放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引导社会公众评估、选择绿色低碳产品，有利于形成全社会绿色转型的合力。
虽然湖州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要看到，数字化绿色转型的任务进程仍存在改进空间。例如，目前实行的工业碳效综合评估与分级赋码，只属于各行业内部的激励政策和相对评估，作为行业标杆的能效“领跑者”，也只在行业内部具有激励作用，如此容易造成行业间碳减排发展不均衡的局面，难以在全工业领域范围内对所有行业形成激励和促进作用。再如，数字化绿色转型的工作重心主要停留在企业、工业园区与城市范畴，对农村地区的农林渔牧业与矿业的绿色发展、生态资源的修复和补偿等领域关注度不够，容易造成绿色发展在城乡间不均衡的情况。今后，湖州应进一步拓展数字化绿色转型的实施范围，将碳效评估引入工业以外的其他产业，进一步强化企业节能减排与消费者、社会公众的市场联系，将农村产业发展、生态资源修复纳入数字化框架内，推进全社会一体化的绿色低碳发展。
作者：曾贤刚（中国人民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近年来，全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两山”转化探索。其中，福建省三明市是全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林改”）的策源地。从20世纪80年代拉开全国林改大幕，到逐步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再到新时代在全国率先试行林票、碳票制度，三明林改始终围绕着“明晰产权”这一核心展开。当地通过森林产权制度改革，有效打通“两山”转化路径，在保护好林业资源生态价值的基础上，将森林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并实现其价值。这场被称为“唤醒沉睡的群山”的改革，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如何转化为“金山银山”，其中的经验和启示值得深入总结、探讨。
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认为，权利是可以统一也可以分离的概念。因此，生态资源的资产权利不仅仅涉及所有权，也包括使用权、收益权、管理权等。生态资源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在这一根本基础上，三明林改首先在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20世纪80年代初，三明市采取“分股不分山、分利不分林”的办法，组建村林业*大会，全面推行林业股份制合作改革，村民按照股份大小分红。但改革中遇到了利益关系不明、村民和*大会之间矛盾突出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三明市进而开展了以“明晰产权、分类经营、落实承包、保障权益”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经营体制改革，创新开展集体林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即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归实际经营者，有效保障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调动了社会资本参与集体林经营的积极性。近年来，三明市在前一轮改革明晰林权的基础上，又大力发展集体经营、股份经营、合作经营、“公司＋基地＋农户”、托管经营等多种模式，培育多元化的林业经营主体。
以上做法启示我们：在“两山”转化过程中，应适应生态资源多种属性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与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相衔接，推动生态资源资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创新生态资源资产全民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落实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加快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资源资产产权体系。
在保障收益权方面，三明林改也有其创新之处。近年来，三明市积极探索开展林票交易业务。林票是一种股权凭证，让过去难以流通的林权实现证券化，成为林农们获得收益的“定心丸”。截至2022年年末，三明市已在11个县（市、区）341个村开展试点，合作面积24.7万亩，制发林票总额3.28亿元，惠及村民1.67万户、7.18万人。试点村每年财政增收5万元以上，初步实现国家、村集体和林农三方共赢。从“三明经验”来看，在鼓励发展各种新型经营主体的基础上，要合理确定经营者、国家和集体的分配方式和比例，既要保障经营者合法收益，又要保障国家和集体的收益。在“两山”转化过程中，尤其要坚持群众利益优先原则——当社会资本进入生态资源条件相对优越的乡村进行项目开发时，应首先考虑让当地居民以多种形式参与项目开发；当然，项目产生经济收益后，也要优先考虑反哺当地居民。
林权确权到户，虽然调动了林农的积极性，但分散式经营难以实现规模效益，完善流转权很有必要。三明市通过“三权分置”改革，引导林农以转包、出租、入股等方式，将经营权流转给专业合作社、国有林场、龙头企业等林业经营主体，促进森林资源由单家独户管理向规模化经营集中。据测算，国有林场接管集体林地后，亩均蓄积量可从7立方米提高到12立方米以上，村集体每联营1000亩每年可增收7万元以上。为了规范森林资源的合理流转和公平交易，三明市还建立了林地经营权流转登记制度，而且不断加强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森林资源收储、林权流转中介机构的建设，先后成立全国首家林业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和林业金融服务中心，开通林权流转与金融服务网，形成统一、规范的林权流转、林业金融、信息服务平台。产权明晰，正是这一系列举措的前提。我们看到，只有在权属清晰的前提下，生态资源的承包经营才能有序、有效地流转。
为破解“两山”转化中“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三明林改作出了创新抵押权的探索：一是资源变资产，推行林权抵押贷款合同公证业务，推广“福林贷”“益林贷”等普惠金融产品，探索公益林补偿及天然林补助的收益权质押贷款，回购天然林试点，加速资源变资产；二是林权变票权，积极探索林业碳汇担保模式，将林业碳票作为贷款的可质押物，推出林业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成立村级碳票基金，创新推出“林票贷”，开辟林农直接获益和质押贷款双路径；三是活树变活钱，通过建设资产评估、森林保险、林权监管、收购处置、收储兜底“五位一体”的中介服务平台，建立与林业发展特点适配的金融产品体系，为林农和企业贷款提供便利。
确保“两山”转化的可持续性，理顺监管权是重要保障。改革以来，三明市切实加强林政资源管理，严厉打击借林改之机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并专门设立林权管理机构，逐步实现林权数字化和网络化管理。在改革探索中，三明市非常注重挖掘、引导群众创新的经验、办法，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除必要的法规宣传、抓好督查及相关政策落实外，政府还坚持自下而上推进林改、推广林改经验；同时，创新管理方式方法，充分释放群众的创新活力，形成监管合力，实现对生态资源资产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全程动态有效监管。
三明林改多年的创新探索表明：生态资源要转化为生态资产和可用于经营的生产要素并产生经济效益，关键是明晰产权。只有产权明晰了，才能保证拥有并行使生态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等，而这正是实现“两山”转化的最根本保障。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15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