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不仅是一部科学严谨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司马迁写这部史书的宗旨非常明确，一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二是“发愤著书”说。但是,当时文史尚未“分家”,司马迁关于文学的见解，往往和史论结合在一起，从他对历史问题的见解中,从他对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对于文学的明确观点。
司马迁深受汉世文化精神的影响，尤其是汉儒经世治用文学观的浸润，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之进取精神为主体，兼取各家之长为我所用的治世思想，树立起文为世用的强烈责任感。具体表现在他的创作思想上，就是自觉地用儒家思想去观照历史，去评价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自觉地以史的述作来反映社会现实，为社会服务，为政治教化服务。
司马迁画像
另一方面，司马迁因遭逢厄运，创作的目的和动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的“发愤著书”说突破了汉儒的美刺文学观，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自觉而明确地对著述寄予了深切而丰长的生命，他饱蘸血泪、满怀真情的倾诉，超越了汉儒“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教条束缚。司马迁的文学思想中既有对汉儒文学观的传承，又有对汉儒文学观的超越。
他持“讽谏的辞赋观”,对辞赋的讽谏作用极为推崇。他写作《史记》的基本原则是他的“考信”和“实录”精神，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批判现实的文学精神。他的这些文学见解和主张主要散见于《史记》中的《报任安书》、《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自序》,以及散见于其他篇章的章节和片断如《伯夷列传》第一的序论部分、《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的序论部分等。
陕西韩城市司马迁祠
在汉代，历史与文学的界限并不是分得很清楚，但有一点司马迁是比较清楚、比较自觉的，这就是他很注意讲究作品的艺术性。正因为如此，从今天的文学观点来看，他的《史记》是汉代艺术水准最高的文学著作，在我国散文和小说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开创意义。
司马迁十分喜爱和重视文章家、不惜为他们立传并介绍他们的作品在先秦时期，“文学”的含义是指学术、学问，它是与“德行”“政事”“语言”等并列使用的，在西汉，“文学”的含义略等于“儒术”。当时人们把那些有文采、有艺术性的作品称为“文章”，把它们的作者称为文章家，明确地与经术、学术分道扬镳。这对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是有促进意义的。而司马迁的《史记》在明确这种“文章”与学术的界限、强化人们对“文章”的认识上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司马迁十分喜爱和重视文章家，不惜用大量的篇幅为他们立传。如屈原其人不见于先秦任何史料，但在《史记》里屈原成了光辉的形象之一，他是司马迁理想的英雄，也是司马迁意志信念的化身。像《屈原列传》这样通篇充满着无限钦敬之情的作品，在《史记》里并不是很多；再如司马相如，他在汉代统治者的心中只不过是个玩物，“等同俳优”。但司马迁不但为其列传，而且大量收录其文章，使之成为《史记》中收录文章最多的篇章，全传9200多字，比《项羽本纪》还要长。
司马迁蜡像
司马迁在《史记》中尽量录入有感情、有文采的艺术作品。例如在《李斯列传》中他录入了《谏逐客书》《论督责书》；在《乐毅列传》中他录入了《报燕惠王书》；在《贾谊列传》中不收贾谊的《论积贮疏》和《治安策》，却收入了《吊屈原赋》和《鸟赋》，明显地表现出了司马迁更加喜爱那些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
司马迁甚至可以为了一篇文章而特意立一个本来可以没有的列传。例如《鲁仲连邹阳列传》。鲁仲连是战国时期的一位奇人，司马迁为他立传可以理解，而为邹阳立传，除了说明司马迁极其喜爱邹阳的那篇《狱中上梁王书》外，不能再作任何别的解释了。明代茅坤就说：“邹阳本不足传，太史公特爱其书之文词颇足观览，故采入为传。”这个说法应该是成立的。
司马迁认为政治和生活决定了诗歌、音乐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关于文学的功用，司马迁首先强调要能讽谕政治的得失，成为促进政治改革的手段和工具。强调怨，强调愤，强调讽谏，这是司马迁对文学功用的最核心的认识。唐代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是与此一脉相承的。白居易在《寄唐生》中说自己的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种文学观点从司马迁以来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