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了西方经济学，希望从中获得对中国改革发展有益的经验。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在此方面投入巨大智力、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所得极为有限。这已经成为国内学者共识，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成就。然而，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依然陷入在西方经济学基础课的教学之中未能自拔，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依然沉浸在计量经济学回归参数估计的范式之中乐之不疲，中国经济学的思维依然未能实现在高质量的基础上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模式的转化。造成这一切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未能从本体论的高度认识马克思生产力生产关系框架。马克思高度哲学化的语言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有所隔膜的，马克思基于自己所设定的研究人类社会形态发展规律而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使对于高级人士而言也可能是难以跨越的。今天，中国面临的主要理论问题不仅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而且是如何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元对立看，要发展生产力，只能搞好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果，生产关系是因，生产力在后，而生产关系在前（在十几年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胡钧教授就曾指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发展生产力是先调整生产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生产力也是先调整的生产关系）。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更重要的问题是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这是一个发展理论问题，是一个既定社会形态保持自我、发展自我的问题。它与历史唯物论是相辅相成的。彻底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关系的本体论再认识。该文曾以同一标题发表在《政治经济学研究》2021年第2期上。这里发表时去掉了脚注！
一、引 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二元对立的概念所构成的理论框架是马克思对经济学和哲学的一个卓越贡献。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经典命题。然而，围绕对这一经典命题的解读、理解和运用，存在着两大对立的范式，并且都宣称自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理解。列宁、斯大林和*等人在俄国（及之后的苏联）和中国推动了生产关系的革命并在其基础上发展生产力。按照斯大林的表述，这是由于现代生产力的社会化性质决定了苏联必须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1952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概括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认为当时俄国的“生产力，特别是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规律，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使它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并且，“如果没有这个规律，不依靠这个规律，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斯大林，1958，第4-6页），其实也表达了在社会形态变革时代，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到革命性的作用的观点（张德霖，1989）。确实，斯大林的这个表述将苏联的公有化政策牢牢地建立在客观、唯物的基础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和策略上看，斯大林的这个表述是完全正确的。当苏联实施公有化时，所依据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实质上是将建立新型生产关系而不是将发展生产力，置于了优先性的位置上，不如此，就不可能对抗“社会上衰朽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斯大林说，“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一经济规律，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之所以还没有为自己开辟出道路来，还没有获得发生作用的广阔场所，是因为它遇到了社会上腐朽力量的极强烈的反抗”（斯大林，1958，第5页）。
与斯大林相反的是，考茨基根据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点来反对列宁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指责他“过早地发动革命”，因为俄国生产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远没有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发挥其全部潜能。托洛茨基也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时才能够建立起来。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围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孰为优先者，也发生了诸多争论，至今依有余响（马社香，2013ab）。其实，无论是考茨基、托洛茨基，还是中国一些人，都是把生产力数量上的大小而不是生产力的社会化性质作为了决定生产关系的变量，从而与列宁、斯大林和*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观点背道而驰了。
列宁、斯大林和*等人的理解和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理解虽然是对立的，但其实，他们都认为，为了发展生产力，需要首先确定生产关系，因此，都可以定义为“生产关系优先论”，只是他们所主张确立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不同。一个是主张只有确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才能发展生产力，一个是主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应该缓行才能发展生产力。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基本瓦解，而中国的生产力则已经使中国GDP达到世界第二甚至第一的高度。在西方，法国哲学家Althusser（2014）和英国历史学家里格比（2012）都直截了当地认为，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生产力的优先性。他们还都认为，甚至马克思也在有的场合认为生产关系具有对生产力的优先性（里格比，2012，第17页）。科恩（G.A. Cohen）曾坚定地支持生产力的优先性，科恩（2008）虽然没有否定生产力的优先性，却认为，究竟如何论证生产力的优先性，依然是不清晰的。这样，科恩就从自己早期的为生产力优先性辩护的立场上后退了。威廉姆·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去陈述他们为什么深信生产力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基本领域中起决定作用的情况和理由”，因为他们把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看作为一种经验常规，因此无须寻求进一步的说明”（肖，1989，第57页）。然而，综合考虑列宁、斯大林、*实践以及一些论述和阿尔都塞、里格比、科恩的论述，即使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在一般意义上是正确的，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命题也有可能是客观成立的。这样来看，究竟怎样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命题及其第一位的地位，究竟怎样理解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及其第二位的地位，就依然是需要探讨的学术问题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这一命题，如何理解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命题与生产关系作用于生产力的命题的关系，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根本理论问题，也是当下中国深化改革的核心政策问题。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命题与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命题的关系可以被定义为哪个命题具有优先性。这个优先性问题也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哪个具有优先性具有紧密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显然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是第一位的，生产力是第一位的。这个观点也被斯大林所承认。而如果承认，在某些时间（如20世纪上半叶）和某些地点（如俄国和中国），从作为党的生命线的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生产关系具有优先性，那么，很显然，在这些时间和这些地点，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命题就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更重要了。这是一个对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框架的更为学术的思考角度。为此，本文首先精确地定义什么是生产力，其次精确地定义什么是生产关系，然后确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即哪个在何种情况下以及为什么优先于哪个。这样，我们就能把生产关系优先性命题和生产力优先性命题统一起来，从而就能为更有效地改造世界提供理论基础。
二、生产力的本体论
很少有人意识到精确定义生产力概念的必要性，已有的定义还缺乏数理的表现形式。这部分是因为生产力概念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缘故。“没有一个概念像生产力或者更确切地说生产力水平（或发展程度）这一概念那样具有表面的简单性，而在实际上却包含着许多难题”（阿尔都塞、巴里巴尔，2008年，第226页）。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它已经成为一个永恒话题（马俊领，2009）。赵家祥（2012）总结了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6对共12个生产力概念，然而，依然不能让人满意。面对这些难题，结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运用数理来有力地重建生产力概念恐怕是在它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上取得突破的最有效解决方案。
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概念持彻底批判态度，从而在他们的研究中很少出现这种形式。可是，褫掉西方生产函数概念的庸俗因素而保留其合理的形式，就可以发现，有两种方法来清晰地定义生产力。一种方法是从生产力的条件、原因和可能性的角度来定义。这正是标准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使用的定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力指劳动资料（means of labor）与劳动力（身体、大脑和知识）的组合，以及劳动力之间的合作、管理。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它包括“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原料、工厂、机器”、“矿山、矿井”和“工具、交通手段”等，现在一般记为工具、机器、设备、土地、基础设施、原材料，甚至包括技术、知识和技能等。1938年的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这样归纳道：“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斯大林，1985，第218页）。有了劳动资料、劳动力、劳动力之间的合作和管理，一切人类生存和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即适应于各个社会形态的各种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就有能力生产出来了。从数学上看，这种方法不过是把马克思所列举的和斯大林所归纳的主要生产力要素表示为一个向量而已。
另一种方法是从表现生产力的结果（产品数量、产品质量、产品性质、产品价值、产品价格）来定义。这样，企业产值、社会总产值、GDP等就分别是从企业和社会层面对生产力结果的度量了。这种度量方法在微观上产生了企业的市场竞争等微观理论和相关问题，在宏观上产生了宏观经济理论（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只是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部分，甚至是带有高度扭曲性的部分）和相关问题。这种方法不过是把马克思所列举的主要生产力要素映射到产品空间罢了。
上述两种方法虽然不同，但是，借助改造后的西方经济学生产函数的概念形式，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定义统一起来，即在一个生产函数中同时包含生产力的上述两种定义：
由于（1）式，我们有时可以把上述两种生产力的定义看作是等价的。但由于二者的不同，对于我们后面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使用不同的生产力定义可能方便程度不同。但无论如何，（1）式都可以被视为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现代表达。这反过来也表明，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概念是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的一种（扭曲的）表达。
值得指出的是，（1）式并没有表现出所有的生产力因素。比如管理和劳动力之间的合作等也是生产力，就没有出现在（1）式中。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一种抽象，但我们也可把它们看作是生产关系，留到下面去处理。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运用时，（1）式可能变化形式，它所包含的变量可能变化，变量的数量也可能增加。但（1）式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就够用了。
很显然，在上述对生产力本体进行的数理描述中，我们已经把生产力的历史融入进去了。机器、厂房是现代社会中的概念，而不是古代社会的概念。然而，只要我们对（1）中的各个变量做新的解释，我们的本体论解释也可以适用于古代社会。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本体论研究可能具有的形而上学的色彩了。这点对于如下的生产关系的本体论讨论也适用。
三、生产关系的本体论
公式（1）虽然可以看作是对生产力所下的两种定义的统一，但它已经蕴含了生产关系的概念。这从如下的生产关系的本体论阐述即可看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广泛地讨论了人们在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哲学的贫困》中则第一次出现了生产关系这个术语，并且明确了所有权对于生产关系的重要性。马克思还曾在《资本论》中在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这两个广泛意义上使用生产关系这一概念，如见马克思（2004）第一卷第8-21、93-113、165、312、438、556-582、631-649、711、744、878页，第三卷第53-54、279、441-442、702-703、876-941、992-1000页。马克思《资本论》主要是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证来叙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对其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而言，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展示生产关系是必要的。但这就使得生产关系可以包含家庭关系、群内关系、组织内部关系、国家内部关系、国家间关系了，这就使得生产关系泛化了，从而也就难以抽象地整体地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了。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归纳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而认为，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包括三个层次，即（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或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3）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斯大林，1961，第58页；李匡夫，1984）。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们在生产的物质条件上结成的复杂的关系，就是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工具、通信工具等等）归谁所有，归谁支配——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个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被用来剥削其他的个人、集团和阶级（斯大林，1961，第58页）。基于斯大林的表述，很显然，在上述三个层次的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具有根本、支配意义的生产关系。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所谓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的阶级、阶层关系（包括管理关系，即企业内部关系，以及不同人群关系等）、企业间关系、产业间关系、区域间关系，甚至国家关系。
斯大林（基于一国内部）对生产关系的归纳性定义是本质的。只是从当代经济学学术看，斯大林的定义都缺乏一种基于形而下的现代成本概念的实证主义形式。这就使得他的论述对许多后人而言带有一种不必要的静态色彩，仿佛它们与经济的运行、企业的核算没有多大联系似的。这也因此使得他的论述带有一种不必要的神秘色彩，使得在他身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得以有机可乘，篡改、颠覆他们的理论。在中国，也有人实际上把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说成是一种教条（张闻天，1979）。我们可以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公式形式来表达斯大林所定义的生产关系的大部分内容，使它与马克思（2004）所探讨的资本主义的多个收入范畴（如工资、利息、利润、地租）联系起来，借此证明斯大林的定义的科学性，从而为本文接下来的分析打下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