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知道，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是完全正确的。斯大林使用文字来定义生产关系就使得他的定义有可能包含-式所无法包含的内容，如生产过程中的管理问题。*说：“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很显然，*所强调的作为生产关系的管理问题属于斯大林定义中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管理问题是-式所未能包含的（巴图里亚，1982）。同一种所有制完全可以有非常不同的管理关系，斯大林在生产关系定义中把不同的管理作为对立的生产关系是完全正确的。*还在1956年提出了十大关系问题，既是对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定义的发展，又处于斯大林生产关系定义之内。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斯大林的表述是严谨的（雷恩，1997；史密斯、希特，2010）。
在厘清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本体后，我们就可以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了。
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
从上述框架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是明显的。第一，没有相关的人（劳动力、奴隶主地主或资本家、管理者）和物（各种资本的物质形式、土地以及无形的生产要素），就不可能有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以及产品如何分配在内的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力中的每个因素的存在及其客观性质是生产关系形成的物质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一种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只有一种。也就是说，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映射是一个一对多的函数。一个社会到底呈现出怎样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映射取决于一系列条件。比如，在当代世界，现代生产力基础对应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生产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兴起才使得知识产权制度在西方建立起来，但知识产权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苏联和中国长期并不存在。
第二，既然生产力涉及到如此多的变量，就必然涉及这些变量所代表的客体（包括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客体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也即必然涉及人们所拥有的既定的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了。这就使得生产力中的每个因素不仅都各自孤立地对应一定关系，它们所对应的关系还要彼此一致起来，并且，这些互相一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具有从属关系。比如，在封建社会，土地归于地主的关系是主导性的生产关系，而佃农依附地主是从属性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归于资本家所有是主导性生产关系，而生产力中的劳动者拥有并且只拥有劳动力，土地归于地主所有属于从属性生产关系。正是因为资本归于资本家所有，土地归于地主所有，劳动者才只能拥有劳动力；而且，资本的力量极大地限制了地主的经济权力：仅仅拥有土地的地主不可能获得资本家所拥有的经济权势。
第三，上述两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是静态的。动态的，一般说来，从一种社会形态所拥有的稳定关系模式看，如果一个生产过程是以某种关系模式完成的，再生产过程往往就是以这种关系模式完成的。因此，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一种生产关系形成后，就必然延续于之后的再生产中。由此，形成了一个个的社会形态。这就使得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得到不断地加强。这可以被称为生产关系的路径依赖属性，即一种生产关系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一旦形成，就可能长期处于一种锁定的状态，并且会自我强化。这就使得从一种生产关系转型到另一种生产关系只能通过强大的外力作用（如革命）才能达到。
第四，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具有可变性。在每一个社会形态内部，一种生产关系模式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每一类人、物的变化都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化。在同一个社会形态内部，每一类人、物的变化都是量变，因此，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只是量变。但当人和物都同时出现质变时，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就会发生质变。比如，蒸汽磨一旦出现，就是由资本家所有的，它就根本性地改变了生产力的组合，从而也改变了生产关系。在历史上，蒸汽机、纺织机等机器的出现使得土地（La）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大大下降了，这终结了封建社会（王今朝，2019）。这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的路径依赖属性并不是永恒的。
以上主要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来观察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
第四，在每一个社会形态内部，一种关系模式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每一类人、物的变化都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某种变化。在同一个社会形态内部，每一类人、物的变化都是量变，因此，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只是量变。只有当人和物都同时出现质变时，社会形态才发生质变了。比如，蒸汽磨一旦出现，就是由资本家所有的，它就根本性地改变了生产力的组合，从而也改变了生产关系。在历史上，蒸汽机、纺织机等机器的出现使得土地（La）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大大下降了，这终结了封建社会（王今朝，2019）。因此，从探寻社会形态变化的规律的角度看，必然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生产力根本不同，生产关系就根本不同；生产力仅仅发生量的变化，生产关系也就仅仅发生量的变化。
第五，当我们把观察生产关系的视野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转移到交换、分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移到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命运，更容易发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从历史的长河看，只有在发达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基础上，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用于交换，而不是满足于生产者自身的需要。这种大规模交换关系（即所谓市场经济）确实是一种与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都不同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也就是说，人类的生产力本来就是社会化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社会化形式。正是这种生产力的社会化属性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致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的必然性，但它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共性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大规模交换经济。
理解了上述机理，就很容易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变迁的如下表述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因此，从探寻社会形态变化的规律的角度看，必然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生产力根本不同，生产关系就根本不同；生产力仅仅发生量的变化，生产关系也就仅仅发生量的变化。比如，在一种社会形态内部，一种创新性的产品将会对生产和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它可以是创造一个新的全新产业，也可以对已有的产业产生巨大冲击。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是有时间维度的：生产力对有些生产关系的内容的决定是即刻产生的（比如，一旦引进某种机器，就会马上改变管理关系，也改变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安排，或者说，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所有权关系要成为社会的主导的所有制关系，是必然经历相当长的时期的。在这种意义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不是一蹴而就的，往往必然经历上层建筑层面的革命或革命性的变革才能完成。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表述基本上是基于英国历史发展做出的归纳，因此是在封闭经济模型中做出的结论。尽管如此，它在开放经济模型中依然有一定的适用性。当资产阶级的廉价商品“就像一门重炮，把一切中国式的长城轰为平地，迫使顽固仇外的野蛮人俯首投降”时，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有可能促使经济落后国家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就是一种证明。今天的世界已经在发生转向，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有可能促使西方国家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了。比如，今天中国所拥有的高铁技术已经对生产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围绕5G技术的发展，也已经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
四、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命题的合理性论证
我们前面论证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制，是以承认生产力的变化为前提的，它因而必然导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工具的变革是划分生产力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然而，也不是所有生产工具的变革都构成划分生产力不同阶段的标志。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比如中国）而言，如果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即生产力是如何变化的，那么，我们就只能从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原理来寻找答案了。
（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逻辑合理性
是，以产出所表示的未来的生产力就是由现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了。但从因果关系上看，不能用过去的生产力来解释未来的生产力，否则，就是循环论证了。于是，只能舍象掉生产力，留下生产关系作为决定生产力的变量，只能得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结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特别是区分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很显然，这可以作为马克思也认为生产关系可以决定生产力的证明了。
*1937年则上升到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高度而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虽然*并没有界定这个“一定条件”究竟是什么，但应该说，*一生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就是生产关系优先性的实践。因为革命就是发动群众来改变生产关系，而不是依靠发展生产力来改变生产关系，而建设是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的。*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里，有这样的理论阐述：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956年，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重新表达了这个观点：“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问题。”1959年，*进一步总结：“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
就连西方学者也敏锐地观察到了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规律。比如，布伦纳（Robert Brenner）就断言，“不同的阶级结构、特别是财产关系或剩余剥削关系，一经确立，就会给一个社会的长期经济发展模式设置非常严格的界限和可能性范围”（Brenner，1985，第12页）。而他的财产关系指“直接生产者之间、剥削阶级之间（如果有的话）以及剥削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它明确并决定了个体经济行为人（或家庭）与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经济产品相结合的方式和制度。这样的财产关系存在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中，是直接生产者和剥削者（假如有的话）确立其阶级身份的前提条件（Brenner，1985，第26-27页）。”可以说，布伦纳认为，（社会）财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发展与否。
西方国家也是在运用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规律来破坏其它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努力。苏联解体从实践的角度表明，维护一个国家经济制度首先在于生产关系而不在于生产力。无论是俄国、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曾面临，今天也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在捍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两个策略之间究竟选择哪个？也就是，哪个更具有优先性？而且，连已经失去影响力的华盛顿共识都是生产关系优先。西方正是通过破坏苏联和中国的生产关系来破坏他们的生产力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担心的当权派和官僚主义其实也是破坏生产关系，从而使广大人民的生产力转变为资本和少数官僚的生产力。如果我们认为生产力具有无条件的优先性，就难以克服来自国内外的危险。
（二）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机制
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机制有很多，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两大机制。
1、储蓄-投资机制
投资决定资本增长，储蓄增长决定投资增长，而生产关系决定储蓄增长的潜力和性质。任何国家为了得到生产力，必须首先要有储蓄，才能有投资，有生产。所需要得到的生产力越大，就需要得到越大的储蓄。为此，不得不在国家水平上做出生产关系的安排。这对于俄国苏联和中国所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尤其适用。比如，当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到底是用公有制还是用私有制的方法来得到储蓄，就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选择。在工资水平不变的
2、总供给-总需求机制
生产力发展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必须持续。为了实现无危机的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必须采用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公有制经济的平均工资可以明显高于私有制经济。这使得公有制经济的宏观经济更具有稳定性，更不容易甚至不会产生经济危机，从而容纳生产力的更高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发展（产量由增加到）的过程中，公有制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类的真正解放。这再次说明，对于如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在经济落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而言，首先的问题是解决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从政策和策略的角度看，应该是生产关系优先。
从当今世界生产力发展的迅猛也可以看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机制。当今世界，随着互联网、机器人等新技术新应用的迅猛发展，可以预见，在未来三五十年内，如果采用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随着大量的劳动力被排挤，甚至无人工厂在世界生产中占据统治地位，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产品生产出来无处销售，这样的生产力实际上就没有价值实现的场所。因此，只有公有制才能容纳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情况，也就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情况。正是这种情况对于当今的中国具有最紧密的指导性。
总之，无论是从储蓄-投资关系还是从总供给-总需求关系看，只要认为经济落后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应该用公有制的办法而不是用私有制的办法，实际上就是承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值得指出的是，图1无法显示的公有制社会所积累的资本可以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最优化地配置从而可以使它能够比私有制社会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的机制也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机制。实际上，在生产力愈来愈具有社会性的今天，私有制实际上构成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比如，诸多国家和地区就是由于土地私有导致的高昂的交易成本而无法修建高速铁路。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经济落后国家而言，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无论是维护本国安全还是维护生产力的发展，都应该遵循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规律，也就是遵循斯大林所说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更一般地看，人是先于产出而存在的。因此，为了得到将来的产出需要事先确立人与人怎样的关系以及人与物之间怎样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在时间上是优先于生产力的。既然生产关系在时间上是优先的，就不可能是适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可能是适用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把此命题应用于和平时期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因为比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企业能够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在其它情况一样的条件下），平等的劳动者和管理者关系也可能带来更大产出。
（三）对一些可能的否定意见的否定
有人可能认为，资本主义对经济落后国家的殖民和帝国主义对经济落后国家的侵略证明了生产力具有优先性。其实，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的研究上，不能用外国的生产力对本国的生产关系的决定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来看待。从理论上看，这是一种外因决定论。从实践上看，它只能被理解为偶然现象。人类历史充斥着经济落后国家、民族侵略经济发达国家、民族的事例，因此，侵略并不证明生产力具有优先性。即使是经济发达国家、民族侵略经济落后国家、民族，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因素的作用，不能用它来证明生产力具有优先性。而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的革命也证明，经济落后的国家、民族可以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善（如没收地主土地、平均分配土地、减租减息等）有效地抵抗经济发达国家、民族的侵略，因此，也证明生产力不具有持续的决定性。实际上，如果认为生产力具有决定性，那么，由于日本侵华时具有远比中国为高的生产力，必然导致中国失败论、速败论，日本的胜利论、速胜论，而且中国的生产关系应该按照日本人的意志来安排。而其实，即使日本曾产生速胜论，也不仅是基于生产力优势，而是经过长期准备（包括长期调研中国）所产生的。
有人可能会说，公式（1）其实表明，生产关系的存在总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力，就不可能有对生产关系的安排，即就不可能有对各种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等的安排。因此，生产力具有对生产关系的优先性。然而，这个分析是先假设生产力的存在。如果我们追问，生产力为什么存在，就可以发现，一个特定的生产力的存在一定是因为一定的生产关系，而一个一定的生产关系却可以不依赖于生产力。比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在远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为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设立的。
还有人强调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而忽视、贬低生产关系的重要性）。其实，任何科学技术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中产生的。瓦特改进蒸汽机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也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即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这种生产力产生于错误的生产关系之中，科学技术所代表的生产力并没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享有，最终生产力也会停滞。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就发表宣言，反对使用核武器。与美国等国用核武器做威吓相比，中国则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在科学技术领域已经拥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优势，但美国在衰败。因此，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力也不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对此，恩格斯曾有经典表述：“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这样，就几乎必然发生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在越高级的生产力水平上，距离人民群众的需求就越远，因此，即使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起来已经结束，但也只是陷入持续的和慢性的萧条的绝望泥潭。因此，用科学技术重要来反对生产关系的优先性是错误的。
反对生产关系优先性命题的人可能认为这个命题与历史唯物论相矛盾。马克思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表述是针对社会形态的自发演化而形成的。当资本主义国家在西欧、北美、日本兴起而形成列强时，清政府时期的中国由于生产关系落后，不可能获得列强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为了获得这种生产力，必须破坏封建的生产关系，破坏列强所强加给中国的生产关系，破坏中国在向现代化转型时期所形成的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为此，不得不组织民众进行革命，不得不在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否则，如果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出现生产过剩，必然壮大和锻炼无产阶级队伍作为掘墓人，激起新的革命。而且，马克思主义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就是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物质性了。李达（1958）总结到：“生产关系也具有物质性，而不是心理性，因而是物质关系”。于是，在近现代中国，唯物论就不是仅仅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而是也可以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了。因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并不与历史唯物论相抵触，而是它的必然推论。这样看来，把生产力概念被看作是整个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石（赵家祥，2012）就是并非总是必要的了。即使这个观念是马克思本人理论的硬核，也可以不是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的硬核。
再进一步看，如果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定义为最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由于生产力的革命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生产力必然发生巨大的变化，但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比如，在两三百年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并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只承认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科技革命应该会促使资本主义被颠覆。然而，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经历了生产力的重大发展，但社会形态依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都无法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来解释。更严重的是，如果认为俄国的生产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此十月革命是早产儿，那在过去是机械的历史唯物论，而在今天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了。同样道理，如果认为中国1949年生产力还极低，因此还不宜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就最多只能坚持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路线，就必然要否定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而在既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一旦片面强调因生产力落后而必须发展生产力（理由可以是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就必然否定既有的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就必然过分强调市场，过分强调依靠个人的自发力量，过分强调“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性，而这必然导向削弱党对经济的领导，削弱国企和集体制企业。而且，片面强调发展生产力，必然导致否定革命。这样，就必然无法真正实现生产力的发展了。而在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转型的时期，生产力的变化反而是较小的，我们也难以用生产力的变化来解释重大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如果没有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就不能取封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代之。于是，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文本就是在一定语境下产生的，并且有其具体用法的事实就清楚了。至于在短期，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就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命题了。
总之，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命题是完全成立的。其实，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的生产比所有形式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更重要、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因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除了为一切物质资料的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指导与保护外，还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得以确立、发展与完善的坚实基础。因而，它是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与巩固政权的根本所在。所以，历来的统治阶级没有一个不重视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尤其是近代社会的资产阶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文明观时指出：“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五、两个决定作用的一致性问题
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决定生产力，那么，这两种决定作用的是否具有一致性呢？
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在历史的极长时期无疑是正确的。它对于认清历史的发展的必然性极其重要。因为马克思旨在揭示人类社会形态变迁的规律。而社会形态是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这种生产关系的最主要方面为划分依据的（靳辉明、洪光东，2011）。今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既然马克思设立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二元对立的框架，为了解释生产关系的变化，就只能使用生产力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是受代表蒙昧却又颇有影响的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理论的刺激而产生的，是与后者对立，旨在取代后者的历史观的。也因此，这些表述中就缺少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影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发挥巨大的主观能动的作用。
马克思决不是主张人类被动地等待生产力的充分发展。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决不是否定意识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正是为意识和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开辟道路。按照马克思的话语，由于大规模交换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是高度社会化的了。进而，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只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加以解决。而这就要求我们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规律，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也就是在发展生产力的政策和策略上，要遵循生产关系的优先性。也就是，我们应该如*那样承认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应该如马克思更加重视的是生产关系决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理。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而言，尤其需要在未来一个时期获得一定的生产力，即实现一定的经济发展（在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上对美国实现一定程度的赶超）。新中国也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先（基本）设定好新的生产关系，再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在西方工业化以后，很显然，如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社会只有在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下，才能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工业化。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为了发展生产力（获得国外已经获得的产品），应该首先设定好生产关系，而不能听凭既有生产关系的支配，更不是依据生产力落后就断言只能采用旧的或他国所采取的生产关系。实际上，当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他的问题也转化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何影响生产力的问题，实际上也认为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命题是显然的。一个社会想要一定的产品，就必须设立一定的生产关系；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样的产品，因此也必然有什么样的生产力。
搞革命就是搞生产关系，破旧立新。从当代发展经济学看，革命是生产关系的发展，是人的发展，是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及其基础上的生产力发展奠定基础，因此，革命本身就是发展。因此，尽管人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都是社会化（广义）的生产力在私人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发展，但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社会形态中发生的革命都给予高度的评价。今天，在马克思所指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的时代，当我们认识到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矛盾后，我们就应该更加主动地利用一切条件去发展适应社会化生产的生产关系。
六、结 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元对立是马克思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抽象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基本框架。本文分析表明，与运用形式逻辑经常进行的分类不同，这两个概念既有不同，也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而构成一个对立统一体。这是因为二者都离不开人和物，都离不开它们的相互作用，所以，不得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然而，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究竟是生产力具有优先性，还是生产关系具有优先性。特别是，究竟是让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先发展，再校正生产关系，还是先校正生产关系，再发展生产力呢？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强调生产关系的优先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第一位的。我们强调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则是在现当代世界的生产力已经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性的基础上才成立的。这样，我们实际上也就是承认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是第二位的了。但是，就当前中国实际而言，起作用的已经主要不是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而是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实性了。我们说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就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善生产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晚年担心政权变色就是担心生产关系变化（宋方敏，2016）。
生产关系优先性的实现机制可以是模仿，也可以是理论的指导。资本主义从完全竞争走向垄断的过程，首先由一些垄断者成功了，引起了另一些领域的厂商的模仿。福特制作为美国汽车制造家和管理学家福特首创的一种生产管理制度，就是在生产力基本没有变化的基础上通过首先改善生产关系再来发展生产力的，也引起了众多工业企业的模仿。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则既有模仿苏联的因素，也有马列主义指导的因素。模仿和理论的指导共同构成生产关系优先性的具体实施机制。
我们的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命题是与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命题完全一致的。马克思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命题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而我们的生产关系的优先性命题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澄清这个问题，中国到底是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力，还是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去发展生产力，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这关系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前途和命运。这就是本文的意义。
参考文献：
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2001：《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89页。
Γ.A.巴加图里亚，1982：：《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中的“生产力”范畴》，《哲学译丛》第2期。
G.A.科恩,2008：《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丹尼尔·A.雷恩，1997：《管理思想的演变》，赵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靳辉明、洪光东,2011:《所有制关系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形成中的基础意义》，《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肯·史密斯、迈克尔·希特，2010：《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徐飞、路琳译，北京大学出版。
李达, 1958:《第四章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续）》，《江汉论坛》第5期。
李匡夫，1984:《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表述一致》，《齐鲁学刊》第3期。
马俊领, 2009:《论埃尔斯特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重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马社香：《*“逐渐集体化”与刘少奇“先机械化后集体化”从异趋同的理论疏辨》，《*思想研究》，2013年第5期（a）。
马社香：《邓子恢和*争论的另一种说法》，《党史文汇》，2013年第4期（b）。
斯大林, 1958:《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第4-6页。
斯大林，1958：《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第5页。
斯大林，196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第58页。
斯大林，1985：《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第218页。
S.H.里格比, 2012：《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一种批判性的研究》，吴英译，译林出版社。
威廉姆·肖，1989:《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第57页。
吴易风, 1997:《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宋方敏, 2016:《中国特色的现代国企制度，应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三会一总”分工负责制》，《国企》第11期。
王今朝、龙斧，2012:《马克思价值决定价格理论的数理阐释》，《马克思主义研究》第11期。
王今朝, 2019:《政治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张德霖，1989:《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再认识》，《经济研究》第6期。
赵家祥, 2012:《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生产力概念》，《党政干部学刊》第6期。
张闻天, 1979:《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经济研究》第10期。
张秀琴, 2012:《当代美国“经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以布伦纳的“社会财产关系论”为例》，《江海学刊》第4期。
Althusser, L., 2014, On the Primacy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over 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L. Althusser,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translated by G.M. Goshgaria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209-217.
Robert, Brenner, 1985,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in T. H. Aston and C. Phipin ed., The Brenner Debate: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2.
Robert, Brenner,1985, “The Soci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J. Romer ed., Analytical Marx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6-27．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