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催化了先富裕阶层向资本转化的过程，成为了新的经济基础因素，也使得新自由主义得以大行其道，成为了鼓吹资本的公知。
资本转化的过程是伴随着剥削加码的过程，血汗工厂成为了制造业的代名词，新自由主义与资本的结合，资本与政府GDP主义的契合，使得社会建设成为了弱势，直接引发了大量社会问题的爆发。这一时期，大量群体性事件开始涌现，一些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也开始兴风作浪，以社会问题为裹挟，企图在混乱中攫取政治利益。
种种社会问题的爆发，刺激着高层的神经，也考验着高层的魄力。2003年的抗击非典成为了一次大考，也为新政府推动社会建设创造了机遇。
非典最早发现于广东，但出于对利润的追求，工厂主们并没有对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症投入更多关注，一方面维持着生产任务，另一方面则是借助春节，对农民工进行疏散，形成了第一波疫情的传播。而受资本影响的地方政府也对疫情的传播展现了漠视，坐视了疫情的扩散。
直到春节后北京出现疫情，才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成为了举国的头等大事。新的领导班子也展现了极为负责的魄力，通过对北京高级别的问责，树立了责任意识；通过对疫情的公布公开，开启了服务型政府建设之路；通过对诸多产业按下暂停键，重塑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计划干预；通过对各类物资的统一调度，重现了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在大考面前，计划经济再次展露强大威力，也使得高层再次深化了对计划经济的理解和对新自由主义的警惕。
在2003年的机构改革中，计划委员会被改组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虽然终结了计划经济的名义，但也使得政府对经济活动规划指导的权威的以确立，也正式标志着计划经济进入到政府发挥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指导规划阶段。
这次改革中，还组建了国资委，标志着第二轮国有企业改革得以成功转型，政府开始以出资人的角色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监管，也意味着政府在大踏步地退出直接参与经济管理，强化了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发挥宏观调控和指导规划作用。
这次改革中，食品安全、生产安全被提上了重要位置，也标志着社会建设开始发力，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角度开始介入，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
一系列社会问题的爆发，也推动了高层下决心开始推动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2002年，在安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20多个省区市开始推动减免农村税费，并于次年推广至全国各省市，中央财政也开始提高对农村的转移支付比例。2004年，更是提出了取消农业税的目标，多个省市开始先降低后取消，开始在全国降低农业税的税率，还选择了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全部免除农业税的试点，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同时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进行良种补贴和购置农机具的补贴。“两减免、三补贴”的政策，使农民直接得到了实惠。2005年上半年，在试行的基础上，27个省区市决定全部免征农业税，另外四个省市区中的多数县市免除了农业税。
2005年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这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农业税的取消，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在调动农民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开始的同时，也使得大量农民工解除了后顾之忧，开始涌入城市、工业区，成为了新的工人力量。
新经济基础的变化和新工人阶层的初步形成，对社会建设提出了挑战和新的更高要求，推动着高层去解决社会问题。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对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部署。作为政府对经济活动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的社会建设得以全面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