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申遗历史
我们人类社会关注文化和自然遗产并达成统一意志的时间并不长，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才开始关注自己国家领土上的那些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资源，并在它们受到威胁时会举全国之力甚至求助于国际社会来进行拯救。大家可能熟悉的一个突出的案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埃及要建一个大型的水库叫阿斯旺水库。这个水库的建设将导致历史悠久的努比亚遗址被淹没，埃及当时无力解决这个问题就求助于国际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现场组织了数十个国家的工程技术人员，解体了石刻构件并进行编号，然后抬到相应高度的地形上重建，包括阿布辛贝神庙、菲莱神庙等，而阿斯旺水库也得以顺利建成。这一案例的时间较长，在执行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那就是文化遗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独有的，而是人类共同的遗产。随着这一理念的诞生，人类社会很快形成共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也于1972年诞生，我国则于1985年加入该公约。
当我国加入公约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都已经有很多处世界遗产了，而我国一直到1987年才开始有了第一批世界遗产，一共有六项，包括长城、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仅仅六项，实际上就已经使传统的文物保护理念产生了重大改变。比如长城，以前，文物部门对长城的保护是分段进行的，1961年国务院公布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就把山海关、嘉峪关、居庸关、八达岭等点段列入其中，之后每隔若干年又把一些点段列入其中，但当时并没有把长城作为一个整体来保护。直到申报世界遗产时，中国申报了“长城”两个字，并在成功以后开始把跨越十六个省、市的历代长城全都纳入保护范围。比如泰山，我们在申报世界遗产时，认识到泰山上的这些摩崖石刻与其背后的山体是不可分割的，这些摩崖石刻上面的内容也与整个泰山的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于是就又申报了“泰山”两个字，获得成功以后就改写了世界遗产制定的历史。过去，世界遗产分为两类，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从“泰山”以后出现了第三类，那就是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即人与自然共同的创造，这也是我们对世界遗产所作的贡献。从那以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庐山、青城山、峨眉山、五台山、武夷山、嵩山、黄山等名山都进入了世界遗产、“走”向了世界，也就完全改变了我们保护的理念和内容，同时也引发了很多城市的积极申报。
特别是1997年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引发了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潮，我们一下子就有了近七十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单。但从当时来看，就算一年有两、三项能够申报成功，完成近七十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也要二十年的时间，并且每年还有新项目不断进入。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大会在中国苏州召开，大会开得很成功，出台了很多促进文化遗产保护的文件，但是其中一项规定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那就是要求每个国家每年只能申报一项文化遗产。大家想想，我们有这么多项目在排队等待，每年只能挑选一项来申报，还不一定成功，因为每年大约有一百三四十个国家申报项目，实际上申报成功的不到三十项。于是，我们积极与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的三大机构负责人沟通，和他们讲我们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有很多项目在等待申报。实际上，我们处于一个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历史阶段，每次申报都是带有抢救性质的。此后，2004年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2005年的澳门历史城区，2006年的殷墟，2007年的开平碉楼，2008年的福建土楼，2009年的五台山，2010年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2011年的杭州西湖文化景观，2012年的元上都遗址，2013年的哈尼梯田，2014年的大运河与跨国申报的丝绸之路，2015年的土司遗址，2016年的花山岩画，2017年的鼓浪屿，2019年的良渚古城遗址，2021年的泉州等都成功申遗。中国一跃成为了全球拥有世界遗产较多的国家之一。
最关键的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抢救保护了大量珍贵的文化资源。比如良渚古城遗址，十七八年前的遗址就是浙江普通农村的景象，在遗址上有废品回收站、企业的水塔、大型印刷厂以及不断增加的住宅，更严重的是周边乡镇还在开山取石，破坏了遗址的环境。2006年，我们的考古学家在良渚遗址上发现了城墙，又沿着城墙发现了城门、道路乃至整个古城格局，用了三年时间发现了三重城墙，包括宫城、内城与外城。于是，良渚遗址就变成了良渚古城遗址。又过了不到十年，我们在良渚古城遗址的周边又发现了五千年前人们建造的水利工程的遗址，包括高坝、低坝、长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审议该项目时给予的结论是改写了世界的水利史，这也使得良渚遗址格外引人瞩目。我们在古城遗址发现三周年后在遗址上召开了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并喊出了让考古遗址像公园般美丽的口号。过去，我们曾认为考古遗址是科学的园地，是考古学家工作的地方，与公园这一名词是不可以同时出现的。但是实际上，这些考古遗址上有着很多居民与棚户。得不到保护的遗址，每天都会面临着一定的破坏。只有使人们认识到遗址的重要性，人们才会自发地热爱与保护，就像我们把森林建成森林公园、把湿地建成湿地公园，让人们了解森林与湿地对城市的贡献，人们自然也就认识到要对其进行保护了。于是，在这次会议上，专家们一致同意建立考古遗址公园的做法，国家在第二年就公布了一批考古遗址公园，今天的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一百五十多个考古遗址成为了美丽的公园。故宫博物院第四任院长、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的张忠培教授，与其他三位考古学家给**写信，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遗。**高度重视、作出批示，使得良渚遗址进入申遗的快车道。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世界遗产后，实实在在改变了过去的状况，变得像公园一样美丽，恢复了山形、水系、地貌以及稻作农业景观，展示了城市的格局。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有八个水城门，过去的人用竹排、木船与广阔的区域产生经济、政治、文化联系。我们还在遗址附近建了一座漂亮的博物馆，集中展示八十多年来出土的以玉器为主的珍贵文物。即使在疫情期间，每天都有数千上万的人进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良渚古城遗址公园成为同学们学习的大课堂，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了解五千年前人们的生存状况。同时，让人倍感鼓舞的是，很多年轻人愿意到这里来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学习古人怎么制作玉器、怎么盖房子。总之，一个昔日杂乱无章的考古基地，已经变成了人们能够享受文化的美丽公园。相似的文化遗产申报过程，同样都伴随着一系列艰辛的努力，比如五台山申遗，为了恢复深山藏古刹的意境，所有的旅游设施退后十里地，建设游客服务中心；杭州西湖申遗，我们做出了保护西湖的承诺，使杭州坚定不移地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在钱塘江两侧建起了新的杭州城，真正实现了梁思成先生“保护老城、建设新城”的愿望。我们就是这样，通过环境整治保护了文化遗产的尊严，进一步就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
过去，外国人认为我们国家真正实证的文明只有三千年，所谓五千年很多都是传说。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就给社科系统、文物系统下达了两个重要的专项科研项目，一个是“指南针计划”，一个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计划”就是要挖掘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和其当代应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要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为此，我们组织了上百个研究机构、上千名研究人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研究和实地考古工作，从珠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再到东北等地区来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满天星斗般的证据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我们人工种植稻作农业甚至已经超过了一万年。我们要讲好这些故事，否则总是被别人误解，比如良渚古城申遗的故事就足以证明中华五千年文明不容置疑。所以，我们都要开始学着讲故事。
二、讲好北京中轴线故事
《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什么受到年轻人喜爱？因为它第一次把博物馆背后的故事讲给大家，就是那些展厅里栩栩如生的展品背后的故事，它们是怎么被发现、提取、修复、展示出来的。《国家宝藏》这个节目的贡献就在于第一次把博物馆人、考古工作者的工作通过自己的语言讲述出来。这样的文化综艺，由演员演文物的“前世”、博物馆工作者讲文物的“今生”，即我们是如何保护这些文物的。节目是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等九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合作，结果很成功，也让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和博物馆人开始愿意走进大众、走进电视宣传。《上新了·故宫》使故宫研发的11900种文创产品走近千家万户，开启了文化创意产品在博物馆领域里的热潮。《我是规划师》讲的是城市规划对于北京这座文化古城的意义。《博物馆之城》讲的是各个博物馆中的各个不同岗位的内容。《万里走单骑》讲的是世界遗产的故事，通过行走、交流、参与来讲好世界遗产保护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良渚古城遗址、澳门、泉州、长城、丝绸之路等。北京中轴线要申报世界遗产，我们也做了一个重点节目——《登场了！北京中轴线》。通过一辆时空列车，我们会在中轴线元代、明代、清代、近代、当代等任何一个时间节点上见到一些人，比如永乐皇帝、马可波罗以及讲小吃“三不沾”的鲁迅先生、讲烤鸭的梁实秋先生等等。我们在永定门下车，去永定门清理牌匾、到故宫里测量古建筑、到胡同里开早餐店、到北京饭店学做国宴，还到声音博物馆里听各种叫卖的声音、器物的声音，到国旗班学习升降国旗，总之是通过这些交流、参与讲好接地气、烟火气的北京中轴线。
大家知道，北京的城市特色之一就是有一条中轴线，从永定门到钟鼓楼共7.8公里。尽管百年来，中轴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古建筑群今天依旧很完整，四十二处保留下来三十八处，其两侧对称的格局也基本还在，像景山这样统领旧城天际线的高点也还在，所以我们要通过申报世界遗产更好对其地进行保护。北京中轴线不仅是一条世界上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中轴线，而且是一条存在于一座蓬勃发展的城市中的有故事、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城市中轴线。比如，从永定门出发向北到天桥的一千五百米，两侧是祭祀建筑，尤其是东面的天坛，还留下了首都城市中少见的三平方公里的完整绿地，其主题是生态；从天桥到前门的一千五百米，过去是北京老城的三大商业中心之一，今天仍然是商业中心，变成了一条步行街，人们可以在这里休闲娱乐与购物，包括西面的大栅栏、东面的鲜鱼口都是商贸集中的区域，其主题是经济；从正阳门到故宫午门的一千五百米，是我国政治中心的集中展示，天安门两侧是太庙、社稷坛，新中国成立后又建成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堂、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主题是政治；从故宫午门到景山北门的一千五百米，是一系列开放的文化机构，包括故宫博物院、景山公园，在景山上眺望可以看到壮美的紫禁城景观以及北面的钟鼓楼，其主题是文化；从景山北门到鼓楼的一千五百米，是被老舍先生称赞为最有人民性的区域，东面是包括南、北锣鼓巷在内的北京传统胡同，西面是城市中难得的大面积、无围墙的水面，其主题是社会生活。由此可见，从南到北，从生态、经济、政治到文化、社会，北京城市中轴线沿线途经不同区域，有着不同景观、不同故事。我们今天要申报世界遗产，就是因为北京中轴线是全球最具文化底蕴、拥有最丰富文化景观的，以及对市民生活影响最重大的城市中轴线，甚至一年里的很多时候都有引人瞩目的文化活动。
北京中轴线上有三处世界遗产，分别是紫禁城、天坛、大运河。比如，万宁桥就是属于大运河、位于中轴线上的元代古建筑。我们为了保护中轴线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比如拆掉了万宁桥附近的一些高层住宅等。北京中轴线的格局始于元代，明代延续了元代的格局并把中轴线延长了，清代把中轴线的格局重点移到了“三山五园”，民国时期对中轴线的改造也没有造成损害，而是在很多方面进行强化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设的每一栋中轴线相关的建筑，包括从旗杆、纪念碑到天安门广场的扩建，也都是尊重并强化中轴线的。所以，北京中轴线不是凝固了一个时期的历史，而是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的叠加，是一个活的文化展，并且还在不断发展。
所以，为了保护北京中轴线，我们一直以来采取了很多的坚决措施：把可能产生大体量建筑、大规模建筑群的项目尽可能移到四环区域，包括西北四环的中关村西区、北四环的奥林匹克公园、东四环的商务区等，从而使老城的中轴线沿线景观与世界遗产没有被高楼大厦淹没；在中轴线两侧规划了厚厚的保护区，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扩大到三十三片，主要是保护以胡同、四合院为主的历史街区。今天，大片的绿色保护区域出现在从南面的大兴国际机场到北面的奥林匹克公园的中轴线延长线上，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绿色的屏障，北京中轴线申遗才成为可能。
三、故宫博物院是如何扩大开放的
北京中轴线上最重要的建筑，莫过于昔日的紫禁城、今天的故宫博物院。1994年时的故宫周边景象还是比较糟糕的，当时故宫周边的居民以及单位或多或少存在向筒子河里排放污水或乱扔垃圾的情况。对此，我们进行了入户调查，请专家呼吁、媒体宣传，喊出了一个口号——要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二十一世纪。通过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完成了污水节流、居民与单位的搬迁，终于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前使筒子河变得碧波荡漾了。今天，无论春夏秋冬、早中晚，只要是天气好的时候，总是有很多“长枪短炮”对准角楼、城墙、河水拍下美丽的照片，传播到世界各地。
我是2012年到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我知道，这里是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是世界上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的宝库，还是世界上观众来访量最多的博物馆，总之有很多的世界之最。到故宫博物院工作以后，我才知道这个门是真不好“看”，因为这些世界之最大多是挂在嘴边上的，其实很多人没能很好地感受到。你说馆舍宏大，但是大部分区域都竖着“非开放区”的牌子，人们进不去；你说藏品丰富，但是99%的藏品都是锁在库房里的，拿出来展示的不到1%；你说游客众多，确实故宫博物院从来都不缺游客，但是长期以来游客都是跟着导游的小旗子目不转睛地往前面走，导游也不会根据每个人的文化需求来进行讲解，都是从太和殿、养心殿到乾清门、坤宁宫，再到钟表馆、珍宝馆、御花园，不到两个小时的“到此一游”而已。每天望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我不禁在想，我们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究竟为人们带去了什么、人们通过一次难得的文化之旅究竟获得了什么？所以，我们下决心开展了为期三年的环境大整治，室内十项内容、室外十二项内容，目的是扩大开放。
关于室内，我们认真修复了堆放在各个房间的几十年的文物，把几十年来卸下并堆在通道、房子里的门窗修复好，并为此专门建古建筑馆来陈列，因为它们也是文物，是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看到，近二百间房子里堆放着各种大箱子（有樟木的、紫檀的、皮革的……），它们占据了太多空间，但它们也都是文物，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我们在海淀区建了故宫博物院的北院区，将这些箱子保存在三个大型的箱子库房中。故宫的很多房间里过去都堆着很多被子、毯子、毡子、窗帘，这些古人用过的东西也应该加以善待，所以我们进行除菌、熏蒸、织补，然后专门建织绣库房把它们保护起来，也就又腾出了很多房子。过去一个展览闭幕了，就找一间空屋子，把展柜、展具、模特往里面一推，把门一锁就变成仓库了，十年八年都没人再打开。今天的展览也不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也对它们进行了清理。过去使用过的椅子、桌子、沙发乃至运动器材也都舍不得扔，因为都是国有资产，所以我们就在院子里展示出来，让需要的部门登记领走。过去室内的炕特别多，上百间屋子都有，长期闲置着，还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也都认真清理，把它们保护起来。过去各个房间里都挂的那些字帖或画，有些还是缂丝的，闲置了非常可惜，我们也都把它们收拾好。有些十多年、几十年没有进去人的房间，往里面踩一脚都是扑通扑通的尘土，其中很多漂亮的房子都是应该开放的，所以我用了五个月的时间走遍了故宫的所有房间，要求每个房间都必须要打开，然后照相记录，等到清理好后再来照相。通过这样全院上下齐心合力，用了三年时间，终于使故宫的每间房子都变得干干净净了。
关于室外，整治起来要比室内还艰苦。我们过去很多区域都是不开放的，导致杂草没膝、没腰，也都要清理。我们的要求是让不该长草的地方一根草都没有，清理以后还给野猫建了猫舍。特别不应该长草的地方，就是我们古建筑的屋顶。过去，我们的古建筑上长了很多草。这些草之所以能生存，一定是把根扎在瓦和瓦之间的缝里，瓦被拱松动以后，雨水就会灌进去，就会导致梁架的腐朽。所以，我们下决心向杂草宣战。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把它们拔掉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不除根的话，一两场雨过后又会长出来。所以，我们要把一片片的瓦揭开，把草根取出来，再把瓦重新抹好，这一干就是两年，我们才敢对社会宣布，故宫博物院一千二百栋古建筑上没有一根草了。更严重的是不断增长的市政管线，跑冒滴漏、盘根错节。紫禁城里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河，叫内金水河，从西北流入，向南到武英殿前，向东穿过太和门广场再拐两个弯，从东南流出，两侧都有汉白玉的栏杆。这条河上当时有上百条污水管、上水管穿越，再加上一些热力管道，这些管道无情地穿过各处红墙、古建筑，占据了很多空间。对此，我们用了一年半进行设计，用了一年多时间报批，在远离古建筑、地下八到十四米的空间，采取盾构的方式，把十七种管线全部摁到地下，这样就再也不用开挖古建筑的地面或穿越红墙了。
我们开始去商业化。过去，人们进了故宫都是跟着导游沿着中轴线往前面走，所以经营部门认为有商机，就开始在门洞里面卖东西，包括太和门、乾清门、隆宗门、景运门等，一进去一片商业繁荣的景象。但是，人们来故宫是看古建筑而不是逛市场的，所以我们下决心要清理。比如乾清门，是清代皇帝每天上早朝的地方，但是东西边都是商店，游客完全没有体验。我们要求一切工作要以服务游客为中心，所以把这些商店以及隆宗门的快餐店都拆掉，在远离中轴线的冰窖建了餐厅，可以同时容纳三百人就餐。今天，我们再沿着中轴线走，就看不到任何商业建筑侵入到视野中了，一定能够看到一座壮美的紫禁城。
我们还下决心拆除所有的临时建筑。几十年来，故宫里积累了一百三十五栋临时建筑，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彩钢房，两三个星期就可以搭建好，但问题是不阻燃。我们和公安、消防一起，把雁翅楼下面的彩钢房拉倒来做示范，并让大家立下军令状，拆除所有临时建筑。一直拆到2016年院庆当天，我们大家齐心合力把最后一处彩钢房拉倒，结束了故宫博物院的彩钢房历史。
我们向最脏、乱、差的地方宣战。比如故宫的西城墙，墙内四百多米长的范围里堆的都是加工用的木材。于是，我们把这些木材移到外面，建了建材基地，恢复了墙内的地貌，然后建了故宫文物医院。故宫的南城墙内更脏乱，几十年来就是堆砖头、木头的地方，位置就在午门下面，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把它们都移出去以后，恢复了地貌，并建成了对公众开放的家具馆。更严重的是太和殿广场的西边，是长期堆放建筑垃圾或危险品的地方，所以一直不能开放。对此，我们下决心把它拆掉，恢复其历史景观。很多临时建筑也在干扰故宫的环境，比如南三所是过去皇太子生活的地方，一共九组院子，满是绿琉璃瓦，很漂亮。但是几十年来，我们的老员工都没见过南三所原本的样子，因为一直被花房围着。所以，我们就在别处建了温室大棚，在里面把花卉养好以后，在每年初春时接到故宫各庭院展示出来，等到深秋时再把它们送回去。这样一来，花卉养得更好了，我们也就能把花房都拆了，南三所也终于恢复了原本的样子。
通过这一系列艰苦卓绝的环境整治，我们使故宫的面貌得到了改善，完成了环境整治前喊出的“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的口号。紫禁城于1420年建成，在2020年迎来了六百岁“生日”。我们希望的是人们再走进故宫博物院，看到的只有古建筑，而没有任何一栋杂乱无章的临时违建。
但是，要想让故宫进一步扩大开放，一个前提就是要把古建筑修好。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院长做了十年院长，郑院长2002年一到故宫博物院工作，就启动了故宫整体维修保护工程，下决心用十八年时间，到2020年把故宫一千二百栋古建筑全都修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计划。比如，过去的武英殿还是当时的国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在使用，在这家单位搬走以后经过修复，今天成为对我们的陶瓷馆。西部最大的宫殿慈宁宫，当时还是国家文物局在使用，在这家单位搬走以后经过修复，今天成为我们的雕塑馆。郑院长在故宫的十年还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那就是苦口婆心、锲而不舍地把当时故宫里的十三家外单位都请走了。
我们纠正了很多历史遗憾。1923年，一把大火把紫禁城四大花园之一的建福宫花园烧掉了，当时的内务府说是电线进了宫殿引发的火灾，但其实更多人相信是太监偷东西、纵火，为的是烧掉罪证。经过国家批准，我们复建了建福宫花园，使之成为故宫重要的文化活动场所。大火烧掉的中正殿也得到了修复，成为故宫研究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陈列展览的地方。我们还有一项使命，那就是收复被别人不合理占用的区域，比如紫禁城北侧的大高玄殿，原本是道教建筑群，于1950年借出，直到2014年才在人大、政协代表委员的呼吁下还回来，其中就有二十多处违法建设，耗时四个月才被专业性地拆除，经过维修后如今已对公众开放。
要想让故宫进一步扩大开放，我们还必须要做好一件事，那就是修好那些文物藏品。以《我在故宫修文物》里为古书画装裱修复的单嘉玖、为青铜器修复的王有亮等为代表的专家们，一生修复了很多国宝级文物，包括陶瓷、木器、漆器、乐器、家具、挂屏、象牙、螺钿、缂丝、唐卡、织绣、西洋钟表等，甚至到了退休的年龄还是坚守在岗位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被《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观众们誉为“男神”的王津，最擅长修复西洋钟表。十八世纪的西洋钟表经他之手，表针还能走得准，表盘上的水还会流、鸟还会叫，到点还敲钟。四十多年来，三百多台西洋钟表得到修复。《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第二年，王津还获得了国际电影节的白金奖。这就是我们应当赞美的工匠精神。
今天，我们对待文物的态度应该更加科学，不仅要有传统工艺的支撑，还要加强科学技术的应用。我们对待不会说话的文物也应该像给人看病一样，先诊断、再修复。所以，我们建立了第一个为文物建的医院——故宫文物医院，建筑长度达三百六十一米，汇集了二百名文物医生，其实一半都是从事分析、检测、无损探伤并出具分析检测报告、提出治疗方案的科学家。国际文物保护修复协会把全球唯一的培训机构设立在这里，疫情前四年已经培养了三十七个国家的上百名文物修复人员。古建筑构件、文物藏品等进入文物医院后都会得到细心诊断，比如其生命历程、出土地点、需要保留的信息、金属成分、合金比例以及当前的“病情”、“治愈”方法等，然后形成一份权威诊断报告并送到修复专家的手里。我们也不断为这所医院添置相关设备，比如分子结构分析设备、三维打印设备、分析热性能或物理性能的设备等，使得文物修复水平如虎添翼。我们已经建立了23个科技实验室，形成了支撑数百种文物修复的平台。经过修复，一批批文物得以健康地从库房“走”向各个展厅、“走”进人们的视野。
通过环境整治、古建修缮、文物修复，我们终于实现了开放更多区域、举办更多展览的目标。2014年，故宫的开放面积首次突破50%，2015年达到65%，2016年达到76%，2018年底突破80%。过去很多竖着“非开放区、观众止步”牌子的地方在今天变成了展区、展馆、展场。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古建筑——午门雁翅楼，有着上千平米的巨型空间，过去是不能开放的大库房，在我们将其中四十万件文物移交给国家博物馆之后，其空间得到解放，现在成为闻名世界的临时展厅，举办过来自印度、阿富汗、法国、卡塔尔、摩纳哥等地的各种展览以及我们的“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千里江山与历代青绿山水特展”等，还在春节举办了“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的展览，期间每天有二至四万观众走入展厅。
从2014年开始，我们推开了故宫的一座座大门，比如隆宗门的打开意味着广阔的西部区域第一次对公众开放。西部区域过去住的是皇帝的母亲，其中有很多佛堂、花园以及规模非常大的慈宁宫。经过修缮，我们利用大规模的宫殿先后举办了五个雕塑展览，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雕塑馆，使上万件各个时期、不同材质的雕塑“走”出库房，恢复了作为文物的“尊严”。**反复强调，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活起来”指的是只有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它们才会变得神采奕奕；同时也只有让人们看到，它们才会得到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今天要修好它们，这也是我们的天职。我们开放了最西边的寿康宫，开放第一天就呼啦啦进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都说这是甄嬛住的地方。对此，我们还是要讲好历史，其实在这里住的最久的是乾隆皇帝的生母——崇庆皇太后。我们把这位太后使用过的家具、用具从库房中提取出来，经过修缮以后原样放回每个房间里进行展示。
经过努力，我们开放了紫禁城里的四大花园，最后开放的是慈宁宫花园，包括其中的古树、佛堂。我们开放了城门和角楼，四个城门、四个角楼从过去的库房变成了博物馆、展厅，比如在东华门现在有古建筑馆，展示故宫收藏的四千九百件古建筑相关藏品；在神武门上面有高大的展厅，常年举办一些引人入胜的展览，同时人们走出展厅后可以不再从神武门离开，而是沿着城墙直达天安门、王府井等地区；过去只能远远眺望、拍照的角楼，今天也是可以走进去的，我们在角楼里播放虚拟现实的影片，告诉人们古人是怎么用榫卯结构把上万块木头组合成三层檐、七十二条脊的美丽建筑的；在端门现在有数字博物馆，我们可以在这里和一千二百栋古建筑对话，看到一千五百块地毯图案，调阅并临摹一幅书法，与绘画中的小动物互动，使用数字藏卷、多宝阁详细了解喜欢的书画、器物，在虚拟现实中走进故宫中狭小、不开放的空间，试穿古代服装，学习针织工艺。我们开放了畅音阁大戏楼，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宫廷戏楼。我们把这些木结构的古建筑修好，作为戏曲馆的一部分对公众开放，人们在这里可以观看中国传统戏曲。我们开放了宝蕴楼，这是故宫里最年轻的古建筑，过去也是文物库房。在其百岁生日时，我们完成了修复，作为故宫博物院早期院史陈列馆，陈列建院初期那些艰苦年月的“痕迹”。比如，1933年为了防备日寇掠夺，当时的故宫员工做了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个木箱用来装文物，然后分五批运到上海，同时在南京建起了故宫博物院的库房和分院，在1936年底、1937年初再将文物运到南京。仅过了半年时间，南京又告急，故宫文物又被迫避敌西迁，最远运到了桂林，其中最险的一条路就是经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进入峨眉一带，期间曾被藏匿在各个城市，躲过了敌机轰炸、土匪抢劫、自然灾害，得到了各地民众的舍命保护。1947年，这批文物被汇集到重庆装船运回南京，经过清理发现一箱都没有少。这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人创造的保护文化遗产的奇迹。
我们最后还将扩大开放的目标放到了地面库房上。最大的地面库房是一百五十六米长的南大库，过去里面存放的都是各种材料，现在物流这么发达，我们已经没必要再在故宫里保存这些材料。于是，我们移出了这些材料，并对南大库进行了修缮，把它建成了故宫博物院的家具馆，展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六千二百件明清家具。这些明清家具，哪怕只是一个小炕桌，都是紫檀的框、镶着一圈和田玉的，它们经过修复以后光彩照人。这些精品家具、组合式家具、情景式家具的陈列，伴随着琴棋书画的点缀，使得家具馆的开放获得了很好的反响。于是，我们进一步打开了书版库房、陶瓷库房、古建筑构件库房、车马轿舆库房，让其中能够展示出来的文物面对游客，得到更好的保护。
四、故宫博物院是如何发展“文创”的
随着上述一片片区域的开放，故宫的开放面积不断扩大。过去游客参观太和殿，结束以后只能往北走，而这片区域中除了高大的宫殿、宽阔的广场，一棵树都没有。曾经有游客在仅参观到此地时问我们，故宫没有树吗？我们只能尴尬地告诉他，再往北走就是御花园，那里是有树林的。其实，太和殿两侧各有一个门，西面叫右翼门，东面叫左翼门，过去从来没有开放过，直到环境得到整治之后才得以开放。人们现在从太和殿走出右翼门，迎面就有十八棵三百年树龄的大槐树，左翼门外面是箭亭广场，再向东也有很好的生态景观。人们现在再来故宫，参观完太和殿就不一定往北走了，可以去游览东、西两边的展区。
然而，我们知道，哪怕开放再多的区域、举办再多的展览，能到故宫参观的游客仍然是很少的一部分。为了扩大宣传，我们必须要借助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我们加强了网站的建设，包括加强外文网站的建设，让世界各国人民都可以通过网站了解故宫文化；让故宫的青少年网站更活泼，鼓励更多青少年走进博物馆，听有趣的故事；着手举办网上展览，展示故宫过去举办过的展览与正在举办的展览，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游览参观。2016年，我们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包括在网上图文并茂地展示故宫收藏的一百八十六万余件文物，以及通过不断升级的高清摄像手段，在网上展示各种场景照片、主建筑照片，让人们在家里也可以看到一个全景的故宫。我们还加大了官方微博的影响力，每天增加新内容，白天给大家讲建筑，晚上给大家讲故事，开展各种活动。我们发现，人们特别喜欢浏览和收藏故宫的照片，于是组织了一个小分队，无论春夏秋冬，分别在早中晚拍摄故宫的各个角落，然后把美丽的照片放到网上供人们下载。一场初雪或者红月天象过后，故宫的照片就能收获上千万的阅读量。只要是下雨雪的时候，都是故宫网站人气最火爆的时候。
我们开始出品系列App，到现在已经有十几个了，而且每个都能获奖，媒体评价我们：故宫出品，必属精品。比如《韩熙载夜宴图》，我们通过App让这幅古代绘画“立体”起来，展示其中上百个知识点，让人们可以深度了解画中的人物、场景、音乐、舞蹈等。“每日故宫”是最让我们得意的App，用户可以在每天早上免费收到一套图文并茂的故宫藏品信息，通过经年累月的收藏就能够得到一座属于自己的掌上故宫博物院。我们还制作了“故宫展览”，让用户可以在手机上参观故宫的展厅。总之，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们建成了数字故宫社区——全世界博物馆最强大的数字平台之一，因为它的功能还在不断延伸、与时俱进，包括公众教育、文化展示、参观导览、资讯传播、休闲娱乐、社交广场、学术交流、电子商务等。几年来，我们从资源数据化走向数据场景化，从场景网络化走向网络智能化，吸引了更多人来到故宫博物院。
今天到故宫博物院参观，三四个小时是肯定不够的，人们需要休息、喝茶、吃东西。故宫西部区域开放后，至少三分之一的游客会去游览，也就需要有一个观众服务区。矮矮的红墙后面有四栋古建筑，非常结实，墙有两米厚，是过去皇家的冰窖，但已经有一百多年没有存冰了。于是，我们用一年多的时间将其修缮好，建成了冰窖观众服务区，包括书吧、茶吧、咖啡吧、快餐店，快餐店可以同时容纳三百人就餐。
我们今天也通过文化创意产品来传播文化，比如展示故宫早景的早景伞、展示故宫宫门的宫门包、展示故宫脊兽的衣服夹子、展示《乾隆皇帝大阅图》的水果叉、展示四羊方罍的茶具组合、带有故宫元素的笔记本、故宫系列口红等。截至2018年底，我们研发的文化创意产品已达一万一千九百种，越来越受大家欢迎，带动了全国的文化创意产品浪潮。对此，我们还喊出了一个新口号，那就是要从数量增长走向质量提升，更加注重品质、环保、安全。我们还通过展览来推动文化创意的发展，比如故宫的名画藏品——《千里江山图》，十多年前还鲜为人知。我们对这幅名画进行了体检，历经千年还十分健康，时青时绿还特别鲜艳。于是，我们决定举办“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特展”，将《千里江山图》全卷打开，经过宣传引来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这幅绘画展出之前，我们就创作了上百种《千里江山图》相关的文创展品，除了传统画册、复制品、丝绸制品，还有日历、邮票、茶具、折扇、团扇、杯垫、鼠标垫、笔记本、手表、纸胶带、存储罐、书签、披肩、运动服、运动鞋等。经过三年时间，《千里江山图》已家喻户晓，甚至成为人们室内家居装点的热门元素之一，还走进了交响乐，走进了沉浸式互动体验展，走进了舞蹈，走进了春晚，这就是我们对一件藏品的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通过讲好它的故事，激发出强大文化能量。
故宫现在的商店也不再是商店了，而是文化创意馆，是人们走出故宫博物院之前到访的最后一个展厅，包括木艺馆、陶艺馆、铜艺馆、书店等，还有出售面向儿童的产品、提供空间给孩子们做手工的儿童文化创意馆。博物馆本质上也是教育机构，故宫也要承担教育的角色。为此，我们成立了故宫学院，在全国十个城市建立了分院，开展了大量深入社区、深入学生的活动，比如故宫知识课堂，每次开班一定爆满，孩子们在这里串朝珠、绘龙袍、画盘子、做堆绣、做结彩、包粽子、做拓片，所有都是免费的。我们认为，将大量营销收入投入到教育上是最值得的，因为这些学生在博物馆长大，将来也一定是对博物馆有感情、对传统文化有认知的一代。我们还将大量修缮好的古建筑投入到教育上，这些大教室能容纳更多的学生。博物馆就应该是人们学习的大课堂，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片文化绿洲。
二十个文明古国的专家学者、政府文化官员每年都会在故宫召开太和论坛。太和论坛是以太和殿命名的，和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号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待、人的内心世界和谐相安。他们都非常赞成中国的主张，二十个文明古国与故宫博物院共同签署了《太和宣言》。我们今天要认真做好一次次外交接待，当外国来宾走进故宫博物院，我们会用故宫所呈现的中华文化为他们讲解，比如红墙、黄瓦、蓝天是三原色的体现，用这三种颜色可以谱画出世界上任何色彩，我们的世界必须是绚丽多彩而不能是单一色彩的，每个民族都有值得骄傲的历史，也都应该拥有各自向往的未来。
如今，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走进故宫博物院，我们相信他们一定会感受到被保护着的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的壮美、尊严与健康，肯定会感动于中国对遗产保护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和实在贡献。2020年12月8日，紫禁城迎来了六百岁生日，那一天我们格外地激动，因为在全国各界的支持下，我们实现了“把一个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了下一个六百年”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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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霁翔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