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产资源活化的意涵
有关“遗产资源”的概念，笔者曾写过多篇文章进行论述。所谓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资源，就是要为一定的社会活动服务，离开社会活动的目的，资源毫无意义，甚至可以说，也就没有了资源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源并非完全客观的存在，当某种存在物没有同一定社会活动目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是远离人类活动的自在之物，并非我们论述的资源①。因此，在遗产后面加上“资源”两字就是告诉人们，在当今时代遗产不再是远离现代生活的历史之物、过去之物，而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活态之物，也就是说，遗产资源只有通过活化才有可能成为当今社会的活态之物、有用之物。因而，遗产资源和活态化就成为非遗理论研究要把握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笔者认为，将遗产作为资源来进行活化利用，其代表的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新的需求，甚至与社会转型中文化再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心态秩序和心态结构的重建紧密相关，因而非遗保护才受到如此的关注。如果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就不能真正认识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意义，对其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活动方向也会陷于迷茫。我们要看到，正是将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作为资源进行活化利用，才使得其能够为本土的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服务，使得文化多样性和本土性得以复兴与复活，而复活过程就是对工业化和全球化发展的一种挑战与反弹②。
要真正地理解“遗产资源”背后的含义，就必须从当代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方式上去理解。一般来说，在农业文明中，人类对自然的依赖相对紧密，此时的人类主要通过与自然的互动来产生文化；在工业文明中，随着加工制作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加高端化，此时人类主要是通过制作加工和分配物质产品来产生文化；后工业社会则是在人工创造的“第二自然”中进行文化活动，因此，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上再生产文化。而这一“原有文化”可以理解为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这里可以看到的是，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活动，主要依赖的是自然资源，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人类无论是物质财富的创作，还是文化活动的产生都越来越多地依赖于遗产资源。其原因是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已成为构成当下文化的基础，因为这一时代的根本标志就是“自然”已一去不复返地消失，整个世界已不同以往，成为一个完全人文化了的世界，“文化”成为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整个地被知识化、话语化了③。为此，人类进入了一个知识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我们面对的不仅有自然资源，还有遗产资源。遗产资源和自然资源一样，需要开发和利用才能使其为社会与时代所用，其开发和利用的手段就是活用，包括活态传承。
日本是最早提出将文化财，即遗产资源进行活化，让其成为重振地方文化和地方经济手段的国家。其方法是将文化传统活态地保留在社区中，藉此，恢复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力，并在此基础上再造农村社区新生活④。随后，这样的理论与方法影响了韩国，也影响了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也就是说，将文化遗产从静态转化为活态的过程，就是将遗产资源化的过程。
二、遗产资源活化的形式
当今时代，遗产资源的活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景观被活化为“会说话的环境”
当今社会的最大转型就是经济模式的转型，即由商品经济转向知识经济和体验经济。为此，不少地方都在进行新的景观再造，在这样的再造过程中，遗产资源成为其重要的活化对象。如某些城市和乡村因其所拥有的非遗项目具有某种文化价值，这一价值就成为当地宣传和再造某种当地文化符号的资源。另外，在许多地方传统的房屋和废弃的工厂被呈现为遗产，这些遗产地被活化为艺术区得到再利用，如北京的798艺术区，景德镇的陶溪川等。还有一些传统的乡村和城镇，如乌镇、黔东南的苗寨等，人们将这些地方作为遗产分割为若干主题区，用艺术作品加以修饰⑤。目的是创造“会说话的环境”，这些区域许多的物件、场所和艺术品似乎越来越多地通过它们与人类的关系这一视境来呈现。这些遗产地被构造为“景观”。在充满浪漫主义的注视下，通过崭新的“活态历史”场景将当地的过去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有些地方的遗产景观即使早已消失，也会被重构或重建，在“可参观”的新文化经济当中占据一席之地⑥。
由于遗产具有强烈的视觉元素，人们常常从当地的历史照片和影像片段中寻找新的地方性图像来塑造具有历史意义的新情境，建造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文化景观。此外，由于遗产注重个人化，人们通常会收集回忆和轶事，找到能够体现并复活历史的当地人物，并使其故事成为扎根当地“活态历史”主题的展示内容。正因如此，“活态历史”才能获得当地民众的积极参与。为此，遗产作为资源会促使各类群体思考他们的文化“根源”，展示他们值得公开的自我以及身份。
当地人想要与过去的历史建立联系，参观者则想要体验当地的活态历史和公众记忆，解决办法就是让阐释者围绕当地人的记忆和经历构造并展示。通过这种方式，遗产似乎为衰落的地区提供了复兴的手段，经济上通过外来游客，文化上则通过内部记忆。
以上论述可以使我们看到，通过遗产资源进行历史景观的活化，不仅可以彰显地方文化特色吸引游客，还可以促使因失去制造产业而面临经济崩溃的城镇以及失去了年轻人的乡村复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运用文化象征主义推销城市绝不是新现象⑦，遗产资源的活用是当代社会所热议的“回到过去”的表征方式，这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潮流，体现在各种可供参观的历史中。这一方面是以游客为导向的市场关系；另一方面是呈现和歌颂“真实”文化的主张。遗产生产同时包括拯救过去和将其表现为可参观的体验，两者相辅相成⑧。用这样的方式将景观塑造成了“会说话的环境”，可以参观和体验的文化。
（二）博物馆被活化为“活态历史”
博物馆以往给大家的印象是刻板的展示古代遗物的地方，但当遗产被作为资源活化以后，博物馆的面貌就变得活泼起来，博物馆的类型和种类也开始变得多元。由此，“活态历史”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博物馆的各个场所，获得惊人的成功：新生的露天工业博物馆，更古老、更严肃的博物馆，还有新一代的文化/技术/艺术混合中心，都不时出现“活态历史”的展示和表演⑨。
博物馆被活化为“活态历史”，既指运用重构和模拟的“互动”遗产博物馆，也描述了“再现历史”的展示形式的总体倾向。这些博物馆的遗产展示，不仅体现出其希望挽留“逝去的世界”的渴望，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与破坏传统环境和导致社区消失的“涡轮资本主义”相抗衡的想象空间。同时，通过传统的物质形式来重新创造过去的环境，它似乎令时间静止；让人们沿着一个表面上看来是古代的街道漫步，同时发现所有的人、声音、景致和气味都被保留着。带着这些对展览的想象，每个人都成了游客，把他们一路看到的环境转化成符号和象征记在心里⑩。
于是，今天的博物馆不再是物品的储藏室，而是吸引参观者的活的历史的展示之地。许多博物馆承诺带给参观者发现之旅，而不是把他们带到布满灰尘的橱窗走廊里。许多博物馆变成了非常感性的环境，装满了不只能看，还能听、摸、闻的东西。在“活态历史”的模式下，参观者还能与之交谈互动。这让我们看到，遗产与历史不一样，它不是与今天没有关系的过去书本上或物品中的历史，而是通过神话、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当地自豪感、浪漫思想或仅仅是市场营销被加工成商品的历史。
（三）商品被活化为“知识的容器”
后工业社会又被称为知识社会，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所有物都成为“知识价值之容器”，即物质财富“知识价值”的绝大部分，恐怕是以转化为有形的物资或以往就存在的服务等形式来满足社会的需求的⑪。也因此，商品开始转向符号，商品的符号化即是遗产资源的活化和资本化的过程。因为符号是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这些符号的意义大都来自于原有的文化，即文化遗产。遗产资源的活化打破了旧的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挑战了那些自主创造的艺术家的观念，以及现代主义艺术所要求的工匠式艺术定义的观念，从而告诉人们艺术到处都存在⑫。因为遗产被活化为艺术，活化为生活中审美的系列符号，也就使商品从实用走向了符号。
商品被符号化的过程，也是市场化的过程，其之所以可以市场化，就在于人对符号系统的依赖。格尔茨认为，如果人类行为要形成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将来自于象征传统。于是人们借以建构自己生活的这些象征符号“就不仅仅是我们生物性存在、心里存在和社会存在的表现、媒介和相关物，它们还是这种存在的前提条件”⑬。在后现代社会中，社会被高度知识化，在高度人文化和知识化的社会里，人类文化的再生产资源便不再是自然，而是在原有文化基础上的重构。在重构的过程中，文化符号得到不断地再生产，并弥散到所有的社会空间。由此，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也从本质上变成了文化的东西”⑭。在这样的过程中，关于商品的社会与文化价值的知识，以及如何恰如其分地去使用它们的知识，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知识的源泉往往具有伸向历史和本土文化的特性。在这样的过程中，代表不同文化母体的文化遗产必然会转向资源，被再生产也就是活化为新的文化，以及可以销售的文化产品也就是商品。
三、遗产资源活化的价值旨归
综上所述，遗产不是从现在倒退到过去，而是为现在所激发、所活化成一种新的文化再生产，甚至是商品经济再生产的后工业化的社会形态，是后现代性本身使过去（遗产）以看上去十分真实的形式得到再现（是全方位的、互动的活态历史形式的模拟）。
滕布里奇和阿什沃思认为，尽管“历史和遗产为了现在的目的而选择性地使用过去”，但在遗产当中“当前与未来的运用都是极为重要的”⑮。也因此，遗产“阐明过去的目的是以便向其注入现在的意图”⑯。但在笔者看来，其注入的不仅是人们对现在的意图，还包括人们对未来的期许。
在许多专家看来，遗产保护是一个最纯洁的理想，就是要把过去按照其原状保留下来，但这个理想在当今时代几乎不能实现，因为历史不会回到过去。因此，当代遗产不仅需要保护，还需要转换性创新。也就是说，遗产保护的目的是创造新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保留已经存在的东西。
遗产不像大多数的历史书籍只存在于过去，而是成为可以被活化的资源，与当今社会甚至人类的未来都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变得复杂和具有更多丰富的内涵。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将其视为静态的和被动的保护对象。从拟人化的角度来看，以往“遗产”常常被人看成是年衰的老人，但今天，也许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生命。因为它不仅代表过去，也代表当下和未来，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非遗保护作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实践，需要从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的维度重新理解非遗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充分认识非遗学科与相关学科的交叉性，与多学科的叠加性，以及非遗学科建构中的创造性、开放性、开拓性等特征。对“遗产资源”活化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跨学科的研究视野，还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密切关注非遗田野实践的动态性、具身性等问题，在“乡土中国”的文化底色上进行新的阐释，进而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本土理论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为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 注释：
①②有关“遗产资源论”观点的提出，参见：方李莉. 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J]. 民族艺术，2009（2）：42-52 67；方李莉. 有关“从遗产到资源”观点的提出[J]. 艺术探索，2016（4）：59-67.
③盛宁. 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8.
④许育典，李惠圆. 私有古迹保存与文化资产保护法制的检讨[J]. 台湾成大法学，2003（5）：28.
⑤⑥⑨⑩贝拉·迪克斯. 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M]. 冯悦，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1，127，18.
⑦ Michael Barke, Ken Harrop. Selling the Industrial Town: Identity, Image and Illusion[M]//John R. Gold, Stephen V. Ward. Place Promotion: The Use of Publicity and Marketing to Sell Towns and Regions. Chichester: John Wiley, 1994: 93-114.
⑧ John B. 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3-191.
⑪堺屋太一. 知识价值革命[M]. 黄晓勇，韩铁英，刘大洪，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44.
⑫⑭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9，21.
⑬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49.
⑮ J. E. Tunbridge. G. J. Ashworth. Dissonant Heritage: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st as a Resource in Conflict[M]. Chichester: John Wiley & Sons, 1996: 6.
⑯ David Lowenthal.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x.
▼ 作者简介：
方李莉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首席教授、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东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副主任、首席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人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