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了!中国(China)和中国人(Chinese)的英文名称(Chinese)源于“秦(Chin)”
——一个草根历史研究者的独白
关键词:据我多年研究,中国的国名China来源于“秦(朝)”;中国人Chinese,其实是“秦人们”。(而大“汉”民族的称谓来源自“汉朝”、语言谓之“汉语”;海外华侨聚居地-唐人街的“唐”字取自“唐朝”。中国古代史上三个辉煌的时代,在世界历史下了深深的烙印;也给我们中华文明史留下了传承的脉络)。
一,历史悠久的秦王朝
秦作为一个诸侯国,跨越时间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2年;而秦帝国的时间是前221年到前207年,共563年。所以说秦并非一个15年的年轻王朝,而是一个拥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处于中国西部这片孕育中国民族的摇篮之地,也是同西方各部族打交道的前哨之地。
2015年上映的大型古装电视剧《芈(mǐ)月传》火遍全国,在《芈月传》里义渠王作为秦国西北部的少数民族狄戎之王,长期与秦国争战。公元前272年,秦宣太后*义渠王,义渠国亡,领土并入秦国。(《史记.匈奴列传》有记载:秦昭王(前306-前251年)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从此,秦国不仅扩张了疆土,而且西部边陲不再有后顾之忧。进而为自己的后世子孙赢政能够放手一搏,一统华夏,成为始皇帝,打下了重要基础。
秦始皇最终成就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历史功绩,建立秦王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7年)后,采取了推行郡县制,规定“书同文”和“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以及筑长城等一系列的大一统政策。秦朝建国之时,始皇帝“亡诸侯,履至尊,制六合,威振四海”。而其疆域“分天下为四十八郡,北至辽东,东至会稽,南至象郡,西至陇西”。汉代学者贾谊在《过秦论》中,把秦国一统天下的史实比喻成“振长策而御宇内”。
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将近500多年的动荡,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华大地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血缘和文化为纽带的共同体。国外曾有学者评价,秦始皇的出现,让中国文化的传承,有了国家这个强有力的载体。而伟大的“秦朝”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长河中掀起的浪潮,波及千秋万代。
那为何古代世界称中国为“秦”呐?从古至今,虽然对此有些认识,但大多语焉不详,没有定论。其实,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里引经据典,从只鳞片爪里搜寻得到足够的史料,来佐证我的论断。
二,古印度称呼中国为“秦那”(Cīna)
在中国古代史上,和我们发生接触、交流最频繁、文献记载保留最多的国家,莫过于同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印度。我们现在所知道最早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就是古梵语(Sanskrit,古印度语,是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族印度--雅利安语支的一支)中的Cīna一词。整个词在汉译佛经中很常见,音译作“至那”“脂那”或者“支那”,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经佛教经典传入中国。这些佛经的原文,当然多数是当时或更早在印度写成的。
古代印度人又常在Cīna一词前再加上mahā一词,成为Mahācīna,音译“摩诃支那”、“摩诃至那”,意思是“大至那”或者“伟大的至那”,其中有表示对中国尊崇的意思。
公元前32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撤出印度河流域,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孔雀帝国建立。印度梅陀罗笈多王(King Candragupta)在位时,其开国丞相乔底利耶在他的著作《政论》(Arthasastra,约成书在公元前320年)中,有“产生在Cina的成捆的丝”的句子。说明那时印度就有了来自中国的丝绸,然已后于秦穆公(前659-前621年)约350年矣。
史学家张绪山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第8页)中论述道:“我们知道,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是支那(Cina,Cini),支那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唯一名称”。
也许有人怀疑,古时交通没有那么便利,秦的影响是很难达到印度的。其实自古以来,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印度也不例外。且看中国学者和古代典籍上的记载,先秦时代中国与印度就互通往来,当时从中国到印度之间可能的通道有四条:
1,直接翻越青藏高原,穿过喜马拉雅山脉或者是喀喇昆仑山脉;
2,穿过西域、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和中亚内陆的戈壁沙漠,再经过现今的阿富汗向南(玄奘取经的路线,丝绸之路南支);
3,穿过四川或云南的热带雨林(茶马古道之川藏线和滇藏线-南方丝绸之路);
4,是沿着亚洲大陆南缘航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也称“瓷器之路”。
其中前两条路线去印度十分艰险,故而后来的大多数商人都选用后两条路线,尤其是海路。
证据一,中国中外交通史学奠基者之一的张星烺先生(1881-1951年)在其《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附录“支那”名号考之三(秦国名称向外之传布)开宗明义:“秦之建国,始于周平王时代,在公元前七百余年,至秦穆公时,秦已强大。穆公即位于公元前659年,在位39年,为春秋五霸之一。《左传》载秦穆公霸西戎,兼国十二...秦之威名,由商贩而播至印度,中央亚细亚,亦甚易也...”
证据二,另据《战国策》所载,秦惠文王(前337-前331年)时,“秦人欺蜀国已将赠送金牛于蜀,使蜀人凿通山道,既通,秦兵掩至,遂灭巴蜀。”
证据三,《汉书 西南夷传》“秦时尝破(滇池),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秦朝时,曾经攻占了‘滇池’这一带,大略开通了五尺道,给这里的一些国家设置了官吏)。
证据四,公元前223年,秦始皇派大军50万南下岭南,意在征服楚国未能征服之百越。公元前214年,南国传来捷报,岭南平定,首府设在番禺(今广州)。秦朝灭亡后,大将赵佗遂自立为南越武王。
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至秦的这一时代就已经出现,地处华南的南越国就有十分繁盛的海外贸易,这在南越王墓等考古发掘中得到实证。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是: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输入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徐闻),也就将“秦”的威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至印度、斯里兰卡和阿拉伯地区、、、
证据五,公元前138年,张骞(公元前164年-前114年)率领一百多人的使者团出发;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注意,秦亡于公元前207年,他的二次出使在秦亡后不到100年,历史距离很近)。
现代学者方豪在其《中西交通史》第八章“汉通西域之其他效果”第三节“丝绸之路大量西销”(83-85页)中,独到地谈起张骞凿空西域起到的商业作用,即汉通西域后,中国的丝绸外交成为政府开展对外关系的有效手段,也作为中西民间进行友好交往的主要载体。
虽为外交官,但张骞也很有经济头脑。在被大月氏征服的大夏人那儿,获悉中国的竹杖与蜀布竟然来自身毒(印度),立即开展市场调查。《史记 大宛列传》“骞曰:“臣子大夏时,见邛竹杖、 蜀布。 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贾人往市之身毒(Sindhou,印度)...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从蜀宜径,又无寇...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乃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张骞说:“我在大夏时,看见过邛竹杖、 蜀布,便问他们:‘从哪儿得到了这些东西?’大夏国的人说:‘我们的商人到身毒国买回来的’...有蜀郡的产品,这就说明他离蜀郡不远了...从蜀地前往,应是直道、又没有侵扰者。有个人民都骑象的国家,名叫滇越,蜀郡偷运物品出境的商人中,有的到过那里。于是汉朝因为要寻找前往大夏的道路,而开始同滇国沟通...待到张骞说可以由西南夷通往大夏,汉朝又重新从事开通西南夷狄事情)。
汉朝根本没和他们通商,很奇怪他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些蜀地的物产?由此可知,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印度早就与中国大规模通商。张骞就思量着,大夏在汉西南一万二千里,而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几千里,那应该离蜀地不远。如果从蜀地出发,打通去身毒国的道路,借身毒国再出使大夏,应该能避免草原民族的劫*了。回国后,遂建议汉武帝开辟通西南的道路。
汉武帝听得此言,派出使者从蜀地南部的郡出发,从山路向西南探索。汉使在西南蜀地之外探索到了昆明部族,并沟通了一个叫滇越的,也乘坐大象的国家。当然去往印度的探索都被这些西南部落阻隔,后来都引发了汉朝的征伐,及后世的移民开发。虽然印度未得,但中原王朝逐渐将云南这块比较广大的高原土地纳入统治。
历史上的西南丝绸之路起点就是益州(今成都),张骞在大夏所见蜀货,就是通过“蜀(成都)-滇(永昌郡,今云南保山-腾冲)-缅-印-大夏”这一路径。西汉时,蜀地名产是麻织的“蜀布”,还“自造奇锦”(《蜀都赋》,扬雄),即丝织品。
所以巴蜀,云南从秦国时代,就与大夏、古印度有贸易往来,以致外邦用Cīna“秦那”来称呼整个中国。
三,中国典籍中“秦”的史迹
现代学者,翻译家杨宪益在《译余偶拾》(第204页)认为:塞种(Skuzai)即中国史料中的九州戎,斯罗多德(西方史学之父,希腊人,约公元前484-425年,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其《历史》是西方史学开山之作,作者注)所说的斯基泰人在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之西侵,与秦逐西戎有关。秦国的兴起实始于秦仲(前845-822年)伐西戎时,其事在公元前825或824年。后秦仲战死,子庄公(前821-778年,在位44年)又破西戎...前770年秦襄公(前777-前766年)又伐戎;前753年,秦师败戎师于歧。秦穆公(前659-621年)霸西戎后,塞种已无力东侵,遂转向西方进展......在公元前612年会同其他游牧民族西侵,攻破亚述都城,颠覆了亚述帝国。这正是秦穆公逐九州戎以后一二十年,则其关系不难明了”。
张星烺先生在其《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一章“上古时代中外交通总序”中说:秦穆公之后,“献工兵临渭首,戎人畏威,西徙千里。孝公(前361-前338年)雄强,威服羌戎,使太子驷率戎狄九十二国朝周显王”。
《左传》载秦穆公称霸西戎,兼十二国,向西开地数千里。
《后汉书 西羌传》“至周贞王八年,秦厉公(前476-前443年,在位34年)分灭掉大荔,取其地...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到周贞王八年,秦厉公灭掉大荔,占领了大荔的地盘...这些戎族中漏网的人都向西翻过淠山、陇山逃走了。自此以后中原再没有戎人入侵)。
秦在统一中国之前就已盘踞中国西方、雄霸中国内陆,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不管是在春秋时代还是战国时代,在诸侯国中,秦国都是最为强大的。而西戎向西大迁徙,所引起的蝴蝶效应一直波及到地中海东岸,并将“秦”的威名传播到西部地区。而西方人最早知道的中国就以“秦”为代表了。
史学家余太山寨其专著《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历史研究》(第27页)中也阐述到:“盖“秦”系当时北亚和中亚对中国的称呼。在西部地区,自秦穆公开始,大月氏的居住地,就在秦国的统辖内。前文已述,秦末时,匈奴约在公元前205年-前202年间举兵攻月氏,月氏败。开始由原住地河西走廊西迁,并将“秦”的国号传播到中亚乃至西亚。后来的粟特、康居、阿兰等国称中国为秦斯坦(Cynstn),可以断定是来自大月氏”。
还有其他史书为证:《史记 李广利传》“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即今之“坎儿井”),而其内食尚多。”(听说大宛城里最近找来了(以前逃入匈奴的)“秦人”》,这人熟悉打井技术,而且城中粮食还挺多)。
《汉书 匈奴传上》“单于年少初立,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袭之。于是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汉兵至,无奈我何...”(单于年轻,又刚刚继位,他的母亲行为不正,国内人心涣散,常常害怕汉军来袭击他们。于是卫律便给单于出主意“挖凿水井,修筑城池,盖高楼用来藏储谷物,与(以前逃入匈奴的“秦人”的子孙)一起守卫。汉军即使攻来,对我们也无可奈何”)。
这个卫律本是匈奴贵族,但生长在汉地,已经汉化。所以他能出“穿井建筑城...”等主意。卫律同协律都蔚李延年(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与大将李广利之弟)是好朋友,并由延年推荐出使匈奴。卫律出使归来时,李延年因罪被处死。卫律害怕株连自己,就逃降匈奴,陷害汉降将李广利致死。匈奴很信任他,封为丁灵王(《汉书 苏武传》)。他劝降苏武未果,但对放苏武回汉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
《汉书 西域传下》“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匈奴人困住马的前后蹄,放在长城脚下,骑着马叫喊:“秦人,我给你们分马)。对此,唐朝人颜师古标注说“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
从秦朝开始,匈奴就与之为战,公元前215年和214年,秦国大将军蒙恬数次打败匈奴,所以匈奴叫中原人为秦。随着秦、汉王朝的快速更迭,偏居大漠北庭的匈奴人“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快”,“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沿袭前朝旧事 ,两汉时仍称中国人为秦人,并传播到还未与中原政权有过接触的西域各国。
在《史记 大宛列传》中,西域诸国习惯上仍称中国人为秦人,汉代将士也默认或沿袭这种称呼。
而随着东汉后期匈奴的西遁(151年,《后汉书 西域传》最后一次记载了匈奴,之后北匈奴便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这一称呼又被传到欧洲。虽然不了解中原王朝的情况,却都先认识了秦人。于是乎,秦人这个称呼,开始在域外民族中流传。
只是到宋以后,才谓中国为汉,而西方人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以“秦”指称中国。这看起来似乎有些阴差阳错,却具有历史的因果。可见外国对中国的称呼是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改变,并且由于资讯传播速度受时代的限制,滞后至少一个朝代。
四,西方人所描述的“秦”国(Cin、Cinistan、Chinastan、Cynstn)
古印度与中亚、两河流域以及埃及、希腊和罗马存在着活跃的贸易关系和其他交。受其影响,从梵文的Cīna一词,便衍生出今天世界上大多数语言中称呼中国的专名:波斯文的Chīn,阿拉伯文的Sīn,拉丁文的Sinae,英文的China,法文的Chine,德文的China,意大利文的Cina;至今西班牙语系国家对 China的发音,听起来仍像“吃那”“支那”。
诗人费杜西(Firdusi)在他的诗篇《帝纪》中,记述波斯哲姆希特王(Jamshid)曾娶马秦国(Machin)国王马汉(Mahang,Maheuk)之女为妻。“马”在波斯语中是“大”的意思,“马秦”即“大秦”。
据《融合四方文化的智慧》一书(第13-14页)所言:西方学者毛尔(J Mohl)认为,这个“马汉”就是西巡的周穆王(公元前1001-前947年),是他将女儿嫁给了波斯哲姆希特王。更有福尔克(A Forke)进一步论证说,周穆王到达了阿拉伯半岛的南部,所会晤的“西王母娘娘”就是《圣经 列王记》所提到觐见所罗门王的示巴(Sheba)女皇,周穆王在那里逗留了三年才归国(公元前978年)。
此说过于传奇,不过无独有偶,玄奘(唐僧)在其《大唐西域记》卷十二《鍻盘拖国》也曾记载过:“昔波刺斯国王娶妇汉土...”,在归途中遇到兵乱,于是在一绝壁上建一城。后来母子共同执政,邻域异国,无不臣服,子孙“以其先祖之世,母则汉土之人...然其王族,貌同中国...无忧王命世,即其宫中建翠堵波。”这个波斯无忧王与秦始皇同时代,只是唐僧用前朝的“汉”来称呼中国。
希腊人科斯马斯(Cosmas)著于535年(梁武帝大同11年)的《世界基督教诸国风土记》(Universal Topographia Christiana)中,称中国为“秦尼策”Tzinitza,“秦尼斯达”Tzinista(希腊文)。
景教(Nestorianism)是拜占庭帝国国教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产生于五世纪初叶的叙利亚,唐朝635年开始传入中国。活动于长安的景教徒在781年建造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叙利亚文部分,把中国称为“秦尼斯坦”Cinisthan。(据西方学者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的意见,3700多汉字碑文的书写者吕秀岩,就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八仙过海”之一的纯阳祖师吕洞宾)。
五,东亚、东南亚所谓的“支那”,依然是“秦(那)”的谐音
而最早将Cina一词音译成汉语“至那”的,是唐代高僧玄奘,“至那者,前王(前朝的国王,指秦始皇)之国号...”;玄奘在其《大唐西域记》卷第五中记载“戎日王曰:‘尝闻摩砢至那国有秦王天子...,民咸歌《秦王破阵乐》...大唐国者,岂此是耶?’对曰:然,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印度戒日王问到:听说大秦国有秦王天子...人民都会唱《秦王破阵乐》。你说的大唐国,是不是这个呀?(玄奘)回答说:‘是这个,至那(秦)是前朝的国号;大唐呐,是我现在君主国的称号)。
由此可见,到唐代中期,印度还将中国叫“秦”。玄奘的徒弟慧立在其《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将“至那”译写成“支那”。
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如日本、韩国、西藏的古代佛教文献,也有使用“支那”这个词。目前在佛教研究、历史、地理学和地质学等研究中,“支那”于学术范围中尚有少量使用,如音译自法语的印度支那、交趾支那。
中南半岛(含马来半岛)是亚洲南部三大半岛之一,旧称“印度支那半岛”(Indo-China Peninsula)。由于地处印度和中国之间,法国人就把这些地方用复合词Indo-China叫做“印度支那”。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西部,占东南亚总面积的46%。半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印度支那诸国得以逐渐发展起来,并深受中国及印度的政治及文化影响。
在60-70年代,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就是“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即指中南半岛上的越南、老挝、柬埔寨。
六,西方用瓷器产地的旧称“秦(那)”来命名“瓷器”这个单词,遂为“China”。
当中国历史走到隋唐时代,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发动机开始运转,不断输出能量。因为到了唐代,中国的瓷器制造业有显著发展,且中国瓷器一经出口,即受到海外各国人民的欢迎,从而成为中国一项新的大宗出口品种。而瓷器的主要产地却在远离西北陆上丝绸之路的华南地区。而且瓷器是一种沉重又易碎的商品,传统的需要翻越崇山峻岭的陆上丝绸之路,以运力有限的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的运输方式,已无法满足瓷器出口的需要。海上运输比陆路运输更为适宜,新的中国外贸增长点——瓷器贸易后来居上,逐渐成为中国出口物品中的大宗。从丝绸到瓷器,这其中蕴含的就是古代“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比起如果说丝绸是硬通货,那么来自中国的瓷器不但是生活必需品,更是高贵奢侈品。
按照迪维斯《欧洲瓷器史》的说法,当时亚历山大港的贵族们斗富,就以攀比自家收藏的瓷器为方式。普通老百姓家也格外喜爱,阿拉伯平民家庭的器皿用具,基本都是中国瓷器。欧洲航海强国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是葡萄牙人)国王在1522年下达命令:所有从东印度回来的商船上必须载有三分之一的瓷器,瓷器成为葡萄牙送给欧洲各国国王的必备礼品。欧洲各国王室给予聘礼、嫁妆中如果没有瓷器则是件非常丢人的事情。欧洲的后起之国、“海上马车夫”荷兰更是将瓷器作为主要进口商品,自1602年到1644年荷兰运输的瓷器高达数百万件,仅1636年一年,荷兰就收集了38万件瓷器运往欧洲。
晚清著名学者、政客徐继畬(yu)在其名作《瀛环志略》(与魏源的《海国图志》齐名)中曰:“西北之耀武功,始于汉,故称中国为汉人;岭南之聚番舶,始于唐,故称中国人为唐人”。
唐朝是中国移民海外的高峰,所以直到今天世界各地华人居住地还叫唐人街,中国人叫唐人。
概括起来,中国的南(古印度)北(匈奴、突厥)西(大月氏、中亚和波斯)东(日韩),都叫中国为China-“秦”(秦那、支那)。
众所周知,现在China这个词,是瓷器的意思,进而代称中国。那么为什么国外用“China”,而不是用其它词来代表“中国”呐?
当起源于中国的瓷器开始风靡全球时,西方对这来自东方的神器,延续过去对产地国的名称,冠以China-秦(那)之名。China=秦(那)=瓷器=中国,Cina被普遍认为是China的起源,Cina衍化为China。
如果借用中国的”拆字”理论,把China一词分解成Chi-na,变成“秦那”,这一问题就变得容易理解和接受啦;而英语中的“中国人”-Chinese,其实也是“秦人”的含义。二者是同一词根-“Chin”,Chi、Chin是外国人对现在汉语中“秦”的非标准发音(我们所谓的“洋腔洋调”)。
在亚美尼亚的历史文献中,无论是英文的Chen,还是俄文的Чен,按译音,均可为“秦”。
西方传教士卫匡国于明朝永历九年(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刊印其《中国新图》,首次提出“支那”即“秦”的说法。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认为一定是“秦”之译音(石云涛《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第118页)。
已故民族史权威学者贾敬顏撰文《略论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志》第14-15页)论证说“汉民族虽得名于汉王朝,但汉朝之人并不被称为“汉人”,而是被称为“秦人”...因为秦王朝统一中国而声威远震了。尽管那时秦王朝已经灭亡,但“秦”的名称却永久保留着人民的心目中。至今,外国人称中国为“支那”,为“China”,即渊源于“秦”字。”
另一学者李一氓的文章《试释汉族》也被收录在这本书中,他进一步解释道:“至于外国人称中国学位Sinoligy,则当译作“秦学”。现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它译为“汉学”(第24页)”。
至于为何将单音节的“秦”说成双音节的“秦那”(Cīna)?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中国是象形文字,一字一意;而外国是“词”,单词以多音节的居多,单纯的“Cin”反而不利于他们的表达。俄语中的“茶”-Чай(Chai-茶伊),纯粹是来自中国的外来词,俄罗斯人就是把单音节的中国字念成双音节的单词。
梵语还在Cīna(单音节变成双音节)后面,加上sthāna(又是在”斯坦”后多加个字母a)一词,成为Cīnasthāna。波斯语表示人居住的地方。古代波斯帝国因此称中国为“秦斯坦那”(秦人生活的土地)来称呼中国(苏联解体后,中亚的五个国家重新恢复成五个“斯坦”,哈萨克斯坦就是“哈萨克人居住地地方”)。佛经与中国史书里译作“真旦”“振旦”“震旦”或者“摩诃震旦”,意思是“支那国”。
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中国访问,梁启超为他取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汉名“竺震旦”,就取义于此。
七,马可·波罗、利玛窦记载的“契丹”即为“支那”(秦那)
为何斯拉夫语系把中国称为“Kidai”而不是Cina? 俄语里把“中国”叫“基塔伊”,它的发音不像英文的China,而欧洲许多语言中的“中国”都与“China”相近。俄语“中国”是ΚИΤΑЙ(音为“Kidai”),其实是“契丹”的转音,源于他们对统治中国北方的“契丹”(KITA)的发音。(在发音上,契丹与“Kidai”近似得惊人。也许有人会说“契”与“Ki”不像,但要知道,中国北方语言中是没有“Ki”这个音的。“契丹”也许本来在契丹语中读作“Ki丹”,而被汉人读作了“契丹”)。
由于辽朝和后来的西辽自9世纪到13世纪长期是中亚的霸主,与俄罗斯接触远远多于当时的北宋朝廷。古罗斯人最早对中国的认识,就开始于对契丹人的认识,俄语中出现了“契丹”一词,表示在俄罗斯东南方的一个国家。而俄罗斯建立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是在中国晚唐的公元962年(唐朝:618-907年;留里克大公:862-879年在位;唐末黄巢起义:878-884年),大概是黄巢起义的年代,所以对“秦”、“汉”、“唐”这些中国的“前朝旧事”没有概念。
而斯拉夫人(俄罗斯、乌克兰、波兰、巴尔干)刚好是基督教的分支——东正教的信徒,也是距离中亚最近的西方人。因此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始于西辽,也就是契丹,这是斯拉夫语中,用“契丹”来代表中国的原因。Китай(俄语、乌克兰语、保加利亚语),或者Кiтай(白俄罗斯语)。
此后,中亚、东欧等地的民族纷纷将中国称为“Khitay”(契丹),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为Kitay,Kita1a,Cathay)。突厥语国家(中亚各国)称中国为“Kaitay”, “Kathay”, “Katay”;西亚国家(伊明、阿富汗、伊拉克等)称中国为“Katay”, “Khatay”,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
所以,“Kidai”(契丹)是中亚、西亚和斯拉夫语系国家对中国的称呼,比“China”稍晚,源起于宋、辽时期。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东方时,是以契丹来命名中国。
明朝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在1605年寄回国的信函中断定:中国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而且,这一论断是他在其著述《中国札记》向西方世界宣布的。
当时欧洲人大多对此说持怀疑态度,教会特派葡萄牙人鄂本笃(Benedict GoЁs)考察来华路线,结果他证实了利玛窦的发现,说“契丹确为支那,无可疑也”。
后来,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将鄂本笃的事迹译成英语,收入其著作《古代中国见闻录》第四卷中(有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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