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4期，原文标题《杭州：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苏轼曾两度在杭州任职，第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被任命为杭州通判；第二次则是在元祐四年（1089），出任杭州知州。
记者/陈璐
摄影/刘飞越
从孤山望向西湖，正是欣赏那句著名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绝佳位置
西湖和诗词，是苏轼给杭州留下的重要遗产。但在我去杭州前，有朋友问我：“苏轼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你去杭州干什么？”我当时不能很好地解答，便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同济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崔铭，她是《苏轼传》的作者之一。崔铭告诉我，黄州、惠州和儋州都是苏轼被贬谪的时期，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自嘲，朝廷没有给他真正去实现政治抱负的资格，如果要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事功建树，则恰恰是他在杭州的政绩，他在此构建水利工程和公共卫生安全设施等利民措施，真正做到了勤政爱民。“作为一个受儒释道三家思想影响的朝廷命官，不论处于什么职务，他都乐于做一些服务于当地、有意义的事情。”
苏轼对杭州有着特殊的情感，甚至认为自己前世是杭州寺院里的僧人，曾写下“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的诗句。如今杭州人提起苏东坡，仍会备显亲切尊称其为“老市长”，因为他用自己的功业及文学使得西湖美名得传天下，令文人墨客都魂牵梦绕于此地，才有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评说。
沿着灵隐寺往上，人烟相对稀少许多的韬光寺更能让人体会到苏轼当年所追寻的禅意
僧友与诗词
尽管关于苏轼何时开始写词，学界有所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轼是从杭州才大量开始词的创作的。并且，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描写寺庙景色以及与僧侣交往的诗词。
从楼外楼往苏堤方向约百米处，朝丛林掩映的半山腰走两三分钟，有“六一泉”。这道甚少引人注意的泉水，涉及苏轼交游的一段往事。
熙宁四年，当苏轼到杭州担任通判时，曾前往孤山拜访两位僧友惠勤和惠思。这两位僧人是他的老师欧阳修介绍的。在汴京临行前，欧阳修告诉苏轼：“西湖有僧惠勤，人很文雅，长于作诗。我曾作《山中乐》三章赠他，你公暇若欲求友于湖山间而不可得者，则不妨往寻惠勤。”
苏轼前去拜访的这天正值寒冬腊月，晦暗的天色露出飘雪的迹象。这也是苏轼第一次来到西湖，他借着景色，与两位僧人相谈甚欢，并作诗《腊月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道：“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等到元祐四年，苏轼成为杭州知州后再度来访时，欧阳修、惠勤已经先后去世。这时突然一股清泉从惠勤讲经处流出，所以苏东坡便以欧阳修的号“六一居士”将此泉命名为“六一泉”。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时，其实不是很快乐。因为反对“青苗法”，卷入党争而遭到谢景温弹劾的苏轼被神宗皇帝安排到杭州任职通判。宋代为防止地方割据，牵制地方知州的权力，一切公事均需经过通判联署。这个职位相当于知州以下的副手，并且要负责审讯案件。
当时被抓捕入狱的许多人都是违反王安石新法的良民，苏轼是新法的反对者，此时却不得不依照新法来对这些人定罪。他觉得自己和这些犯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才做出了这样的举动，所以写了首《题狱壁》，感慨道：“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不过苏轼的性格善于自得其乐，所以他逃向了大自然。“杭州风光秀美，并且文人会聚，大家经常歌舞游宴，他后来其实过得很开心。写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崔铭教授向本刊分析道。根据晚清著名学者朱祖谋编撰的《东坡乐府》记载，苏轼创作的第一首词应该是《行香子》。熙宁六年（1073），苏轼巡按领属范围内的富阳和新城两县。当他坐船从新城经由富春江返回杭州时，路过了桐庐县的严子陵钓台，传闻东汉名士严子陵曾隐居于此。苏轼写道：“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当年宋人的词，多是一种在筵席前为歌唱而专门谱写的娱乐性质创作。北宋史家刘攽当时在徐州，第一次听到苏轼作的词，还笑他肯定是在江南与女子调笑间习得。对于苏轼在创作上的这种转变，崔铭认为，“早年苏轼用功读书，考取功名后又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所以他把精力都放在写诗、写文章这类正经创作上。但杭州的环境为苏轼提供了作词的场合，一边喝酒，一边有歌女表演，就顺手写出词来”。
在崔铭看来，杭州的美景、美食、美人和文人朋友，都在这个时期激发了苏轼蓬勃的创造力，使得杭州随处皆是他留下的诗思。他写“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天”。他不但这么写，还这么做。
西湖北岸的灵隐寺是他常去之地。任职通判期间，苏轼甚至常常带着文书来到灵隐寺的冷泉亭中工作。在通往灵隐寺的山路上，还存在一处可确定为苏轼亲笔题写并保存至今的大麦岭摩崖题记。如果不是特意查找，这处遗迹并不容易寻到，路口处仅有一块石碑向世人诉说着这里曾经历经风雨。题记原本大概是在一条古径上，早已改道的小路上仅保留下曾经的道路旁边的两块大石头。上面题记已经十分模糊，难以辨认。根据记载，这是元祐五年（1090）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时所题，上面写着“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
甚至连杭州城四五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苏轼也时常出没其中。我跟随他的脚步来到城郊的径山寺，这里从市区开车抵达也需要一个小时。苏轼任通判期间，曾两次到访径山，并写下12篇与之有关的诗歌。
杭州钱王祠中的《表忠观碑》，虽为明代刊刻，但也是苏轼书碑的代表作之一
关于径山寺，有个可以体现苏轼超前理念的故事。根据史*载，径山寺的住持僧去世后，按照寺庙规定，应该遵循“自传制”，由指定的僧侣轮值。但苏轼却认为住持的位置应该有德者竞之，并利用自己的监管权力，将这项改革推行下去。虽然起初招致僧侣的不满，但实行一段时间后，众人均感心悦诚服。
不过，如此纵情山色的时光并不持久。三年过去后，苏轼被调往密州任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诸城。“虽然最开始在杭州他内心是感到不得意的，但在杭州，他可以依靠美景、美食来转移注意力。但这毕竟是非常外在化的东西。当他去密州时，从整个政治形势来看，自己并没有可能很快回到朝廷，只能辗转于地方官员。他就感到自己的政治理想比较暗淡。”崔铭分析道，尽管苏轼是从杭州开始词的创作的，但那时他的创作手法还是沿用传统方式、题材和风格，直到去了密州，他的词的风格才发生了重大转变，创作了《江城子》《水调歌头》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与此同时，连番调任以及突然而至的“乌台诗案”，都使得苏轼开始需要通过内在的精神力量，而非外在的力量来解决自己的心灵苦闷。“我们总是说苏轼超然旷达，但这并非天生。他天性中可能会比其他人更加乐观开朗一点，但是经过很多历练后，他才有机会升华了自己的精神。”崔铭说。
诸多大起大落之后，54岁的苏轼在元祐四年主动请求外放。于是，这次他又回到了杭州，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知杭州”。在宋代的官员体制中，这个官衔比知州的权力更大一些，他将管辖浙西七州——杭、湖、秀、睦、苏、常、润。在这个时期，他不再那么喜欢参加各种聚会活动，而是专注投入到政务之中，做出了惠及后世的诸多政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