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北岸的灵隐寺是苏轼常去之地
西湖水利工程
在著名的西湖十景中，“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这两个都离不开苏轼的功劳，甚至可以说，西湖今日的基本格局始自苏东坡。数百年以来，无数游客蜂拥至此，或行舟水上，或漫步堤上，饱览湖光山色。但若没有那横卧于湖面上的苏堤、轻抚湖面的杨柳，以及映入水中的湖心小岛，西湖大概也会缺乏神韵。
杭州本为钱塘江下的一块冲积平原，这里水质苦涩，难以下咽。中唐以前，杭州“居民稀少”，直到唐朝名相李泌引西湖水，在杭州城区建造六口大井，才有“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然而日久天长，六井时常淤塞，唐朝诗人白居易、北宋知州沈遘都曾致力于六井的疏通工作。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也曾与当时的知州陈襄一起对此加以整治。然而18年过去，当苏轼再度回到杭州时，这些水井几近枯竭。
此时恰逢苏轼管辖的浙西七州风雨失调，遭逢干旱。苏东坡急需解决用水问题。他先是找来了当初帮自己和陈襄修井的僧人。最初帮他的四个僧人是仲文、子珪、如正和思坦，此时仅余子珪在世。他告诉苏轼，水井又坏了是因为上次修的时候，用的是毛竹作水管，容易腐烂。为解决这个问题，苏轼这次采用了胶泥烧制而成的陶瓦管子，上下均铺以砖石作为保护。
但即便修好了六井，作为源头的西湖若是水源不足，仍全然无效。西湖以风景著称世间，但其实是杭州城的一大蓄水池，以供城中居民饮用和附近的田地灌溉。但宋朝以来，西湖被定作皇家的放生池，久乏疏浚，湖面上水草丛生。熙宁年间苏东坡第一次来杭州任职时，西湖湖面已经有十分之二三被葑草覆盖，到元祐年间第二次来杭州时，葑草已经遮盖了西湖近一半的面积。苏东坡担心“更二十年，无西湖矣”。
元祐五年（1090）四月二十九日，苏东坡上《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申明西湖有五大功用：它是杭州人的放生池、饮用水来源、农业用水来源，又沟通运河水，还是杭州造酒业的水源。苏轼祈求朝廷赐度牒五十道，配合他现在手上所有的钱款，就可雇佣民工清理湖面。度牒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在宋代由中央政府专门买卖。民众购买度牒，是因为出家人可以逃避兵役、劳役，不出身丁钱和其他苛捐杂税，并且因为寺院的田地免付租赋，地主也可以此来逃避租赋。
位于杭州城区的虎跑公园是深受市民喜爱的景点之一，苏轼曾在此写下“虎移泉眼趁行脚，龙作浪花供抚掌”的诗
经过朝廷批准，四个月后，工程完毕。可是，清理出来的水草和淤泥又该如何处理？当时西湖上仅有一道东西方向的白堤，靠近西湖北岸，传为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建。若是想从南岸步行至北岸，只能沿着湖边走大约二里的距离。在苏东坡看来，若是能够废物利用，用水草和淤泥沿着南北方向再修建一道长堤，不仅能够大为缩减人们在西湖间的往返距离，并且还可以增加湖面的美丽。
他命在这道长堤上修筑了六座桥梁，便于两边水源疏通，并且小船也可行于拱桥下。后又命在长堤两岸种植了芙蓉和杨柳，利用树根巩固堤岸。再建九个凉亭，便于行人歇脚。苏轼作诗分享了他的喜悦：“六桥横接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烟空。”当苏轼离任后，他的接任者林希将此堤命名为“苏公堤”。
苏轼还进一步考虑了如何预防葑草重新填满水面。他采用了钱塘县尉许敦仁的建议，在湖面上开辟了一块地方出租给农户种植菱角。因为许敦仁发现，吴人种菱前，必会将水面的杂草清除干净。苏轼立了几个小石塔，划分了界线，只准租户在界线中种植。这几个小石塔就是“三潭印月”景观的来源。原本的石塔已经损毁，现在湖面上的三个石塔为明代重建，范围比之宋朝时期，已经小了许多。
随着我们的游船逐渐往石塔靠近，导游讲起了“湖中有深潭，明月印水渊，石塔来相照，一十八月圆”的奇异景致。中秋时节，当蜡烛在三个石塔中分别点起时，从石塔五个洞中露出的亮光，可以映射出许多月亮，并在湖中投下倒影。“所以大家猜猜一共会有多少轮月亮？”导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向西湖上的往来游客提问道。就好似在这么多月亮中，能与遥远时空中的苏轼找寻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联结。
灵隐寺门口的冷泉亭是苏轼担任通判时常来的办公场所
赈灾、施药和病坊
元祐五年春，干旱过后，江浙发生大规模瘟疫，“因疫病死者，比他处常多”。苏轼立即实施了两项举措：施药和创立病坊。
苏轼有一特效药方“圣散子”，是从眉州同乡巢谷手中获得，“风冷痰饮，症癖疬疟，无所不治”，堪称万灵药。并且药也不贵，因为用的都是中下品药材，每服只需要一钱。巢谷最开始跟他约定圣散子的药方不能外传，但苏轼认为应该将药方公开，博施济众。凭借这服药方，苏轼自费向杭州的居民施药，“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
然而，苏轼并不满足于此。在《钱塘六井记》一文中，苏轼曾深有感慨地说：“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用，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他认为，相比治理水患这种突如其来的灾害，不如提前做好相关应对，有备无患。因为杭州位于水陆交通枢纽，疾病传播比其他地方更容易，所以他建议应当设立一座病坊，也就相当于今天的公共医疗卫生机构。
苏轼从库房中拨出结余的官钱两千贯，又自己捐赠黄金五十两，筹备了这座名为“安乐坊”的机构。坊中请了懂医术的僧人出诊，并规定每年需要从地方税收中专门预留出病坊的经费，对于医术高明的住持僧人，还可以呈报朝廷赐以紫衣作为奖励。对于这种救民于疾苦的事业，杭州百姓无不充满感激。然而，当苏轼离任没几年后，安乐坊就停废了。
尽管杭州在宋朝时是东南第一大都会，但通常风调雨顺的杭州似乎成为考验苏轼之地。干旱之后，饥荒的威胁很快到来。他去苏州、常州等地视察，发现两地境内全被水淹了，稻田全部被毁。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荒年，他七次上表朝廷，希望当权者可以设法预防，并给出囤粮和平粮价等建议。然而，朝廷其他人无动于衷，事实上，除了苏轼，没有人向皇帝陈述各地正在遭遇的暴雨和水灾，仍旧饰以太平，声称丰收有望。在对前景充满不安的情况下，苏轼分头给太师文彦博、宰相吕大防等人写信，才终于获得准许可以保留原本用来上供的米粮中的三分之一，以备不时所需。
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
与此同时，苏轼发现谷米涨价的原因之一是，运河干浅造成了交通瘫痪。所以他又从两方面对水进行了治理。第一步是浚治两条运河。因为杭州城中的两条运河里，茆山河的水来自钱塘江，盐桥河的水则来自西湖淡水，同时盐桥河的水会与茆山河会聚后从余杭门流出。因为江潮会带着泥沙进入运河，致使淤塞，所以苏轼便设计了一座水闸，潮水上涨时，水闸关闭，带着泥沙的江水就只能从茆山河流走。另外，他还在城内造了一座小堰，给城内的淡水水源增加了导疏工程，充裕百姓的日常用水。
“苏轼其实是有一种生态治理总体规划的思维。”崔铭教授对本刊解释道，如果光是疏浚西湖，海水倒灌，泥沙又被带进来，这种治理效果是不会长久的。而苏轼这种整体性的规划，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曾在著作中指出：“宋代士人的身份有一个与唐代不同的特点，即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其知识结构一般远比唐人淹博融贯，格局宏大。”而作为宋代士人的杰出代表，苏轼对杭州城所起的塑造作用，尤能突出这一特点。
更多精彩报道详见本期新刊《苏东坡地理》，点击下方商品卡即可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