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剧照
之所以花费笔墨描述以上似乎微不足道的情节转场，是因为隔了二十年的时光，后来的观众可以更加从容地从细微处品味这部影片的经久魅力。类似新闻报道，《秋菊打官司》紧贴时代的电影主题同样具有“时效性”。影片上映初期，人们急吼吼地讨论人情、礼法与法制的矛盾，司法普及，乡村女性自我觉醒等严肃社会议题，而今，我们或许还会追问秋菊为什么坚持“要个说法”，她的“说法”到底是什么，但答案显然已不再是观看这部电影的唯一重心。
秋菊几次上告推动了情节发展，影片叙述的戏剧张力主要源于人物性格与所处文化环境之间的冲突。秋菊讨要“说法”的出发点是“面子”和对男人被踢伤影响生育的担心，村长可以赔钱绝不认错也是因为“面子”和对自己被羞辱没有儿子的气急；秋菊希望司法机构给出的“说法”能够挽回“面子”，而后者的调解方式只能局限于经济赔偿或依法拘留势必不能满足要求，故而秋菊认为村长把医药费扔在地上、李公安以村长名义送的点心都不是“说法”。
《秋菊打官司》剧照
秋菊和村长虽然是矛盾双方，二者面临的内在困境事实上完全一致，都是社会变革时期乡土宗法伦理、现代法治观念、熟人社会人情世故、底层民间互助道义等多种观念相互杂糅的产物，按照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的说法，他们分享着同样的“情感结构”，这也就是影片结尾秋菊讨来了“说法”却更加糟心的缘由。她追求的“面子”背后有其文化立场，亦有秋菊本人自尊心极强、不妥协认死理的性格推动，但秋菊同时也认可知恩图报，她反复诉说“我就是要个说法，又没叫你抓人”，其内心迷惑所具有的复杂性，正是影片之于所处时代文化面相的精神写照。
时至今日，秋菊的迷茫已经转换为赵丽颖扮演的“何幸福”自带大女主光环的乡村新女性自我成长励志故事，后者自然更甜更爽，可是我们依然会被这部二十年前的影片吸引，会从心底生出一种从前时光慢的温柔。
秋菊一趟趟推着架子车出门，乘坐手扶拖拉机、三轮电动车、公共客车、人力三轮车和公安局长的小汽车走到远方又回到乡村。我们跟随她的目光，看到了乡村派出所活灵活现边演边讲打架经过的青年、县城集市配色浓艳的年画、城市里时髦的青年和外国游客，看到了村长虽然跟她产生嫌隙，村长一家还是对她亲亲热热，看到了山川、风俗和童年，那是过往，也是我们的来处。影片并没有给予秋菊或村长任何一方立场鲜明的支持或批评，摄影机静静地偷偷地只是记录，我们静静地默默地只是观看，却好像回到了从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