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逆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解读：
公元1626年，明天启六年，魏忠贤派人到苏州逮捕周顺昌。事件的起因是巡抚周起元得罪了魏忠贤被削籍为民，周顺昌写文章欢送他，指责呵斥，毫无忌讳。后来，魏大中被捕，周顺昌设宴款待并与之同游三天，把女儿许配给魏大中的孙子，大骂魏忠贤。魏忠贤知道后大怒，指使人诬告周顺昌，派毛一鹭等人将其锁拿入京。因周顺昌颇有德于当地人民，在逮捕那天，苏州几万人上街，持香为周顺昌请命。然而，毛一鹭等人不为所动，而且威胁众人，激起民变，一名官员被打死（也有说是两名），多人受伤。事发后，朝廷大规模搜捕暴动群众，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人为挽救当地百姓，主动投案自首后被*，被安葬于今苏州阊门外山塘街。1627年，崇祯即位，魏忠贤失势自*，周顺昌被平冤昭雪。1628年，张溥写下本文，以纪念挺身而出的颜佩韦等五人。张溥，明末文学家，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
文章开始直接切入主题，却又匠心独运。先指出世人所说的五人，就是蓼洲周公顺昌被捕之时，因激于义愤而慷慨赴死的五人。当地贤大夫向当地官员申请在废除的魏忠贤生祠的位置来安葬五人，并立碑表彰他们的义举，场面非常盛大。然而，五人究竟是哪五人，激于什么之义，作者却有意卖了个关子，制造悬念，引人入胜。
张溥说，从五人之死到被安葬于此，其间不足一年，只有十一个月。这个时间应该有误，周顺昌被捕是1626年，张溥本文作于1628年，时间不止十一个月，原因是张溥在写作时，误将周顺昌的被捕时间记成了“丁卯三月之望”（1627年），实际上应该是“丙寅三月之望”，今姑按十一个月解读。张溥说，在这十一个月之间，多少富贵显赫之徒告别人世毫无反响而归于沉寂，就像从来没有来过一样，更何况是山林草野之中的人呢？独独五个人能够声名显赫，为什么呢？
周顺昌被捕之时，张溥的复社积极为之伸张正义，募捐钱财为之送行，号哭之声震天动地。仆役们的嚣张和公然威胁，更是激起了民众更大的怒火，诱发了民变，魏忠贤的亲信毛一鹭狼狈逃走，躲到厕所之中方才幸免。后来，毛一鹭向朝廷上报苏州民众谋反，并将带头的颜佩韦等五人处死。在这五个人之中，只有周文元是周顺昌的轿夫，其他四人甚至都不认识周顺昌，只是因为感念其恩，激于大义，对朝廷和魏忠贤以及为虎作伥的毛一鹭等人的深恶痛绝而振臂一呼，不幸死难。直到临刑之前，他们也毫无惧色，在痛骂毛一鹭之中，谈笑赴死。有人捐献了五十两黄金购买下五人的头颅与其尸身合在一起，让其能够全身而葬。
有句话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虽然有些刻薄偏激，却也不能说全是错误。当魏忠贤当权时，那些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有多少能够挺身而出呢？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国无道，至死不变”？毛一鹭也曾经高中进士，兵部侍郎，可他依附魏忠贤，为之在苏州立生祠，极尽奴颜卑膝，他们的圣贤书读到哪儿去了呢？满朝文武，那么多甘愿为魏忠贤干儿子、干孙子的人，有几个没有读过圣贤书？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他们，也有形势的险恶，也有皇帝的昏庸，然而许多读书人气节的丧失，也是不可回避的原因。像颜佩韦等五人，他们只是生活于社会底层，并没有读多少圣贤之书，他们完全可以袖手旁观，为什么他们能够做到大义凛然，蹈死不顾？当时魏忠贤权倾天下，毛一鹭已经磨刀霍霍，然而到底没有敢对苏州采取大规模的连坐诛*，为什么呢？张溥认为，在五人倡导的大义之下，魏忠贤也不得不考虑天下民心的背向，虽有篡夺之心，却始终不敢行动。在崇祯即位之后便走向穷途末路，以三尺白绫结束了罪恶的一生。当然，魏忠贤之死，有非常复杂的政治原因，主要是崇祯皇帝之功。张溥归之于“五人之力”，也明显有所拔高，虽然只是为了行文需要，增加文章的气势。
我经常与人说，大多数人牛气冲天，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多厉害，而是因为那张纸厉害。如果没有那张纸，可能连普通人都不如。张溥也认为，那些身居高位封为显爵之辈，一旦失势，要么亡命江湖，为左右远近所不容，要么装疯卖傻剪掉头发闭门谢客不知所终。事实上，还有比这更不堪的，比如痛哭流涕的，假装忏悔的，避重就轻的，甚至磕头如捣蒜以求活命的，大小便失禁的。他们丑陋的表演，相较五人，轻重如何？周顺昌被朝廷平反昭雪，五人被隆重安葬，书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四方来往之士，莫不拜祭而泪下沾巾，名垂千古。倘若五人只是保全性命于乱世，老于户牖之下，以终天年，终究不过是一奴仆而已，怎么能够让天下豪杰下拜，扼腕叹息，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呢？死生之大，匹夫亦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啊。
人的一生有太多的不确定性，除了死亡之外。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死？读懂了这两句话，人生自然从此不同。尽管对大多数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来说，已经很少有像五人那样舍生取义的机会。然而能够更好的活着，便是对逝者、对先贤，也是对自己的最好负责。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沐浴在幸福的光辉中时，不应该忘记我们必须坚持的大义，爱国爱人爱己、良知理想无私、拼搏奉献公平，也不应该忘记曾经为今日之美好而努力拼搏乃至舍生忘死之人。同样，能够让未来记得我们的，不是今天喝了多好的茅台，开了多贵的豪车，住了多大的别墅，而是我们为今天、为未来留下了什么。我不反对平庸，但起码应该提倡高尚；不反对为自己而活，但更应该提倡怎么为别人而活。
张溥创作本文时，年仅26岁，正是风华正茂、热血沸腾的年龄，也因为五人的感人事迹以及对朝廷的强烈失望、对奸党的极度厌恶，让文章写得正气凛然，如孤峰独立，傲视古今。尽管张溥一生的所作所为存在一定争议，但不可否认《五人墓碑记》确实是一篇优秀的作品，不愧为《古文观止》的压卷之作，正如李扶九所说的“言之直切痛快，令人读之亦痛快也。”多年以前我在高中课本上读到此文时便大为心折，今日读之，仍然心潮澎湃，不可遏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