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概念上，南宋民生绝对是历史上的强者
《钱塘遗事》里的“淳熙盛事”：“偏安”也是百姓所需的太平“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寿，光宗在青宫，宁宗在平阳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这是《钱塘遗事》卷二里的精辟记载、也是“淳熙盛事”的核心。
宋人总结说：“天意分明昌火德，诞辰值世总丁年”，这是因为宋高宗生于丁亥、宋孝宗生于丁未、宋光宗生于丁卯，“丁年”之说由此而来。《李陵答苏武书》中，李陵曾说“丁年奉使，皓首而归”，当中的“丁年”也喻指年少丁盛，故而淳熙年间的“丁年”现象无疑是一桩盛事了！
南宋时的“偏安”自是相对于北伐而言，“北伐”在时候称“恢复”。“高宗之朝，有恢复之臣而无恢复之君；孝宗之朝，有恢复之君而无恢复之臣”。这是后世对南宋偏安的最中肯结论，因而宋孝宗淳熙朝的“恢复之志”也被添加了一种悲壮色彩。
“无恢复之臣”的宋孝宗北伐失败得颇具悲壮色彩
既无以北伐，搞好民生也是为君者的重要工作。于是宋孝宗赵昚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开创出了“乾淳之治”的局面，这对百姓无疑是一幸事、“偏安”也成了百姓太平所需的一个偏苦名词。当这样的太平盛世与“诞辰值世总丁年”一对应，难怪宋代的文人墨客也为宋孝宗抱不平了：其非屈己请和，而不能遂孝宗之志。惜哉！
《题临安邸》的作者林升就生活在宋孝宗年间，他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其实是针对宋高宗一朝“无恢复之君”的抨击：不思收复中原失地，只求苟且偏安，对外屈膝投降，对内残酷迫害岳飞等爱国人士。
然而这一切在宋孝宗时期均已获得了纠偏，岳飞被平反了、“隆兴北伐”也尝试过了，“无恢复之臣”真非宋孝宗之过呀。
南宋时抨击时政的文人墨客自然不仅林升，最著名的当属辛幼安(弃疾)。“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这首《晚春词》正是辛弃疾写于淳熙六年(1179年)。辛弃疾自1162年渡淮水、归南宋后，他在十七年来的抗金主张一直未获朝廷所采纳，故而迸发出“闲愁最苦”的呐喊。所幸隆兴元年(1163年)，“隆兴北伐”就展开了，辛弃疾的抨击也算是得到了回应。
隆兴北伐又称隆兴恢复，最后终止于“隆兴和议”，这正是该时期“无恢复之臣”的现实写照；单靠辛弃疾等一己爱国志士，始终都敌不过朝廷中的主和力量。
“乾淳之治”正产生于北伐失败的背景下，当时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南宋的文人墨客们正是如此边喝酒边抨击“偏安”、宋代文坛的盛况，不可谓与之不相关。
南宋文人墨客抨击偏安的愁怀：解衣市酒，勉强迎欢
《梦粱录》里有记：“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这就是一种借酒消愁的世态。抨击偏安、抨出了繁盛的文坛；借酒消愁，其背后则是一种偏安带来的繁盛安宁，这是让文人们多纠结的世态呀！我们常说民国期间国学繁盛，当时的文人墨客们何尝不也正是在这种无力状况下“愁怀己见”？
清代《海上花列传》里说，文人墨客“置国事于不问，整天吃花酒”，此书虽衍生出“文人墨客”一词，不过对其的描述却完全失去了历史准绳！
《绍兴和议》下的宋金势均力敌，缔造出“楼外楼”的盛景之象从历史上看，“山外青山楼外楼”里的钱塘盛况是出于《绍兴和议》下的偏安，而这样的偏安其实确有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