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笔下有诸多对菊花的描写。也因为喜爱菊花，“陶渊明”这个名字随着一档节目成为了最近的网络热词。
抛开这场火热，今天我们想认真地向各位书友介绍，这位骨子里带着率真和纯情的田园诗人——陶渊明。
时断时续的仕途生涯
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恰逢东晋南朝之交，他生命的最后七年是在南朝的刘宋度过的。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曾任西晋朝的大司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也做过太守。但因父亲早逝，家道开始中落。
为了解决“亲老家贫”的问题，他在接近而立之年的时候，出任了州祭酒，一个管理一州文化教育事业的清水衙门的小官。可是，追求自由的思想，饮酒使气、不受约束的散漫生活作风，显然与官场刻板、规则的运转程序不相容，所以他的第一次入仕，就以“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而结束。
不过，此时陶渊明的诗文毕竟在社会上享有盛誉，州府主官还是希望将他网罗门下，所以不久又征召他任州的主簿，负责州政府的文书簿籍。这虽是一个较有实权的官位，但同时也是一个政务特别繁忙的职务，或许由于这样的原因，陶渊明没有应征，而是选择了“躬耕自资”。
他的决定也得到贤惠妻子翟氏的支持，她与陶渊明“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然而，对于一个曾经生活于衣食无忧而家道中落的知识分子来说，体力劳动远非想象的那么美好，可能由于劳动艰辛，营养不良，陶渊明很快陷于贫病交加中。就在这时，江州刺史檀道济对他施以援手，送来关怀和温暖。
这位檀道济是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能吏和智勇双全、能征惯战的将军。见到病卧家中的陶渊明后，他对陶渊明说：“贤明之士的处世态度，应该是天下无道则隐居，天下有道则入仕。今天先生逢盛明之世，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而是在家如此苦熬？”陶渊明回答：“我哪敢以贤士自居，只是志向不在仕途啊。”檀道济造访陶渊明，目的显然是动员他出来做官，现在见劝说无效，也不勉强，就留下粮食和肉，与他道别。大概是檀道济居高临下的态度使之心生不快，尽管处于贫病交加中，陶渊明也拒绝接受他的馈赠。
不为五斗米折腰
不过檀道济的一席话起了微妙的作用，不久陶渊明再次入仕。先是在403年做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继而是在405年做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两次都是作为军事幕僚，为将军处理军中文书之类的事务。一次，他对亲朋好友半开玩笑地说：“我愿以弦歌赚钱，作为隐居的衣食之源，怎么样啊？”这话传到他的上级那里，以为他是因幕僚的收入太少发牢*，于是就任命他做了彭泽（今属江西）令。彭泽位于长江之南和彭蠡湖之东的夹角地带，河渠纵横，丘陵和湖畔小平原交织，自然条件虽谈不上多么优越，但正常年景里百姓的日子还能够勉强维持。
陶渊明在县令任上，忠实践行“无为而治”的行政理念和政策，除维持治安和征收规定的赋税、征发规定的徭役外，对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尽量不加干预，让他们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产和衣食住行。
任职期间，他为了使儿子的生活得到保障，就送给儿子一个佣工帮助打理种田和家务之事。他写信对儿子说：“因为你的日常生活所需完全靠自己劳动还有些困难，所以我派一个佣工帮助你。他的劳动应该获得相应的报酬，他身为人子，也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你必须善待他。”
按照当时的制度，每个县令可得到200亩公田作为俸禄的补充。陶渊明要求这些土地全部种上酿酒用的秫谷，说：“让我能经常在醉酒中过日子，我的愿望也就满足了！”他的妻子提出异议，要求全部种粳稻，因为她知道过日子经常需要的是粮食，这是酒不能代替的。最后夫妻达成妥协：150亩种秫谷，50亩种粳稻。
陶渊明在县令任上，由于推行“无为而治”的方针，属吏各司其职，各项政务得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他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一切都加以简单明快的处理，又不攀高结贵、私事上官，所以官务清闲，乐得有较多的余暇登高望远，临水赋诗，田园游观，饮酒赏菊。一段时期，日子过得还算惬意。
然而，作为县级基层官吏，总少不了送往迎来的日常事务。义熙二年（406年）的一天，郡府遣督邮来县里检查工作。这个督邮虽然是级别低于县令的小吏，但自西汉设置以来，却是郡府直属的监察官，位卑权重。他们经常分部巡视所属的县域，对包括县令在内的所有县中官员行使督察之权。他们一旦贪贿弄权，对县里政务就会形成不胜其烦的干扰。
属吏告诉陶渊明，按照惯例，县令在督邮莅临县城时，应该“束带见之”，即穿戴整齐的官服，郑重其事地迎候并陪同督邮，报告工作，接受检查。陶渊明可能早就耳闻这位督邮的德行，思忖再三，决定宁肯辞职也不去低三下四地侍候这种颐指气使的小人。他叹息说：“我不能为了五斗米就弯下腰，去低眉顺眼地侍奉这种乡里小人！”于是自动交出印信，毅然离开彭泽。回到家中，他握笔凝思，一气呵成写就中国文学史上千古绝唱的《归去来兮辞》。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誓与仕宦决绝的宣言书，是他对道家人生理想的最完美的颂歌。在他看来，在官场过的是“心为形役”的“迷途”生活，而返回故园，与家人团聚，享受天伦之乐，耕耘田园，把酒临风，才是人应有的本色生活，才是人生价值理想的回归。有了这种认识，陶渊明就以愉悦的心情过起了“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躬耕田园的生活。所以，归家不久虽然接到朝廷征召他去京城做著作郎的诏书，也坚辞不就，尽管这是一个他能够胜任的愉快的职务。这一年，陶渊明41岁，从此彻底结束了时断时续的仕宦生涯。
从中感受到无穷乐趣的田园生活
在陶渊明眼里，乡间的农耕生活闲逸而舒适。除了在田园劳动，余暇时间就是弹琴赋诗，饮酒赏菊。他的乡亲每有酒即邀请他居家共饮，有时也同去酒肆相坐共饮。每次饮酒，都伴随着天南海北的高谈阔论，直至欣然酣醉，才慢慢返回各自的家。
陶渊明不主动造访官府和官员，其闲暇时间更多是在田舍林泽间和雄奇壮丽的庐山游观。不过，他也不是彻底与官府和官员断绝来往，而是有选择地与旧交或谈得来的官员聚会饮宴，以便随时了解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从他写的一些记述送往迎来、招宴聚餐的诗中可以展现出来。
陶渊明有一个朋友颜延之，曾任刘柳将军的后军功曹，在浔阳与陶渊明结为挚友。后来颜延之转到始安郡（今广西桂林）为官，但每次因事途经浔阳，一定每天都去陶渊明家饮宴，而且一定酣饮致醉，方才罢休。一次颜延之造访陶渊明后离去时，给他留下两万钱，陶渊明悉数送给酒家存放，以便随时去饮酒或取酒。
对于来访的朋友，陶渊明不分贵贱，只要家里有酒，一定设宴款待。如果自己先醉了，就对客人说，我已经醉了，需要睡觉，你们可以离开了。有一次，郡里的武官前来造访，正值陶渊明在家自己酿酒，酒熟时，他顺手将该武官的头巾取下来，作为过滤酒的工具，滤完后，又还给人家，一点也不难为情，毫无做作之态。这一切，将陶渊明的率真、纯情、任意、怡然表露无遗。
陶渊明的躬耕生活尽管有时不免饥寒，但由于是自己的自觉选择，所以也就不仅安之若素，而且从中感受到无穷乐趣。实际上，他辞官之后虽然不离耕稼，但并非如同地道的老农日日耕耘在田野，他家尚有足供温饱的祖产，有佣仆承担了主要的农事，所以他才能够“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才能经常饮酒赋诗，“雅咏不辍”，才能“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
离世前写下对美好人世的告别词
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选择的“躬耕自资”的人生之路尽管充满“贫富常交战”的困顿和艰辛，但他却能够坚持到底、毫不动摇，并从不倦的劳作中体味田园生活的快乐和无尽的美感，进而将其凝聚在诗篇中，从而大大拓展了田园诗的广阔领域。他的作品中有大家熟知的《归园田居》《桃花源记》，那些看似平淡、质朴的诗章，或述人，或状物，或拟景，或抒情，但都自然、贴切、精准、隽永，接地气，远雕琢，如一幅幅恬静淡然的水墨画，百看不厌，余味无穷。
陶渊明在躬耕、饮酒、赏菊、赋诗中度着他的岁月。60岁以后，他逐渐感到身体的衰颓，想到死和身后事的安排。刘宋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九日，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又在菊花盛开的时节到来。他预感到这可能是自己在人世度过的最后一个重阳节，于是在与妻子儿女们共度佳节的时候，欣然命笔，写下三首《挽歌诗》。这三首诗是陶渊的绝笔，是他对美好人世的告别词：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
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在他看来，人死之后，荣辱已经不存在，只剩下躯体向大自然的回归，“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基调是参透生死的洒脱和达观。这最后的绝命词，表明他是一个活得明白的人。两个月后，公元427年的十一月，陶渊明安然而逝。
对陶渊明诗歌艺术的热爱和陶醉，使后世数以十计的诗人写了数以百计的效陶体的诗文，白居易、苏东坡、苏辙、晁补之、李纲、宋葛胜、陈造、刘克庄、方回等都留下这方面的诗词华章。还有一些诗人学者，特别佩服和推崇陶渊明诗歌艺术冲淡平实、自然质朴的风格。如唐朝的杜甫就说“焉得思如陶谢（灵运）手”，白居易也说“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宋朝的李复更赞赏他“诗语最萧散”“真风在平淡”的特色。
（以上内容摘编自《中国古代贤明县令》，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