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15周年。冼星海（1905－1940），原籍广东番禺，1905年出生于澳门。1926年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8年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小提琴和钢琴。1929年去巴黎勤工俭学。1935年回国后，他在上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在武汉、延安和苏联等地，积极参加抗日文艺宣传，创作抗日歌曲，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
在武汉组建抗战歌咏队
1937年10月，冼星海辗转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来到武汉，加入了由*具体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即艺术宣传处中校主任音乐科员。
在武汉期间，冼星海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先后组织了数十个抗日救亡歌咏团体，领导、组织并参与了几乎所有的歌咏游行和歌咏大会，举办了个人作品歌咏大会。
在冼星海等音乐家的推动下，武汉的歌咏工作开展得十分迅速。冼星海在武汉曾先后创办了60个歌咏团体，其中“海星歌咏队”是他在武汉早期建立的、投入心血最多、歌咏水平最高的一个歌咏队。在冼星海的领导下，海星歌咏队成为了武汉最为活跃的歌咏队之一，尤其在“三厅”举行的各大音乐宣传活动中他们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冼星海在武汉创作的新歌也多由海星歌咏队首先传唱。他们的歌声还曾被荷兰著名导演伊文思录音传到了国外。冼星海他们还组织培训成立了抗敌演剧队第九队，九队队员龙发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演剧九队，在*同志和三厅领导同志们的哺育，音乐家、戏剧家们的搀扶下，它像个呀呀学语的孩子，迅速成大起来。”
冼星海积极参与组建和培训歌咏宣传队，收编抗日文艺青年，组成正规的文艺团体，是他在“三厅”的重要工作，到武汉没几天，他就着手开始在汉口和武昌组织歌咏干部训练班，从1938年1月开办，每期两星期左右，吸收学员约20人，先后共培养歌咏干部百余名，而这些歌咏干部后来都成为武汉抗战歌咏运动的中坚力量，当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武汉时，仅武昌就能在两三个小时内，动员上万歌咏队员参与祝捷活动，这与冼星海的培训班和歌咏队的努力分不开的。冼星海还是第一个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歌咏协会的作曲家。
到1938年10月，冼星海在武汉的一年间，共创作一百多首歌曲，其中有《保卫卢沟桥》《游击军歌》《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著名抗日歌曲。这些歌曲多是为了抗战的需要，反映了抗战时期的方方面面，激励了人们的抗战热情。
在延安创作黄河大合唱
1938年1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到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开始了他繁忙的音乐教学、创作以及其他音乐活动。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冼星海很快融入到延安活跃的文艺生活中，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创作出了一大批抗战曲目，在青年人中间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作用，影响了很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和抗战文艺。
第二年，冼星海被任命为鲁艺音乐系主任后，他不仅要承担音乐创作、教学活动，同时还要组织和排练许多重要的音乐演出。他是经常集作曲、指挥和导演工作为一身，指挥和组织音乐会。1939年4月11日，冼星海组织了延安第一次音乐大会。在这次音乐大会上，冼星海指挥了50多人的《生产运动大合唱》、鲁艺表演了《船夫曲》《打到东北去》《生产运动大合唱》等节目，在规模上突破了音乐系之前的所有演出。他们每月平均至少参加两三次晚会。
1939年2月，诗人光未然因为行军坠马受伤，随抗战演剧队第三队一起到延安治疗。期间，躺在病床上的光未然将自己两次横渡黄河与沿河行军感受，以及由此激发的民族自豪感与抗日救亡的激情，写成长篇歌词。歌词写好之后，立即请冼星海到西北旅社窑洞开了一个小型朗诵会。冼星海听完这首长诗，兴奋不已，当即表示：我有把握把它写好！
经过六天的日夜突击，反复琢磨和修改，冼星海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调，又用了一周时间，在不耽误参加大生产劳动和其他活动的情况下，冼星海写完了全部的伴奏音乐。
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在排练《黄河大合唱》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尤其是乐器配备很差，鲁艺初期甚至没有一架钢琴，除了像小提琴、手风琴等便携乐器外，最多的都是个性迥异的民族乐器，根本无法组成一支完备的乐队。音乐家李焕之曾回忆，《黄河大合唱》排练时，因为没有乐器与之匹配，“只能是有什么乐器都尽量地用上，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吉他、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为了满足演出需要，冼星海和学生们一起自己动手制作乐器，将气油桶改造成低音提琴，成为乐队低音声部的支柱；缺少打击乐器，冼星海看到李焕之腰上挂了一个大号搪瓷缸子，就让他把合唱队员身上挂的吃饭勺子收集了一大把放在搪瓷缸子里，创造了打击乐器。
1939年5月11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了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首场音乐会。冼星海亲自指挥的《黄河大合唱》正式公演，一百多人的演出队伍，声势浩大，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他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晚会。当我们唱完时，*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6月28日，在专门组织的“欢迎*、秦邦宪回延安晚会”上，鲁艺再次演出了《黄河大合唱》。规模宏大的演出，让*深受感动，并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
在苏联继续为抗战奋斗
1940年5月，冼星海在延安完成了歌剧《军民进行曲》、《黄河》《生产》《牺盟》和《九· 一八》等四部大合唱后, 受党中央委托，前往苏联完成抗战新闻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的作曲配音任务。行前，*在家再次接见冼星海, 招待他吃饭, 勉励冼星海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用自己的音乐继续战斗。
1941年1月, 冼星海到达莫斯科,他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去，除为电影作曲配音外, 他用广东小曲《饿马摇铃》、《双飞蝴蝶》和四川民歌《耍龙灯》创作了第一《组曲》，并寓义深长地取名为“后方”。他应邀出席苏联音乐家召开的座谈会，倾听苏联音乐家畅谈创作体会，还热情洋溢地为苏联音乐家弹奏《黄河大合唱》。
1942年, 洗星海完成了党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提着盛放曲稿和创作札记的一个大枕头，与刘亚楼、袁牧之等一起取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国，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阻拦，不得已冼星海被迫在乌兰巴托停留下来。
在乌兰巴托的日子里，冼星海用自己的音乐为蒙古人民服务。他为中国工人俱乐部爱好音乐的工人讲乐理、教指挥，指导他们学习钢琴、小提琴等各种乐器, 帮助他们学习五线谱，指挥乐队排练，并演出了《黄河大合唱》。
1943年，冼星海来到了阿拉木图，在战争环境的艰苦生活情况下，身处异国他乡的冼星海仍然完成了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又创作了第四组曲《满江红》，并目将旧作写成音乐《中国生活》。1943年后, 冼星海又随难民流离来到塔什干，而冼星海的身体一天天虚弱了，但他继续坚持战斗。他及时与迁入塔什*列宁格勒音乐院取得联系，希望用自已的音乐为苏联人民服务，并把其旧作集成《中国舞曲三首》，以此遥念战斗中的祖国，向往祖国胜利的明天！
1944年，冼星海来到哈萨克库斯坦那伊城，居住在十月大街旅馆，生活艰苦，营养不足，他仍旧不灰心丧气，他克服重重困难，帮助当地音乐工作者建起了“音乐馆”。冼星海为五十多首哈萨克民歌配了伴奏，写了十首中国艺术歌曲，三首哈萨克民歌合唱曲和一些哈萨克族的即兴乐曲。长期的劳累, 以及战争艰苦的环境，冼星海不幸病倒了。
1945年初，在共产国际的亲切关怀下，冼星海被送进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病中的冼星海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抗日解放事业。他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从1935年回国开始创作的、历时九年的《民族解放交响乐》，并写下了他一生最后作品的《中国狂想曲》，寄托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遥念！
1945年10月30日, 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终年40岁。他虽然未能亲眼看到祖国抗战的胜利，可是他的音乐却鼓舞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不畏牺牲，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以上文字转自团结报文史e家微信公众号，作者刘永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