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河南小贩王天成一家，是城管队长胡毅峰十几年职业生涯中最焦头烂额的时刻。
这一家人在鲁磨路摆了14年地摊。面对城管，“鲁磨路地摊王”王天成软硬兼施，奉行“一手打，一手谈”的策略，给城管下跪，撕整改书，念《宪法》，坐在马路中央写大字报，儿子王兆阳说，“如果没有他，我们一家人在武汉待不了14年。”
胡毅峰带领洪山区城管委执法大队直属二中队的队员们，和王天成斗智斗勇，卧底、谈判、被王天成扇耳光，忍不住抱怨，“为什么明明已经做了很多事，但还是看不到效果？”
这场拉锯了8个月的博弈，被纪录片导演陈为军记录了下来。从冲突、理解到和解，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王家人离开待了14年的鲁磨路，胡毅峰和同事为他们找到了合法的经营地点。外来农民最终融入这座城市。
今年8月，在《城市梦》的首映仪式上，王兆阳一边看，一边掉了眼泪，“我们以前的生活像浮萍一样，现在终于安定了下来。”这也是他第一次从城管的视角来看这个故事，“当时总以为城管针对我们家，现在才知道，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付出了很多。”
“城管和摊贩之间，好像天生就是一对矛盾体，但我们只是各做各的事，就像片子里说的’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而我们的故事恰好说明了，这种矛盾是有办法可以化解的。”胡毅峰说。
为了量清王家地摊的占道面积，城管出动了四十多人。受访者供图
“钉子”
摆地摊，是王家人在武汉这座城市安身立命的首选——一家五口，王天成患有脑梗，妻子李书香得了癌症、中风，儿子王兆阳是位失去右手的残疾人。
摆摊门槛低，什么年纪都能做，花不了多少成本，只要能进到货，占据一个人流量大的地方，会吆喝，就可以挣到钱。
王天成把摊点选在鲁磨路。这条街道周边有高校、科研院所，也有破旧的城中村。生意好的时候大多在晚上，但想要占到一个好位置，下午三点多就得出门。
孙女萍萍还小的时候，家人把她装在纸箱里，每天跟着一块儿出摊。等她再大一些，每天晚上十一二点去帮父母收摊，一家三口推着放东西的拖车，慢慢走回家。
但要靠摆地摊扎根在城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收入不稳定，平均下来每年只能存下三五千块。最穷的时候，一家四个大人连1000块钱都凑不齐。萍萍刚上小学时，胃出血进了医院，他们东拼西凑只能拿出900多块。
挣得最多的是2008年，一年挣了两万多。那年年初下大雪，天气冷，摆摊的人不多，王兆阳正好在卖秋衣秋裤、厚袜子，进价2毛一双袜子最高能卖到2块5。为了能多卖点货，王兆阳晚上睡在自己搭的棚子里，没过多久就得了肺炎。
卖水果是从2013年开始的。那年夏天，他在水果店买了一个西瓜，回家才发现短秤了，去找老板理论，老板却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卖水果都不够秤，不信你去看看别人家，所有人都这样。”
王兆阳说，这些人做水果生意都是靠骗人来挣钱，要是我实在、诚信地做，不信没人来买。第二天，他处理掉了原本在卖的金鱼和花卉，开始卖水果。湖北本地的橘子，进价6毛，别人卖2块5，王兆阳卖9毛，秤也比别人家的足。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一大卡车，挣100多块钱。
靠卖水果，王兆阳一家有了稳定的收入。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摄
14年里，王家人在鲁磨路附近辗转了几个地点——华科西三门、鲁巷，他们最终定在鲁磨路181街路口，一家药房的对面。依托一间旧报亭，他们支起两个小摊，占下了人行道二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
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足够长，也因为水果卖得便宜、不短秤，成了其他水果店的“公敌”，王兆阳说，其他商户经常给城管打电话举报他们占道经营。王家渐渐成了鲁磨路上出了名的“钉子”。
“没有牙齿的老虎”
就在王兆阳来武汉的2003年，胡毅锋进入城管队伍。
成为城管之前，胡毅锋对“城管”最深的印象是——上大学时，有次他朝一个小贩走去，小贩收起东西就跑，他不明所以，转头一看，才发现身后站着几个城管，“很吓人”。
他是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从小在父母工作的武汉石化工厂园区里出生、念书、长大，考大学时候，选择了同在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在法学专业的课堂上，胡毅锋听老师讲民法、中国外国的法制建设，总会心潮澎湃，向往一个更公平、更正义的世界。毕业后，胡毅锋考过司法局、省高检，都失败了。
他觉得城管是一份体制内的工作，能留在武汉，也足够安稳。但身边的同学朋友取笑他，说他是“灰狗”（武汉城管的制服颜色是灰色）。那几年，与城管相关的负面新闻常常占据社会新闻头条，“极端点的，不是城管打死小贩，就是小贩打死城管，好像怎么都是城管不占理。”
胡毅锋入职那年，武汉的正式城管力量刚组建没多久，全武汉招聘了100多名正式的城管执法队员。他的同事里，除了像他一样通过考试进入单位的大学生以外，还有部分是1990年招聘的街道城管、一些退伍转业的军人，和给父母顶职的年轻人。
每次出门工作，胡毅锋都要和带班领导、文书、司机一起，四个人组成一支执法小队，坐一辆双排货车上街巡查，管一条大马路。
一开始，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拆除违建上。有一次，胡毅锋跟着领导去拆一处违建，领导在楼顶谈判时，突然被对方一把抱住，作势要一起跳下去，幸好被身边的人及时拉开。领导下来后，脸吓得煞白。
后来，作为中部枢纽的武汉，像一块海绵一样，吸纳了许多外地人口，处理街头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成了城管的主要工作。但一开始，他们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执法模式，“我们对马路、人行道的管理，并不是常态化的方式，那些整治大多数都是阶段性的，按照领导的指示或是政府的要求来做。”
胡毅锋记得，见到流动摊贩时，他们会拿一个大喇叭，喊话、警告、劝离，“嗓门必须要大，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很多情况都是“打游击战”，城管一出现，摊贩就收拾东西离开，只要城管一走，摊贩又回来。对这类“顽固”的摊贩，城管会采取“暂扣”的措施，收缴他们的经营工具，处以罚款后再归还。
“当时各个省市连城管的制服都不一样，我们没有统一的部门来管理，没有统一的规范。所有的程序都是在一步步地探索，碰到一些情况，有时候连城管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也有可能会做错，但这也是探索。”胡毅锋说。
胡毅锋常常能遇见冲突。有一次，他同事去劝离一个卖菠萝的男人，男人正在用刀削菠萝，见到他们过来，直接用刀在自己光头上划了几道血印子，威胁他们。还有一次是一个卖凉面的男子，跟胡毅锋聊着聊着，突然掏出一把铁锁，试图往胡毅锋头上砸。
2014年，王天成一家和胡毅峰经常产生冲突。受访者供图
对胡毅锋来说，城管的工作不仅琐碎复杂，还有繁重的考核压力。
根据规定，上级每个月都会对各个街道的城管进行5次考核。每月20日，区里和市里都会进行排名，全区排名最末的街道会得到一面黄旗警告。考核不是一成不变，标准不断细化，也加大了城管的工作难度。比如，最开始判断一家商店是否占道经营的标准是，商店的货物有没有摆在街道上，后来，如果商店摆出了一张桌子或者一块板子，也要算作占道经营。
“城管的工作用武汉话说就是‘掉不尽的底子，玩不尽的味’，别人看我们在大街上跟别人谈判，很凶、很有气势的样子，其实我们经常在背后被别人骂，压力大的时候大家也都看不到。”胡毅锋说。
“用陈为军导演的比喻来说，城管就像是没有牙齿的老虎，看起来很威严，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纪录片的摄影师程春霖说，“他们做很多事情都是借法执法，借其他的部门办事，城管不是一个强力机构，他们面对的人又很复杂，它不像公安，面对的就是犯罪分子，我可以直接用法律赋予我的权力，不管是从法理上也好，从感情上也好，都不会有压力。”
“生活的弱者，碰上工作的弱者”
在鲁磨路摆了14年摊，王家和城管之间的冲突几乎没断过。
在王兆阳的记忆里，最开始，城管常常开着大卡车来，很凶，见到小摊贩就直接把他们的东西都收走，往卡车上扔。
他们产生肢体冲突最严重的一次，妻子用椅子打破了城管的头，城管也在王兆阳的大腿上留下了一道暗红的紫印。
但因为王兆阳残疾人的身份，和困难的家庭情况，城管偶尔也对他们一家网开一面——货物被暂扣，别人要交了罚款才能领走，王兆阳只用写一封保证书。
就连他们摆摊依托的报亭也是城管安排的。2006年，王天成的妻子被查出癌症，他自己也得过脑梗，二人长期吃药，一天的药费就要一百多，“一家人就是什么都不做，每个月也要花几千块。”王天成找到了城管局的领导，领导给他们安排了间报亭，卖报纸和杂货。
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家人和鲁磨路的城管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和默契。尽管双方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摩擦，但最后总能达成协议，王家可以继续在鲁磨路摆摊，城管的工作也不会太难做。
这种默契和平衡同样也存在于城管和其他摊贩之间。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文对鲁磨路上的城管与摊贩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发现，城管每天巡查的时间一般是8:30到22:00，摊贩们会利用这一时间差，在8:30之前卖早餐，22:00之后摆夜市。而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空间，在有重大节日或迎接上级检查等特殊时期，大多数摊贩也会主动配合城管的工作，在指定时间内不出摊。
直到2014年，双方的默契和平衡被打破。这一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在武汉进行，鲁磨路建设“珠宝一条街”的计划也在加速推动。按照武汉市的市政规划，鲁磨路上的流动摊贩和出店经营现象要被彻底整治。
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之间的矛盾也随之升级。胡毅锋正是从这时开始介入王家人的生活。2013年，他被调入洪山区直属城管执法二中队，当代理队长。调来之前，胡毅锋就听说过王天成是出了名的“难搞”。
“王家成了鲁磨路上一个样板，每次我们去劝离别的摊贩，或者让商店不要把东西摆到人行道上，他们都会用王家来推脱，说他们可以占道，凭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为队长，他受到来自上级的压力，必须解决王天成一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