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成一家和胡毅峰产生冲突。受访者供图
而此时，纪录片导演陈为军的团队开始筹备拍摄一部城管题材的纪录片，他们把镜头对准了胡毅锋所在的中队和王天成一家人。
针对占道经营的行为，武汉城管推行“三步式”执法：第一步是温馨提示，劝离对方；第二步是责令整改，要求对方在指定时间内离开；第三步是下达违法通知书，并暂扣对方的经营工具，进行处罚。
摄制组开始拍摄时，城管对王家的程序正好走到第二步。摄影师程春霖负责跟拍城管，第一天去拍摄时，他换上了一身城管的浅灰色制服，扛着一台显眼的摄像机，跟着几名城管去给王天成下责令整改书。
刚开始，王天成态度温和，说，“今天我高兴，首次给你们签字”。但当城管提到他必须搬离时，他的情绪一下激动起来，看到程春霖的镜头，直直冲了过来，扯着程春霖的衣服，想砸摄像机。“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强势的小贩。”程春霖说。
在和城管的博弈中，王天成从不妥协，拒绝签整改书，拒绝换地方做生意，“局长来了我都不会答应”。他有自己的策略，把事情闹大，招来围观，再开始诉苦，获取同情。他知道城管不敢动手打人，就用西瓜砸他们，追着他们打，用力拍着胡毅锋的胸口大喊，“我要活，我要治病，我要生存权。”
当镜头刚介入时，王天成有些抗拒。他认为自己和城管之间的力量是对等的，害怕镜头会改变这种平衡。但后来，他学会了利用镜头，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纪录片里有一段，王天成拿着《宪法》，对着胡毅锋念里面针对残疾人和贫困户的法律。胡毅锋记得，当时王天成追着他走了几百米，接近一家酒吧时，一支乐队走下来，旁边也有人拿着摄像机拍，王天成很快跑了过去，对着那台摄像机继续念法条。
在一次被城管要求搬离后，王天成躺在地上向围观群众诉苦。受访者供图
在这位70岁的老人面前，城管显得手足无措，动用了很多非常手段。为了弄清王家卖水果一天能挣多少钱，他们先是派了个年轻城管去记账，结果账本被王天成撕烂，年轻城管也被他骂得掉了眼泪。有人想出办法，去王家旁边支个小摊，假装是北大青鸟的招生人员，偷偷地观察，偷偷地算。
要量清楚王家的占道面积也不容易。城管试过趁凌晨去量，被睡在货车里的王兆阳发现，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单位，他们怕王天成上门找碴，还嘱咐门卫关上了单位的大门。最后，城管出动了一辆大巴、40多位装备齐全的城管，用盾牌把王天成控制住，才把任务完成。
那段时间，是胡毅锋十几年的城管生涯中最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人长得高，讲话的嗓门也大，工作时严肃，但脾气很好，可那几个月他偶尔也会忍不住冲着摊贩发火。他跟程春霖抱怨，为什么明明已经做了很多事，但还是看不到效果？“就像李副队在片子里说的，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
“城市梦”
王家人想要扎根武汉，是从王兆阳有了女儿萍萍开始的。
祖祖辈辈都在农村生活，王天成年轻时，有过进城的机会。第一次是中学毕业后，他报考空军，考试通过了，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卡在了政审这一环。第二次是二十来岁时，一位同乡听说内蒙古在招铁路工人，约他一起去应征，王天成想去，又被母亲拦住了。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母亲裹了小脚，没法下田种地，他一走，母亲不能独自生活。
王天成留在了农村，种地插秧，娶妻生子。1978年前后，市场经济刚刚放开时，王天成就做起了小生意。每天半夜出发，扁担往身上一挑，走一百多里的路，去附近的镇上卖烟叶，卖到南阳，回程时再装几瓶白酒，回村里卖。靠着倒腾烟叶和白酒，王天成撑起了一个家，把儿子王兆阳拉扯成人。
王兆阳成了家里最先进入城市的人。他念完中学，先是跟着老乡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又南下去了深圳，在一家生产五金的日本工厂，成为流水线上的一环。厂里每周会安排管理、统计相关的课程，王兆阳一节不落，这些课教会他分清什么是有限责任公司，什么是无限责任公司，教会他怎么画统计图、看统计表。
那时，王兆阳一个月能挣500块，如果多加班，可以挣到900块。他学会了享受城市生活，有空就跟工友们去看电影、去舞厅跳舞，舍得买飘柔洗发水和带香味的抽纸，请朋友吃饭时，会点15块一条的红烧鱼、3块5一瓶的珠江啤酒。
但王兆阳从来没想过要在深圳留下来。身边的工友们大多都是干上几年，挣点钱，再回老家盖房子、结婚，王兆阳也是类似的打算。他享受深圳的生活，却不迷恋，他知道南国的土地处处都能掘到金，他只想挖一小桶，然后回河南老家过安稳的日子。“总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个农民。”
一场意外打破了王家人还算顺遂的生活。1999年，王兆阳23岁，从日本工厂跳槽到了一家台湾工厂，从生产员晋升成了小组长。但这家工厂规模小，对正在工作的员工也没有红外线防护。春天的某一天，王兆阳在厂里修模具时，300多吨的冲床从头顶砸了下来，砸中他还没来得及往回缩的右手，医生给他做了截肢手术。
一开始，工厂不愿赔钱，只有社保部门给了28000元的补偿。王天成知道以后，赶到深圳，父子二人从春天忙活到秋天，打完一大叠电话卡，写了无数封申诉信。没钱请律师，王天成就亲自上，整宿整宿地不睡觉，翻法条，走仲裁，从劳动所走到劳动局，再打官司，从初级法院打到中级法院。最后工厂输了，赔了王兆阳几万块。
1999年，王兆阳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右手。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摄
揣着这几万块钱，王兆阳和父亲回到了（河南）镇平县老家。当时，家里只剩三两亩地，王兆阳买了一辆拖拉机，想再包几亩地，靠种田为生。媒人也给他介绍了媳妇。
但田园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容易。几万块很快所剩无几，粮食的收益也不够好，挣不到钱。
就在这时，王兆阳当了父亲，经济负担迫使这家人下定决心，要去城市找出路。
在华科附近摆摊时，王兆阳结交了些学生朋友。他没上过大学，想体验学生的生活，找学生们要了课表，常去听社会学和中医的课，时间长了，老师也记住了这个看起来不太像学生的年轻人，上课点他回答问题，下课找他下围棋。有位出生医学世家的博士，得知王兆阳对中医感兴趣，还特意托家人寄了几本祖传的医书借给他看。
他喜欢大学的氛围，不愿搬去其他地方。每天早上五六点去树林里锻炼身体时，能碰到一些学生在朗读、背四六级单词，王兆阳总会很羡慕。“这些东西只有在好大学、在大城市才能享受得到，如果回到农村，每天只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王兆阳想，必须要在城市里把根扎下来，必须要让女儿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
成为更成熟的城管
胡毅锋第一次见到王天成时，王天成就把这些故事讲给了他听。
那次见面是在王天成租的房子里，一间堆满了衣架、衣服和杂货的小屋子，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刚当上队长的胡毅锋和一位同事提了一箱牛奶，去他家了解情况。王天成和妻子热情地招待了他，给他讲一家人从河南到武汉的经历，讲自己和妻子的病，讲儿子残疾的右手，讲孙女在中国地质大学附中读书，数学成绩每回都是第一名。
对王家人，胡毅锋的感情很复杂。他迫切地想要拔掉这颗钉子，也同情他们的境遇。他专门去过王天成的老家，调查王家的经济情况。老家的村干部证实了这家人的贫穷，在亲眼看到王家那间长满杂草、墙壁开裂的老房子时，胡毅锋心里忍不住发酸。
在交往中，胡毅锋发现，王家人诚实、善良，从不在秤上弄虚作假，快到保质期的水果就不卖了，就送给清洁工。他们留在武汉、跟城管坚持对抗的唯一理由是萍萍，每次看到萍萍出现在水果摊的时候，胡毅锋也会想起自己的女儿，他想，如果自己处在王家这样的境地，能不能做到这个地步？
在城管的岗位干了十几年，胡毅锋见证了太多的苦难。他记得一对卖面的夫妇，湖南人，有一个4岁的孩子，孩子趁他们不注意，掉进了用来烫面的热水桶里，全身的皮肤都被烫伤了。还有一个卖板栗的男人，年轻时赌博因为卖掉了肾，家徒四壁，妻子也被查出了癌症，被城管找上门时，他还有几吨板栗冻在冷库里。
“以前基本上是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懂怎么和被执法的对象沟通，也从来不去考虑他们的家庭背景，和背后复杂的原因，所以办事情不够灵活，也生硬。”但后来，胡毅锋觉得，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成熟的城管。
胡毅峰在工作。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摄
与此同时，武汉开展的“城管革命”也让胡毅锋和同事们的工作模式有了转变。“城管革命”提倡文明执法、柔性执法，先后推出了“鲜花执法”、“卖萌执法”、“眼神执法”等不同形式。
“文明执法是严格执法的一个基础，只有让那些摊贩和围观群众都看到我们是文明的，执法程序才能推行得下去。”胡毅锋说。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在他和王天成沟通时，一开始只要王天成一闹，周围的群众都会帮他讲话，但到后来，很多人都慢慢站到了城管那一边。
在僵持了几个月以后，双方都做出了让步。王兆阳撤走了水果摊，给城管写了一封《申请书》，表达了对此前占道经营的愧疚，城管也提出，给王家在民族大道上新装一个十几平方米的亭棚，让他们继续把水果生意做下去。
胡毅锋说，城管还帮那对孩子被烫伤的夫妻在合规的夜市找到了一个摊位，也答应卖板栗的男人，愿意给他足够的时间，等他卖完库存的板栗再离开。
“他们来武汉，我们愿意接纳他们。但是既然来了，就必须要服从武汉的规矩。如果真的碰到困难，我们也愿意想办法解决，给一些时间和空间。当他们用这些时间、空间积累到一定的原始成本以后，再去租门面、入室经营，或是找别的工作。这样就是一种良性的互动。”
“当城市能给他们更多的选择”
去年，胡毅锋离开了鲁磨路，被调到洪山区和平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当队长。
9月6日，周六，他一大早就到了位于和平街道的办公室。这几天，恰好武汉迎来“全国文明城市”的复查，胡毅锋的心里绷着一根弦。9点，他从位于白洋桥路的单位出发，开始巡街。摇下车窗，掏出手机，打开相机模式，对着路边的街道，时刻准备拍照，发现问题。
汽车启动还没五分钟，胡毅锋就拍下了第一张照片：几床棉被搭在路边居民楼的阳台上，格外显眼。这是城管最常碰到的问题之一，当街晾晒，他们需要进入小区，找到晾晒的户主，挨个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