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纲五常”，自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就被看成了落后的东西，甚至毒害，被认为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工具。
尽管三纲五常中的确包含一些专制因素，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核心观念、核心价值。这些观念和价值，是人类文明中绝无仅有的终极性价值。这些终极价值不仅涉及到个人生命之价值，而且涉及到人类的理想秩序。
因此，对三纲五常进行彻底否定是极其轻率无知。
首先要弄清楚三纲五常究竟在说什么。
三纲的内容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五常：仁、义、礼智、信。
“纲”的本意是渔网之纲绳，派生出大纲、纲要之义。“三纲”的实质是三类人际关系。用“纲”指代这写人际关系，意在指出，在这三类关系的双方之间，前者居于主导、领导地位，后者对前者要更尊重。
现代社会的主要关切点是经济价值、财富，追求的是经济价值、财富的最大化，越多越好，而且这些经济价值、财富，似乎是脱离人而存在的，是“客观”的。
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关切点则不是孤立的经济和财富，而是人。而且还认为，关系是人基本存在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仁者，人也”，认为仁和人是等价的。
“仁”的字形是二人，指代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的相处。孔子非常重视仁，但是却没有对仁的内涵进行详细的说明和定义。原因很简单，因为仁是指二人相处时，各方的感受和正确态度，这种感受和态度是相互的。要理解真正的仁是什么，就要与人发生接触和感通、感应。
也可以说，“仁”是实践的，而非抽象的、理论的。
通常将仁含义说成爱，事实上仁的含义远远超越爱。
将仁定义成人，或者将仁定义成人，说明一个重要事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二人关系，而非孤立的个人。认为孤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与人发生关系的二人状态，是人的基本存在状态。个人一定在二人中存在，一定在关系中存在。人一定二人的人，一定“仁”的人，一定是关系人。
这一点是已经习惯于现代西方人的概念的人，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现代西方文明认为，人是一个个孤立的人，社会不过是一个个孤立人的加总。孤立的个人是通过权力来界定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权力人，拥有独立的、天赋的、不可侵犯的权力束。而权力的具体化就是资产、财富。实际上权力主要是产权，与经济财富相关的权力。
尽管理论上说权力是天赋的，但是在实际上权力的界定和赋予是通过法律实现的。而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则是相关的政府机构，即立法和司法机关。个人与政府机构就存在密切关系，政府是个人的定义和保护者。
因此，现代西方意义上的个人，相对于其他人，他是孤立存在的，理论上可以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但是，他的相对其他人的孤立存在，却是对政府机构的完全依赖为基本前提的。
这就涉及到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之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一定在二人关系中存在，但是这个二人关系确实完全自足的、独立的，无需作为第三方的政府的存在。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将二人关系看成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看成个人的存在状态。因此就将关切的重点放在这上面，并对人际关系进行详细的分类。
《尚书·舜典》：“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左传·文公十八年》亦云：“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内平外成。”
这种更早期的“五教”，也是基于人际关系的，是三人际关系中的五方应该具备的品德。涉及的三类关系是：父子、母子、兄弟。注意，这三类关系中，是没有君臣和夫妇的。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里孔子只列了两种关系，君臣和父子，显然认为这两种最重要。此时君臣关系已经被重视了。
《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到了孟子时期，人们对重要人际关系的分类，已经三代时期的三个，变成五个，增加了君臣、夫妇。但是君臣是排在父子之后的。更重要的是。此时并无以谁为纲的概念，各关系中的双方之间是义务对等的，相互的。
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董仲舒引入阴阳学，将本来互动的人际关系变得主从化、机械化，成为“三纲”。这种新形态的人际关系，非常适合当局的专制主义。这样专制因素进入人际关系之中。人际关系的专制化是在西汉开始的。
汉 班固 《白虎通·三纲六纪》：“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礼纬·含文嘉》云：“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这是“三纲”说法的成型。
《二程遗书》：“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的间。”朱熹 《朱子文集·未垂拱奏礼·二》：“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间。”
到了宋明理学时期，用“天理”替代董仲舒的阴阳，对“三纲”做了一个重新解读，将三纲视同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