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更弱的军队实力，导致革命军实际上在三个月的战争中都未能占据上风。最后其实是在控制着新军的袁世凯的逼宫之下，清政府才真正倒台。也由此袁世凯在革命后的政治格局中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整个北洋派系控制的军队都听从他的指令）。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此外，列宁说：“任何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第一信条就是打碎旧军队，解散旧军队，用新军队替代它”。革命取得胜利后，革命派并未对新队进行彻底的改造，致使新旧军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冲突不断。从辛亥革命胜利伊始，革命便注定会失败。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袁世凯领导的势力与革命派的目的并不完全一致，革命胜利后便注定会有一场政治与军事斗争。很显然，革命派的军队实力远不及袁世凯领导的军队。
二、群众基础的薄弱，大多数人民群众并不认同革命党观念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辛亥革命必须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才能成功，但是辛亥革命的群众基础相对薄弱。尽管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族意识，但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和组织上的不足，广大民众对革命的认识和参与程度有限。这使得革命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和群众基础，难以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
另外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教育水平偏低，且受教育的人大多受到儒家文化影响，人民无法理解革命党为何要推翻“圣明的君主”。并且革命党并未完全控制中国乡村，从而无法深入基层动员群众，为群众做思想工作，这导致了许多民众并不理解且不支持“共和”，从而破坏了革命党的群众基础，使得革命党的政权极为不稳。
此外，农民参与革命热情不高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辛亥革命未能拉拢农民群众，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在推翻帝制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农民仍然承受着沉重的封建剥削，使得农民对革命的热情不高，对革命产生了抵触情绪，从而也导致了辛亥革命群众基础薄弱。
三、没有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推翻帝制后，中国面临着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然而，由于领导力量的不足和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中国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定、有效的政治体制来保障革命的成果。
应该看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民初政坛上的政治格局主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派革命势力与袁世凯势力的竞争，而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与同盟会及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着政见分歧，在客观上，这无疑是有利于袁世凯的。“当时同盟会与统一党以主义分急进、渐进相对峙，遂令枭雄袁世凯乘隙而入，施其操纵惯技，坐享渔人之利。”正如统一党的重要党员王绍鏊日后回忆时所认为，统一党“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做了袁世凯的应声虫”。清廷灭亡后，袁世凯等人趁机窃取革命果实，建立了北洋军阀统治，使得中国再次陷入了混乱和分裂的局面。
在武昌起义以后的革命大风潮中，不少立宪派、旧官僚不自觉地抛弃清廷，及时地转向革命，附从革命，这对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并迅速取得成功，无疑功不可没。但是，在随后的革命政权建设过程中，这些立宪派、旧官僚又难以与革命派同心同德、共济时艰，而是互起攻讦，甚至处处为难，以致政争不已，不仅涣散了革命阵线，而且削弱了革命力量，致使革命政权很快落入旧势力代表袁世凯的手中。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难逃其咎的。
除了立宪派、旧官僚的处处为难，致使革命政权岌岌可危，革命派内部矛盾重重也是革命摇摇欲坠的一大原因。革命派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源于不少革命党人对革命艰巨性的认识不足及其权利享乐思想的泛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民国建立与清帝退位这种政治转换的表象中，一些革命党人便沉溺于“革命成功”的幻觉，开始迷失了革命的目标与前进的方向。“自辛亥革命以后，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此时一些革命党人便居功自傲，很快滋生权利享乐思想。“当时同志中志得意满、行为浪漫者颇不乏人；‘逢人称首义，无兵不元勋’,舍本偏于逐末，革命止于革官。”他们“开始蜕变，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这些革命党人以革命为做官发财的捷径，于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为了权位与利益而互起纷争，以至内讧不已。
从革命党内部来看，中国同盟会是一辆政治上的“大篷车”，各个政治势力的诉求并不一致，他们仅仅被推翻清政府的短暂目标团结在一起。这导致了在各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就发生了多起内讧事件。如武昌方面，孙武代表的共进会与蒋翊武领导的文学社发生内讧，导致詹大悲东下，宋锡全被*，文学社力量大损。此外还有孙中山与杨衢云的矛盾，党人对许雪秋的职责等等，此类事件大大削弱了革命党人的团结度，从而削弱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对政权的掌握力。
四、辛亥革命缺乏财政支持，难以为辛亥革命提供经济保障
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军一直面临财政紧张的问题，甚至在南北统一后也未能得到有效缓解。
财政问题是关乎政权生存的至关重要的经济问题，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发布的宣言书中，明确地提出了“财政之统一”的方针。他说：“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学理，而尤在改良社会经济组织，使人民知有生之乐。是曰财政之统一。”然而，这种充满民生主义精神的财政政策其实只是孙中山的一个美好理想，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根本没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据在华外人的观察：“南京的共和政府根本不稳。它没有固定财政来源，也不能控制其治下各省的财政。事实上各省自行其是，也不希望有什么中央政府，特别是关于财政。”的确，各省尚且自顾不暇，又怎能轻易支援中央政府，南京临时政府要想实现财政统一是相当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