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宽正八年（1796年），尾张藩主家得知《群书治要》在中国失传以久，五部移送长崎海关掌管近藤重藏，托其转达中国。近藤氏以一部存长崎圣堂，一部赠诹仿社，三部赠唐商馆，由中国商人携回，《群书治要》重回中国。最初由日本进入中国的《群书治要》仅三部，真是难能可贵。
清嘉庆七年（1802年），鲍廷博编撰《知不足斋丛书》，其在《孝经郑注序》中提到了《群书治要》：“此书久佚，仅见日本天明刻本”，由此可知，天明本《群书治要》当时已经在中国藏书家之间流传。
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四部从刊》以天明本为底本影印出版《群书治要》，然而由于印数稀少，一直没有流传开来。
1996年，我国驻日本大使符浩先生通过日本皇室得到一套日本天明本《群书治要》，交给了陕西黄河文化研究会，邀请了几十位专家进行考证、校证、分篇今译，定名为《群书治要考译》。2011年6月，《群书治要》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群书治要》出版后，几年时间对该书的研究书目就达数百种，唐朝以后千年的今天，《群书治要》焕发了生机。
《群书治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按照经、史、子编辑的类书，可以说是唐朝的《四库全书》。《群书治要》虽然成书于一千多年前，但是集古圣先贤大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几千年积累的结晶。“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虽然现在社会变化日新月异，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历久弥新，中华古圣先贤的智慧，依然能够解决现在许多的社会问题。
以下为我收藏的《群书治要》中的目录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