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女神~
01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农历十月十二日一大早，浙江杭州府余杭县就有人击鼓告状。
正在后堂睡觉的县太爷刘锡彤赶紧爬出被窝，上堂审案。
击鼓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婆子。
她自称，儿子葛小大昨日在家暴病而亡，怀疑是被人下毒害死，请县太爷对儿子进行尸检，如果不是中毒而死，那她就赶紧给儿子办丧事下葬；如果是中毒而死，请县太爷为民做主。
刘锡彤一听，这不是胡闹么？谁家人病死了都来要本官审理，那本官不得累死？
正想敷衍一下就退堂，但一听葛婆子说的怀疑对象，老刘一下就不困了。
因为葛婆子说的这个怀疑对象，正是老刘的冤家——余杭县新科举人杨乃武！
杨乃武怎么和老刘成了冤家的呢？
原来，余杭一带一直有个“潜规则”——屁民交公粮的时候，衙役都要朝装满粮食的斛斗用力踹两脚，这样就会洒下来不少粮食。
洒下来的粮食既不算公粮，又不准屁民扫回去，都成了官府的灰色收入。
但这么一来，屁民的负担就在无形中被加重了。
杨乃武就是看不惯这个陋习，前年代表本地屁民向杭州府衙门递状子，告县里盘剥屁民。
于是就在刘锡彤那里“挂了号”。
02
老刘早就想收拾杨乃武了，可偏偏去年杨乃武又鸿运高照，在乡试中了举人，成了地方上有头有脸的士绅。
老刘也得敬他三分，自然也就没法收拾了。
如今葛婆子这么一闹，大好的机会送到跟前，老刘岂能放过？
搞他！
老刘马上带着仵作（法医）去了葛婆子家给葛小大验尸。
果然出了大问题！
按照大清朝的规定，仵作验尸时，县令必须“不避尸臭，必得眼随除将所告之伤验明”，可是官老爷岂肯让自己处于腌臜之中？因此大部分县令验尸时都是躲得远远的，仵作报告是什么情况就填什么情况。这么一来，仵作的作用就非常关键了。
可问题在于，大清朝的仵作这个岗位，偏偏又不是人*活儿！
按大清朝的规定，仵作属于“贱民”的行列，不但自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连子孙也不能通过读书考科举来实现逆袭。不但地位低下，工资还特么低得吓人，一个仵作一年的俸禄才6两银子，连糊口都困难，更不要说养家了。这种狗屁工作，但凡是个正常人，谁会去干？所以干仵作的大多都有其他兼职，仵作工作本身反而只是混混事儿，要么就依靠职务之便收点儿小钱。其职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就可想而知了。
给葛小大验尸的仵作名叫沈祥，就是这么一个混子型的仵作。他只拿银针往葛小大的喉咙里*一下，拔出来一看，哟嚯，颜色变黑了！中毒无疑！
其实呢，按照流程，银针拔出来之后还要拿皂角水反复擦洗，看颜色是否会掉落，如果掉落了，那就不是中毒。但老沈本就是个混子，根本就没想这么麻烦，就这么直接报告给了刘锡彤。
刘锡彤呢，也懒得再亲自上手验尸，直接就以“中毒身亡”立了案。
03
既然立了案，那下一步就要审讯嫌疑人了。
按照葛婆子的说法，她认为最大的嫌疑人就是她的儿媳——毕秀姑以及那位举人老爷杨乃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前年他们一家曾租住在杨乃武的房子里，杨乃武经常教毕秀姑识字、读书。
杨乃武当时三十出头，老婆已经去世，又家底殷实，风度潇洒。
毕秀姑则是二八妙龄，颜值出众。
不久，街头巷尾就流传起了“羊吃白菜”的传闻。
“羊”就是暗指杨乃武；
“白菜”则是因为毕秀姑经常穿绿衣白裤，看上去跟小白菜一样。
杨乃武听到传闻，为了避嫌，去年就退了租，让葛婆子一家搬走了。
但现在葛小大突然身亡，葛婆子认为杨乃武和她儿媳妇肯定是藕断丝连，合谋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这些本来就是捕风捉影的猜测，但刘锡彤既然要借此收拾杨乃武，自然就要做成铁案。
老刘马上下令将毕秀姑抓到县衙。
毕秀姑当然是不承认。
但老刘有的是办法，什么“烧红铁丝穿乳”、“锡龙滚水浇背”……
一套十大酷刑下来，毕秀姑实在扛不下去了，只得画押认罪。
有了“凭据”，老刘马上派人把杨乃武抓到县衙。
杨乃武当然也不承认所谓的“奸情”和“罪行”。
老刘想用刑，但杨乃武是举人，按大清律，不能用刑。
老刘干脆直接自说自话地写了一份案情报告递了上去，随件附上毕秀姑的口供和验尸报告，说杨乃武涉嫌命案，请求朝廷下旨革除他的举人功名。
04
案子转到上级衙门——杭州府进行二审。
杭州知府叫陈鲁，行伍出身，没读过多少书，靠军功混到的官职。
既不懂审案的学问，也懒得多费心思，只知道大棒底下出口供。
等朝廷革除杨乃武功名的行文一下到杭州府，陈鲁马上就开始对杨乃武大刑伺候——跪钉板、上夹棍、跪火砖、吊天平架……
一套酷刑下来，杨乃武也扛不住啊，胡乱供认自己是以毒*家里的老鼠为名，从县里的“爱仁堂”药铺钱老板那里买的砒霜，让毕秀姑去投的毒。
陈鲁又把钱老板叫来，一番威逼利诱，钱老板只好承认卖给了杨乃武一斤砒霜。
这情节是不是非常熟悉？没错，就是《九品芝麻官》里的那段情节！
既然杨乃武和钱老板的口供都有了，这案子就基本上定死了。
05
陈鲁按流程，把相关材料上报给了浙江提刑按察司衙门，由按察使蒯贺荪做三审。
这位蒯大人也是个老官僚，既然县、府两级都已经定了案，那就没啥可说的了，于是三审只走了个过场，直接定案上报给了浙江巡抚杨昌濬。
到巡抚（不设巡抚的省就到总督）这一级就算终审了，所以老杨这一关非常重要。
老杨知道人命关天的道理，派了候补知县郑锡滜，去余杭县微服私访，看看案子到底还有无隐情。
可老郑这知县候补了多少年，早都憋得不行了，一心想找机会捞点儿好处。
刚到余杭就去县衙找了刘锡彤，一顿胡吃海塞，再加上几百两银子的好处，当然处处都顺着刘锡彤的意思，也不调查，也不研究，回来就直接报告给老杨，说这案子没啥毛病。
老杨也忙得很，也懒得再查一遍。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老杨就以“毒*亲夫”的罪名判处毕秀姑凌迟，以“指使*人”的罪名判处杨乃武斩首，上报刑部，只等皇上“朱笔勾决”。
06
关在死牢里的杨乃武和毕秀姑，此时早已心如死灰、认命了。
只等死期一到，俯首就戮而已。
可还有一个人坚决不认命、不服输，一定要争回一个公道来。
这个人就是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
杨淑英从小看着杨乃武长大，绝不相信弟弟能干出这种事来。
杨淑英鼓励弟弟不要放弃，在狱中写下了伸冤书。
杨淑英知道在浙江省肯定是告不赢了，于是心一横，拿着伸冤书踏上了进京告状的道路！
可杨淑英一个小脚女人，又没什么文化，千辛万苦到了京城，连状子都不知道该投到哪里，只知道是刑部负责审案子。
在京城转了一大圈，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刑部衙门，可大门都进去，就被赶出来了。
杨淑英又听人说，都察院是专管监督官员的，于是又跑去都察院投状子。
这次，状子倒是投进去了，可都察院的批复，却是发回浙江省重审！
审案子的还是陈鲁，终审的还是杨昌濬。
他们会自己打自己脸，说自己判错了？
重审的结果可想而知：维持原判。
至此，杨淑英心里哇凉：给弟弟翻案已经没戏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突然天降一个大贵人！
这个贵人，就是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07
胡雪岩是安徽人，他又怎么和这个案子扯上关系的？
原来，胡雪岩早年在杭州一带经商，在浙江官绅中颇有人脉，跟权倾浙江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左爵爷也是老相识。
此时左爵爷正在谋划收复新疆，但朝廷没钱，于是老左就想着借钱当军饷。
老胡听说了这件事，觉得这是个挣钱的好机会，于是跑去跟左爵爷说，自己可以借钱给左爵爷。
但左爵爷一听条件：卧槽，老胡你太黑了吧，利息太高了吧，*熟啊这是。
于是一口回绝了。
回绝了老胡，军饷怎么解决呢？
左爵爷想了想，自己手下主政的省份里，只有浙江比较富裕，于是转而向浙江巡抚杨昌濬寻求筹饷的渠道。
老杨是左爵爷的心腹亲信，当然全力帮忙。
这样一来，老杨就挡了老胡的财路。
俗话说，挡人财路，如*人父母，老胡能不恨老杨么？
事情就是这么巧，偏偏胡雪岩家请的私塾老师吴以同正好和杨乃武是同科举人，两人有“同年之谊”。
吴以同就把杨乃武的案子跟老胡讲了一下，老胡一听牵扯到杨昌濬，立马来了兴趣，不但拿钱资助杨淑英，让她再去京城告状，还给她联络了在京的浙江籍官员，打通门路。
有了贵人的帮助，这路子一下就宽了。
08
同治十三年（1874年）九月，杨淑英二次上京告状，连续拜访了三十多个浙江籍的京官，其中不乏侍郎（副部长）级的高官。
通过他们，杨淑英成功将状子递到了同治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的桌子上。
老翁一看这状子：这还了得？从县、府到按察使再到巡抚，都在冤屈杨乃武，这浙江的天也太黑了吧？！不行！这案子得重审！
老翁利用自己的职务优势，把案子报告给了自己的学生——同治皇帝，又报告给了慈禧太后。
皇上和太后一听，既然翁师傅觉得案子有问题，那就重新查一查！
让杨昌濬亲自重审此案，“务得实情，不可瞻徇”。
这一回下来的是圣旨，杨昌濬不敢再敷衍了事，于是把湖州知府锡光、绍兴知府龚嘉俊 、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等几个地方官员叫来，组成了一个“审判团”，共同审理此案。
可到了开审这天，却不见老杨人。
为什么呢？
因为老杨有自己的小九九：
此案之前两次终审都是自己裁定的，假设此案真有冤屈，那杨乃武和毕秀姑必定当堂爆出很多对自己不利的真相，这脸还往哪儿搁？
所以，不如让几个府县官员去审，只要他们用了刑，最后这案子无论结果如何，自己都不会有太大的责任：
如果杨毕二人扛不住酷刑，依然承认原来的供词，那就啥事儿没有；如果他们硬扛着酷刑还是要翻供，那朝廷真要追究起来，也可以把制造冤案的责任推给那几个审理的官儿，自己并没参与审理，最多就是个“用人不察”而已，处分也不会太重。
老杨的小算盘可谓打得精到家了！他那几个下属也不是傻子。
先是锡光，一看老杨没来，心里就有数了，没审多久就找借口请假走了。
接着龚嘉俊 、许嘉德、陈宝善等几人，心有默契一样，都不提用刑的事。
既然不用刑，那杨乃武和毕秀姑还能不赶紧翻供求生吗？
于是乎，一场审下来，两人完全推翻了之前的供词，并揭露了之前官府使用酷刑屈打成招的真相。
09
老杨拿到审问笔录一看，汗都下来了，心里这个恨啊！
一恨杨毕二人翻供又揭老底；二恨几个老油条，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把皮球又踢回到自己脚下。
这可咋办？
如实上报朝廷，轻则降级，重则撸顶子，干了二十年才爬到巡抚的位子，实在是舍不得。
可不上报，圣旨在那儿，怎么回复呢？
就在老杨百般纠结，不知所措的时候，天上居然掉下来一个大馅饼——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同治皇帝病逝于紫禁城养心殿，年十九岁。
又没留下儿子，大清国一下就乱了套。
慈禧太后忙着找新皇帝、大臣们忙着筹备丧事。
谁都顾不上杨乃武这摊子事儿了，谁也不记得皇上给杨昌濬下过那么一道圣旨了。
老杨一看，干脆装糊涂。
至于杨乃武和毕秀姑，就让他们在牢里待着吧，就监牢里那环境，也许没多久他们就得病死了。到时候，人死账消，这件事就算永远沉入深海了。
只可惜......
10
光绪元年（1875年）八月，翁同龢出任刑部右侍郎，开始主管刑部业务。
上海的《申报》几乎天天都在讲这个案子，弄得民间众说纷纭，对朝廷意见很大。
老翁觉得必须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才行！
九月初，在老翁的推动下，慈禧太后下旨，任命浙江学政胡瑞澜为钦命审案官员，主持对杨乃武案的再次重审。
看到这里可能您要问了：学政是管教育的官儿，朝廷为什么要让管教育的来审这个案子？
这里的奥妙就在于：
按大清司法程序，只有高级官员犯案或者所谓“谋大逆”的大案由刑部进行审理，其他一般案件都是由各省来审理的。
杨乃武这种案子虽影响不小，但终究只属于一般案件，刑部不好介入，只能让浙江省来重审。
而之前杨昌濬和按察使蒯贺荪都已经经手过了这个案子，为了保证公正，朝廷才选择了没有经手过此案的学政胡瑞澜来重审此案。
可问题在于，胡瑞澜再怎么着也是浙江省的官员，杨昌濬是他的顶头上司，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冒着得罪上司、冒犯同僚的危险，去为一个革除了功名的杨乃武伸冤。
既然如此，这场重审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胡瑞澜不但不秉承公正原则查明真相，反而多次动刑，逼杨乃武和毕秀姑认罪。
在十月初一的最后一场审讯中，杨乃武的两腿都被夹棍夹断了，毕秀姑的十根指头也全被拶到骨折。
场面惨不忍睹。
杨乃武和毕秀姑只好再次画押认罪。
两天后，胡瑞澜以“此案无有冤滥 ，拟按原判定罪 ”的重审意见，上报朝廷。
至此，杨乃武案前后审了两年，经过七次审讯，依然是判定杨乃武和毕秀姑死罪。
这激起了关心此案的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
民间对浙江官员骂声一片。
在京的浙江籍官员也义愤填膺，纷纷上书慈禧太后，要求由刑部直接审理此案。
翁同龢还对慈禧表示：浙江省的举人和秀才们目睹杨乃武蒙受此千古奇冤，都对朝廷甚为不满。如果朝廷不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恐怕日后浙江将再无人愿意读书上进了！
11
面对一片喧嚣，慈禧终于坐不住了。
十二月十五日，再发懿旨，要求刑部“彻底根究此案”。
到了这节骨眼上，杨昌濬知道事儿闹大了，但他仍然心存幻想，想找老领导左爵爷帮他在朝中说话。
可这时候左宗棠在甘肃前线指挥收复新疆的战役，根本顾不上他这档子破事儿。
没办法，杨昌濬只好按照刑部的要求，将余杭知县刘锡彤、仵作沈祥、报案的葛婆子以及“爱仁堂”药铺的伙计等人（钱老板已经病死）加上葛小大的棺材一起发往北京受审。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三，刑部开始“三法司会审”。
审讯刚开始的时候，刘锡彤还拽得很，认为这事儿都过去三年了，葛小大的尸体早都烂成骨头了，谁也没法再找出真相。所以尽管仵作沈祥承认自己验尸时没有按流程操作，“爱仁堂”的伙计也承认本店根本没有进过砒霜，但刘锡彤就是拒不承认自己错判。
十二月初九，刑部尚书桑春荣亲自主持开棺验尸，结果尸骨为黄白色，毫无中毒的印记。
刘锡彤才蔫了，承认了自己屈打成招、酿成冤案的罪状。
杨乃武与毕秀姑真容
12
至此，历经三年，杨乃武案终于真相大白！
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十六日，慈禧下懿旨：
杨乃武和毕秀姑无罪释放！
刘锡彤为首犯，革职流放黑龙江，“终身不得赎免”；
府陈鲁、郑锡滜、胡瑞澜以及杨昌濬，一撸到底；
蒯贺荪已经病死，免除了处分。
案子翻过来了，可杨乃武的举人功名却还是没有恢复。
为什么呢？
因为革除他举人功名的文件是同治皇帝朱笔御批的，你可以说知县、知府、按察使乃至巡抚都错了，但你总不能说皇上也错了吧？
所以慈禧硬找了个借口，说杨乃武和毕秀姑厮混在一起，有失体统，故而革除举人功名。毕秀姑有失妇道，还要再打八十大板才能出狱。
尽管这处罚十分荒谬，但杨毕两人总算保住了性命，已经是太幸运太幸运了……
PS：
翁同龢因此案名扬天下，走进了朝廷权力中枢，为后来几十年跟李鸿章的争斗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