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读《读书》杂志，经常能见到张中行的文章，说不上有多好。文字倒是少有火气，娓娓而谈，绵里藏针。南粤学人李公明曾在小著《左岸的狂欢节》对张中行先生的文字表示喜爱与欣赏，他的说法，我大致有同感。
老人的风格在散淡的笔墨中传透出世事的沧桑与时间的流逝。有的人将小品写成淋漓大气，如投枪，如匕首，引发种种波澜。张中行则不同，他以对世道人心的冷暖自知散淡地闲扯东西，不作“金刚怒目”式的狰狞。学者孙郁誉为：“有古风，似六朝的短章，也夹带晚明小品的笔意，颇有苍凉的况味。”
我一直有个想法，像张中行这样的人物，其随笔能够走红，其实也有时代的缘故。以往的散文，不是甜腻腻的抒情，就是恶狠狠的战斗檄文。而张中行、周作人之类的闲适、淡雅，枯涩，忽然出现在人世间，大家觉得特别的新鲜。于是，便为世人所推重。
不过最近重读厚厚一大册的《散简集存》，第一篇“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就让我觉得气闷。唠唠叨叨，东拉西扯，仿佛注水的猪肉一般。张中行的说法没啥问题，行文实在令人无法忍受。通读《散简集存》一遍，觉得以往还是看高了此老的文章。
或许时过境迁，天下文章在我眼里，又是一番模样。如果选出几册代表作，《负暄琐话》、《负暄三话》、《流年碎影》或可作为此老的文章写照。惟不能多读，多读之后，印象必然改观。其实此老自己亦有自知，譬如《无题》里就说：“但是闲话不宜过长。”可是，知道是一回事，写起来又是一回事，人到底不能免俗。
张中行还有一处可以说说的地方，他即是红色小说《青春之歌》里反面人物余永泽的原型。作为《青春之歌》著者杨沫的前夫，杨沫把他写得很是不堪。文革时杨沫被批，调查时，张中行并没有说她一句不好：“杨沫是积极向上的，落后的是我。”晚年杨沫离世，张中行回忆过往亦只有一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不过张中行私下曾向某编辑表示：余永泽把我的缺点扩大了。
张中行保持了知识分子的风度，一切都埋藏在内心深处。他和杨沫，其实乃是两种人。一个是苟活于乱世的男知识分子，一个是向往革命的激进女青年（喜欢卢嘉川、江华革命者式的人物）。多年以后，曾经的革命成为一场闹剧与悲剧。无论怎样的选择，其实都无法避免被革命的车轮所碾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