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林与张中行先生（右）
张中行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史大家，他成名较晚，我认识他更晚。
一次，在和编辑们的聊天中，我讲到张中行这个人和他的学问文字，说：“可惜我不认识他。”这时在场的经济编辑室编辑纪幸说:“我认识张先生，和他关系很熟。”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于是，我立即请记幸联系拜望张中行先生。
张先生供职人民教育出版社，是该出版社的“特约编审”。1991年初夏的一天，我和记幸应約来到人教社的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陈旧的木桌木椅，和先生素朴无华的衣杉，与我见过的“大学者”书房、办公室相差甚远，难怪学界都称中行先生为“布衣学者”了。我对张先生说：对先生心仪已久，只是缘悭一面，今天先生能拨冗相见，真是太感谢了。张先生说：郑先生太客气了，你是社科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你们社我除了认识纪幸外，今天和你认识也是非常高兴的。
接着我们谈话就进入主题，我把想出版《张中行作品集》的想法和他详细说了。
张先生先听我们想出版他全部书的《作品集》，似乎不大愿意，说：我这些书都已经单本出版了，就不必合在一起出版《作品集》了；如果我有了单本书，会交给你们社出版的。我说单本书给我们出版，欢迎；出版后，再放到《作品集》里。我问张先生最近又写了什么书？他说是《顺生论》，已经写了很多年了（后来知道从50年代到90年代，写了40多年），是专门探讨人生之道的书，人生问题是他写作中探讨的一个重点，他很看重这本书。我一听赶快说，交给我们吧，我们先出版好《顺生论》。张先生同意了，说不日可完稿，完稿后就交给你们。
《顺生论》谈妥后，我继续说服张先生接受出版《张中行作品集》，我告诉张先生，我们出版社正在筹划出版钱锺书杨绛先生的《作品集》，您这套是第三套，以后还准备出版其他学术大家的《作品集》，我们是一家出版高层次学术文化著作的出版社，出版您的《作品集》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张先生听到钱锺书杨绛先生也在我们社出版《作品集》，有点动心了，问：“他们两位先生同意你们出版他们的《作品集》了？”我说，杨绛先生的《作品集》出版事已经谈妥，正在运作中；钱锺书先生的，还在商谈中。张先生考虑了一会，最终同意了出版《张中行作品集》。
事情谈妥之后，我们便聊起了别方面话题，主要是张先生讲。他还是专注于人生的探讨上，讲到当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老师周作人怎样促使他关心研究这个问题，讲到我国古代哲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讲到《大英百科全书》英文版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等等。在听张中行先生讲话时，我只怪我读书太少，知识面太窄，都无法和这位大师对话，他讲的许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张中行先生这一席话，也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过去看过他写的一些文章，仅感到他在中国古代文化上造诣深厚博学多识，现在才知道他学贯中西，这在现在一些学者中是很难得一见的。
回社里后，我和社里有关领导通报了情况，大家都一致同意出版《张中行作品集》。
过了一阵，张中行将多年来撰稿的《顺生论》交我社出版了。这是张先生诸多著作中的“重头戏”，一出版就受到读者欢迎，初版印1万册，很快售罄再版。学界也给予好评，有人说：“《顺生论》是当代的《论语》”。张先生以他广博的文化知识，厚重的人生经验，将他几十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梳理为六十个问题；而且以散文笔触娓娓道来，一反“人生哲学”这类哲理性问题论述的严肃和枯燥，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了。
和张中行先生结识后，我和他的来往便多了起来。有的是谈出版书的事，有的是我向他请教或有事求他。
1994年春夏，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邀请我去日本参加他们为一位资深教授祝寿的文化活动。我去当然是要送寿礼了，送点什么呢？我想到了张中行先生，能否请张先生写两幅字送去。一幅送给寿星，一幅送给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先生肯不肯写我没有把握。我和张先生打电话说了此事，不想张先生非常痛快地应允，叫我去他府上商谈写的内容。
张先生的府上在马甸。他过去长期居住在北大朗润院女儿家，和季羡林、金克木为邻，被学界称为“朗润院三老”。直到他85岁才分到这套普通的三居室住房。我进去看这套新居，白墙灰地，没有装修，也没有买什么新家具，两个半旧半新的书柜，一张旧书桌，坐的破藤椅（腿上还打着绷带）。我说，张先生也太简朴了，略为装修一下，买点新家具，生活、写作也方便些。张先生说，我这样已经很方便很满足了。他还给这套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
他问我写什么内容？我说，送寿星的就写曹操诗《龟虽寿》中的四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送所长的，我想不出合适的 ，请张先生拟一个，这东洋文化研究所是日本佛教曹洞宗一派创办的，主要搞佛教文化方面的研究。张先生对佛教有精深研究，您就给拟一个吧。张先生说好，写好后叫我去取。
不几天，张先生来电话说写好了，叫我去取。我取来一看，笔走龙蛇，遒劲有力；尤其那幅送所长的，写了一满张，都是张先生从佛经中辑录而成的，不仅笔力遒劲，而内容也精密深奥，可惜我当时没有抄下来或用相机拍下来。
在日本的祝寿会上，张中行先生的这两幅字作为“贵重礼物”不仅得到受礼人的欢迎和感谢，也受到与会者的赞赏。我非常感谢张先生。
从日本回来后，为了感谢中行先生（我没有付他润笔），我决定请他吃顿饭。我请他选一个他满意的饭馆，他说就在你们社附近的马凯餐厅吧。我去人教社接他到了马凯，一进门，领班的和服务员看见他都主动打招呼：“张先生来了。”上楼后，楼上服务员也认识他主动打招呼。我很奇怪，怎么张先生常来此饭馆吃饭？点菜了，我请先生点，服务员马上主动报上张先生爱吃的几种菜名：腊肉炒笋干，红烧栗子鸡......我问：你们怎么知道张先生爱吃什么？服务员说:张先生是我们店的常客，是一个美食家。哦，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后来我退休后，和家人玩中山公园，中午到“来今雨轩”饭馆吃饭，见里边墙上挂了许多文人学者的题词和书画，其中就有中行先生的墨宝。我问服务员，他说张中行也是他们店里的常客，美食家。来今雨轩是民国初年就开办的馆子，许多文人学者常在此聚会吃饭，如鲁迅、周作人、李大钊、叶圣陶、陈寅恪等等，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有反映。张中行也继承了京派文人的爱吃习好，成为一名美食家。
在马凯餐厅吃饭时，我向张先生汇报了去日本的情况，特别讲到他写的两幅字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给我社和我本人增了光。我还讲到送给研究所长的那幅，更是受到欢迎与好评，我说您这幅字实在好，连我爱人在走前还说要留下来不去送礼呢。张先生说：“你爱人也喜欢我的字?”我说：“那当然喽。”这时我就差说一句要他一幅墨宝了。他已经替我写了两幅字送人了，我不好意思再提要他一幅字。
不想中行先生还是听懂了我话的意思。过了一阵，我又去他府上谈事，谈完后，中行先生从抽屉里取出他已写好的一幅字，对我说：“你爱人不是喜欢我的字吗？还喜欢大的，我就写了一幅大的字送你们。”我一阵惊喜，直说谢谢他，马上就展看起来。写的是从苏东坡诗词中集成的句子：“欲书花叶寄朝云，不合时宜岂可闻，线锦诗才惊百代，天涯何处一逢君。”中行先生是高看我了。回去后我将它裱了出来，挂于客厅内，真是蓬荜增辉了。
1995年下半年，我开始校点钱锺书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石语》（详情见本书《钱锺书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石语>出版前后》一文）每天上班除工作外，就常跑资料室查资料，回家也为此书忙碌，《石语》的稿子一直放在我的书包里。这期间我一次去中行先生家谈事，谈完后，他问我最近忙什么？我说了《石语》的事。他一听是钱锺书60年前和著名诗人陈石遗老人的对话记录，他很感兴趣，叫我下一次来带给他一看。我说我现在书包内就有这份稿子，于是马上拿给中行先生看。正好，这也是我向他请教的机会。中行先生仔细看了一遍，对我校点中的错误和不准确之处，他都一一作了订正。稿子中有一处讲当时北平出版的一期《大中华》杂志内的文章名的，我实在看不出当时钱先生写的什么字，帮助我校订的周振甫先生也看不出，杨绛先生也看不出，就连钱锺书自己也认不清他当时写的是什么字了。这只能到北京图书馆查一下才能解决问题。我给张先生说了这处文章篇名，还未解决。张先生琢磨了半天，说此处应是“家居”二字，还讲了原委。我听了有道理，就记下，回去打电话给周振甫先生说了，周先生也觉得有道理，说可按照张先生的看法改正。后来我到图书馆查后，是“食字居”，张先生也看错了；虽然如此，张中行先生在这本书上花的力气和对我的帮助，是我永远铭记不忘的。
还有一个小插曲：此书付印出版前，我代出版社为这本书写了一个“出版说明”，对为这本书出版出力帮助过的杨绛、周振甫、张中行、栾贵明诸位先生，“在此一并致谢！”我将这“出版说明”连同全书最后请样，送清杨绛先生审查过目，杨绛回复：“文林同志：校样已细读一过，好得很！但贱名当除去，其他没有意见。”我联系后得知，杨先生谦虚，她的名字不能在“出版说明”中和周振甫、张中行两位先生并列受谢，坚持要我删去她的名字。经我做了许多工作，杨先生才“妥协”，同意把她名字放于周、张两位先生之后。我把这一情况讲给中行先生听了，他很受感动，特地写了一信给杨绛先生致意和感谢，托我们转交给杨先生。
中行先生由此谈到他写文的原则：“忠于写作，不宜写者不写，写则以真面目对人。”先生这后一句话对我启发和教育很大，它成为我写作和做人的原则。
每在他在马甸的“都市柴门”听他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有根有据、有情有理的谈话，真是一种享受，从中可以悟出怎样作文、做人的深邃道理。就是一謦一欬，先生也俱带感情。
季羡林先生评论中行先生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说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负暄闲坐，冷眼静观大千世界，谈禅论佛，评儒论道”，说中行先生“这个境界对别人来说是颇难达到的。而在我的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季先生对中行先生的评价是公允不低的，我深以为然。
本文摘自《忆旧琐记：当年学术理论界的那些人和事》，郑文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郑文林曾任中国社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作者：郑文林
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