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自然史是从渔猎—畜牧—农耕—商业，现在的商业贸易社会的发展中，不断改变的财富、文明、道德、法律，需要的是“自然的智慧”和“国家的智慧”，亚当斯密从欧洲历史革命中分析得到了些结论，看看《国富论》是怎么分析政治与经济。（篇幅长，请耐心读完）
革命与时代
亚当·斯密出生于一七二三年，卒于一七九〇年。他生活在一个革命时代。“革命”既是在世界史意义上对时代精神的描述，也是斯密对社会结构、政治危机的体会和判断。斯密注意到，自罗马帝国衰亡以后，欧洲可谓沧海桑田。商业和自治市的兴起已经掏空了封建领主的权力，“旧制度”不再具有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社会的总体精神亦为之一变。尽管此乃社会机体在时间之河中自然生长所致，但斯密仍然将其称为“革命”。“大领主的痴愚，商人工匠的勤劳，终于把这次革命逐渐完成了，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却既不了解，亦未预见。”贸易和制造业为封建领主带来“钻石纽扣”之类的精美器具和物件，价格高昂且能为其一人享受。于是，地租为此倾囊而尽，再也不能维持众多的依附者，领主的权威因此丧失。商业和制造业兴盛起来，进而反哺农村。贸易像风一样化育了社会，逐渐瓦解了野蛮的法律和习俗，人们获得了秩序、安全和自由。这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展现的欧洲社会自然史：由野蛮而文明的历程并非人们有意为之，实属自然之功。
英国虽已经历了政体意义上的革命，砍下过国王的头颅，但政体的一朝改变并不能一劳永逸地使不列颠的自由正义确保无虞，也难以令其国祚永昌。社会层面的运动就像不断涌动的海涛，政治的航船无论具备如何精美的构造，若是不能分辨洋流的走向，不知如何识别并躲避暗礁，它也将葬身于狂澜巨浪之中。海洋虽多凶险，但有其自然法则，航海者只要认识并利用之即可乘风破浪，征服海洋。所以，主权者当颁布合于社会机理的法律，守真务本，方能令国运不坠。论及法律与帝国命运时，斯密曾言：“各帝国虽与一切其他人为的事物相同，其命运有时而尽，但它们却总图谋永远存在。所以，帝国的任何制度，被认为应与帝国本身同样永久，都不但求其便利于某些情形，而且当求其便利于一切情形。换言之，制度不应求其适合于过渡的、一时的或偶然的情形，而应求其适合于那些必然的而因此是不变的情况。”这些“必然且不变的情况”即为社会的生命原理和自然法。财富之发展、文明之化育，甚至公民德性之养成皆以此为基础。法律、制度亦应依自然之理来照管、培植社会的健康与活力，而不能凭某一私人的嫉妒心或某一特殊阶层的意志。
斯密对财富、文明、道德之原理思考得越深，对政治体命运所依存的“自然智慧”体认得越深，其危机感便越发强烈。英帝国早已身染沉疴，若不能得到及时医治，其繁荣、自由、正义都会被疾病一一吞噬。若此，革命、动乱和荒芜便是帝国最终的归宿。
斯密将不列颠和英帝国的疾患诊断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m）。重商主义并非推崇一切商业，而仅仅推崇某些特殊的商业类型，尤其是对外贸易中的远洋贸易。商人们建构起一套话语，以此俘获君主的权力与意志，对国民经济（包括商业）予以全方位的干预。依据斯密的分析，如果我们把这套话语像洋葱一样一层层剥离开来，其核心便是对财富的货币化理解。我们也会看到，紧紧包裹住这个内核的仍有两层：欧洲诸国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战争状态”，以及对海外社会的“黄金国”想象。正因为此，重商主义理论家才会将“战争”视为国家追逐金银的正当性因由。当我们如此解剖这个“洋葱”之后，其思想结构便需要重新加以组织。其思想内核其实是“战争”，是君主间彼此的嫉妒。“嫉妒”主宰了政治家对财富的理解，主宰了商业，也主宰了国家行为。商人则乘机利用这“嫉妒”，从而绑架君主与国家，来获得贸易中的独占地位和巨大利润。更重要的是，君主和商人在无意识中的“合谋”使财富偏离了生命和生活的本真原则，必然也使相应的法律、政策体系违背自然，违背社会的机理和生命原则。
“贸易的嫉妒”驱策着君主们竞相追逐金银，甚至在海外开疆拓土，打造殖民帝国。非理性的动机、对财富本质的扭曲也使庞大且繁杂的法律体系破坏了社会机体内部的自然平衡，损毁其自然健康与活力。庞大的殖民体系给不列颠带来了帝国的虚荣，但并未带来切实的利益，反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变得特别脆弱。其时美洲动乱，令母国恐惧异常，不惜点燃战火，以维持其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然而，殖民地战争又耗费巨大，政府不得不大举借债，增加赋税，从而进一步损害社会与国民经济之基础。斯密因此感慨，“帝国”只不过是一个想象，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计划。为此计划，人民徒增负担，却未获得切实利益。
“帝国想象”对国民经济、社会机体健康的破坏尚非最严重的问题。重商主义精神内在的不义才是最大最紧迫的危机。在此精神的推动下，打造帝国的目的只为造就一个“顾客之国”——母国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商品市场。母国既为此精神吞没，便也彻底沦为一“商人之国”。其政策和法律丧失了原本该有的公共性，为商人的意志和利益捕获。于是，君主的无知、愚昧，商人的贪婪、欺诈彼此纠缠，一同牺牲了其他各阶层的利益，并将帝国的重负、限制贸易所带来的税收负担转移到人民头上，带来极大的压迫与剥削。此外，法律的不义使其变得残暴、严苛，英人引以为傲的自由传统也随之倾覆。为了避免技术外流，劳动者的人身亦受到极大限制。在繁杂的重商主义法律体系中，此类不义与苛政不胜枚举。斯密对此厉声痛斥，称此类法律 “像德拉科的法律一样”，乃是“用鲜血写就”。
“鲜血”是革命的意象。重商主义法律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剥夺、压迫。有钱有势的商人与贫弱的劳动者处于对立的两端，亦处于潜在的战争状态。此弊端不除，潜在的战争状态很可能会成为现实的动乱。美洲殖民地与母国的战争之间便是最好的例证——在重商主义的逻辑下，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可等同于商人阶层与劳动者阶层的关系。英帝国与不列颠都身染沉疴，若不及时救治，它们将会被不义、暴戾，甚至战火吞噬。斯密曾言：“没有仁慈，社会尚可维持，尽管并非处于一种最为舒适的状态。不义（injustice）横行，则会将它彻底摧毁。
”英国已然在重商主义盛世中孕育了自我毁灭的种子。正因如此，斯密对经济事务的思考才会在其“立法者科学”中占据如此核心的地位。根据基欧汉（Keohane）考证，“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这一术语乃由路易十四时代的蒙克莱田创造。即便对斯密而言，政治经济学仍为一新生的学问。在西方古典学术传统中，“经济”与“政治”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经济学不过是齐家之道，致力于家财管理，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政治学则是城邦的学问，致力于实现正义、德性与自由。政治学无疑更为高贵，经济学应受其统御。亚里士多德借此道出的，实为一理论上的理想类型。在正义有序的城邦中，经济事务安于自身的位置，遵循其法则，并不会对城邦制度及存亡造成冲击。此时，经济事务自然处于相对不太重要、服从的地位。但是，倘若政治体处于危机之中，经济处于一种失序无义状态，可能撕裂城邦、国家或帝国时，经济必然成为最紧要的政治问题。如何使经济秩序重归于正义？这一问题关系政治体的存亡，同时需要自然和立法者的智慧（或国家的智慧）。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探求正义和理想政制的方式便是遵循如此逻辑。城邦因经济没有节制而患病发烧，走向不义与战争。“发烧的城邦”如何重返健康？城邦的“正义”便在对此问题的不断追问中浮现。
《国富论》虽然围绕财富、分工等经济问题展开，但其核心却是“正义”。重商主义时代无异于经济上的“战国时代”。欧洲列强对海洋和殖民地的争夺，对殖民地的奴役与屠*便是其战国特性最激烈的体现。斯密究其根由，发现世界市场上争霸的诸侯实为绑架了国家意志的商人。在国内，商人与其他阶层，尤其是劳动者亦处在一种潜在的战争状态下。斯密著述《国富论》的用心，既是为英国立法，劝勉主权者驯服资本，恢复正义， 也是为时代立法，期待欧洲走出战国时代，重塑帝国之未来。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斯密的用心，便要理解其正义理论和道德哲学。
革命与学问
斯密传记的作者约翰·雷认为，法国大革命一度阻碍了斯密学说的传播。大革命造成的恐慌使人们难以区分法兰西原则和斯密的主张。“人们认为自由贸易理论具有革命倾向”，甚至“仅仅政治经济学的名字就让人们感到恐慌”。此种观点源自对斯密学说的抽象理解：将其政治经济学简单化、教条化为绝对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则。如是，其学说的历史意识、学理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便被彻底抛弃，变得粗暴而激进。如此理解会对学问和思想带来致命的伤害：在因革命产生的恐慌中，它会因想象出来的“革命性”遭到拒斥，无法得到更深入确切的理解；在平时，此种误读则很可能促发真正的革命行为。时至今日，人们依然习惯将斯密与法国的重农学派混为一谈，却无视他对魁奈的批判。
魁奈通过“经济表”描述出在“最完全自由状态”（同时也是最繁荣的状态）下各阶层的财富分配方式，并认为任何对此状态的偏离都会损害国民经济。国家的使命便是护持这种“最完全的自由”。在魁奈的学说里，自由和正义具有非常积极且确切的面相。他描画出了一个非常具体且细致的关系图谱，政治家亦因此拥有了具体的立法指南。考虑到柯尔贝设计的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魁奈的一大用心又在批判并纠正重商主义之错误，那么重农学派对“完全自由”的追求便具有了激进的革命倾向。斯密亦认为其学说“矫枉过正”，并忽视了“自然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