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学派虽奉自然法为圭臬，却将自然的力量放置一旁，以人为的法律取而代之。它力图通过政治的力量使法国社会快速实现完全自由、正义的状态。这一做法无疑是激进且暴烈的。斯密洞见到其学说背后的危险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法国革命的到来。
就此而言，斯密与重农学派在精神气质上大为不同。斯密思想的底色是对“自然智慧”的信仰，以及对人为理性的怀疑和警惕。在其笔下，史上的君王多受偏见、“系统精神”主宰，屡屡犯下愚行，危害社会不浅。其思想因此透露出浓厚的保守色彩。斯密的正义理论道出了国家必须坚守住的底线、基本义务，却从未像重农学派那样去勾画社会理想蓝图。
依据斯密的道德哲学，正义是一种特殊的德性。斯密将其称为“消极德性”（negative virtue），因为正义不在于积极为善，而在于消极的守成，在于不做危害他人之事。一个人只要不去危害他人，即便他什么也不做，他也可以是正义的。正义又像文法法则一样确切，可以得到准确的识别、认知；因而可以在国家法律中得到清晰的呈现。对于社会秩序而言，正义是最根本的基石，缺之便会导致整个社会大厦的崩解坍塌。在斯密论及的诸多德性里，正义也是唯一需要强力加以施行的德性，一旦拂逆必遭惩戒。
斯密对正义的论述道出其国家理论的精义。国之强力旨在守卫、维持正义，使社会、个人不遭侵犯，使正义依赖的人心和情感秩序保持健康。国之义务便不外国防、司法，以及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项目。斯密所谓的正义是交互正义，体现的是社会体之间和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他对秩序的思索亦是从个人的情感机制及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出发。在此种逻辑下，单独的个体，而非整体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秩序的起点。政治秩序会因此呈现出一段生成演化的历史，在文明和社会自然史的维度上得以铺展。在本质上，斯密的政治哲学是一种法学理论：只要法律正确，文明和政治理想便是一个可期待的未来。斯密对正义、法律“消极”面向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政体”形式的重要性，也重新定义了“共和精神”的含义。
他的政治经济学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共和自由并非寓于某一种特定的政体之中，而是寓于主权者对社会机理的认知，及其对社会自然秩序的守护、照管之中；寓于正义的法律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国富论》是一部“君王宝鉴”式的作品。它力图揭示社会的内在机理和自然法则，从而激发主权者的公共精神，并在其胸中植入对自然智慧的信仰。
斯密从未像魁奈一样描摹某种合于比例原则的社会关系结构，也从未刻画某种理想的政体结构。他虽大力批判重商主义的错谬与不义，却从不认为国家应该使用强力来实现完全正义、自由的理想。《国富论》第三卷的历史叙述提醒我们，自然具有纠正愚昧和野蛮，敦风化俗的力量。他对魁奈的批评也提醒我们，神意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植入了秩序的种子。国家和立法者需要唤起自己的公共精神，免遭私利绑架以行不义。国家就像一个园丁，他只要守住社会的根基，按照自然之理来照管即可。对于文明和理想秩序的未来，他唯有等待，也可以等待。他感知到革命的危机，并呼唤自然智慧来驯服这危机。
保卫文明：革命与“国家的智慧”
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三次大革命（revolution）：马其顿军队征服希腊各共和国及波斯帝国、迦太基的没落与罗马的兴起、罗马帝国的衰亡。鉴古知今，斯密对历史上诸帝国的命运怀着极大的关切。希腊、波斯、迦太基与罗马都曾经放射出耀眼的文明光辉，他试图剖析这些共和国或帝国兴衰的因由，从而获悉文明的生命原理以及保卫文明的“国家智慧”。他为此深入到文明的血肉之中，洞悉其构成、运动及精神。
斯密关于这三大革命的分析，旨在论证常备军对文明社会（尤其是商业社会）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社会的自然史可以分为渔猎、畜牧、农耕和商业四个阶段。它们虽然有共同的人性基础，并同由劳动分工不断深入孕生而来，但是，在不同的文明阶段，它们又具有不同的社会条件、生命品格，从而需要国家予以区别对待。比如，在前三个阶段，人们能从生产方式中习得战争技艺，国家无须耗用专门费用来训练战士；人们在闲暇时段作战也不会影响生产，战争带来的损失相对较小。所以，民兵便足以满足防卫的需要。对这些社会而言，战斗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功能。
但是，在商业社会中，防卫却需要“国家的智慧”。由于制造业的进步，居民大部分为技工或制造业者，分工链条拉远了生产者与战士之间的距离。劳动者的生计全凭一己之劳动，也使人们总是行色匆匆，少有闲暇。劳动者若要为了防御从事军事训练，他就必须放弃赖以为生的工作，从而遭受损失。再加上战争技术的进步，战争耗费也随之极大增加。国家必须发放军饷，组织常备军，专门从事军事训练和作战。
文明社会的防卫亟需士兵职业专门化，使之与生产性职业彻底分开。常备军无法由社会成员出于个人考虑生成，只能借由立法者的“国家智慧”方能建立。立法者必须洞察社会的总体精神及其构成，了解每一环节的性格与影响；他必须洞晓社会条件与民情，从而制定出合于其生命原则的法律。常备军既合于商业社会的职业化原则，也致力于保护其职业分工体系。罗马君主对商业社会内在机理的忽视，拆解其常备军，终致军队腐化，令帝国蹂躏于日耳曼蛮族的铁蹄之下。
戴克里先大帝或君士坦丁大帝将屯驻边境的常备军召回内地，将大军团分化为小部队，散驻各省的都市。“军队常川驻在商业及制造业都市，兵士们自身就渐渐变成了商人、技工或制造业者。市民的性质，于是渐渐超过军士的性质而占优势。这样一来，罗马的常备军，就逐渐颓废了，成为腐败、疏忽、无训练的民兵。后来日耳曼和塞西亚民兵入侵，西罗马帝国就抵挡不住了。”商业会腐化尚武精神，败坏军队的技能与纪律，此乃工商业生产的本性使然。为了保卫文明，令其不受野蛮之侵犯，国家必须让军队从生产环节中独立出来，进行职业化的专门训练。常备军实为文明社会自我保存之需要。这一政治智慧乃是源自对社会自然机理的把握和认识。罗马帝国皇帝犯下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们轻视了游牧部落的战斗力，及其特有的危险性。他们对社会机理和民情的忽视使之无法认识自我和敌人。君主一己之偏见、愚昧葬送了帝国，也伤害了文明。
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理解《国富论》的枢轴之一。在这三大革命里，它在时间上是离斯密最近的一次，对其时代有直接影响。《国富论》第三卷亦将其当成关键节点，叙述了欧洲在这次“巨大革命”（so great a revolution）后，历经“几世纪的混乱”，恢复秩序和文明的曲折历程。这段历史叙述展示自然的智慧与功业：文明突破野蛮的习俗和压迫性的法律顽强成长，这许多个世纪的漫长轨迹正是追踪社会自然机理的线索。所以，斯密借以行其“君王之鉴”。帝国衰亡之因由足以劝勉君主（政治家或立法者）重视民情及社会自身的生命原则；帝国衰亡后的欧洲复兴史则为此生命机理、自然智慧提供一个历史图谱。
关于君主（政治家或立法者）与自然的关系，斯密曾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在社会的巨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其自身的移动原则，完全不同于立法者可能选择强迫他接受的那个原则。如果两个原则的移动方向碰巧一致，人类社会这个大棋局（the game of human society）将会和谐顺畅，并很可能是一盘快乐成功的棋；但是，如果它们相反或是不同，棋局就会变得凄惨，社会也将陷入最大程度的无序。”智慧的君主知晓棋理，知道如何顺应棋子自身的行动原则，将棋局引向成功。盲目、愚昧的君主才会拂逆自然之道，使社会陷入无序，令文明为革命摧毁。
斯密所有的历史论述都有其道德教化意义。他致力于阐述文明、社会的自然之理，致力于劝说对自然智慧的信仰，致力于教授“立法者的科学”。“国家智慧”的基础是对自然智慧的认知，不洞悉自然便不懂得如何保卫文明。
在危机的时代，斯密呼唤一个像梭伦一般的立法者，他既知道如何坚守正义，又知道如何照管社会，从而避免像大革命中的法国一样，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他无法建立正确的体制时，他将不会以改良错误的体制为耻，反而会像梭伦那样，当他无法建立最好的法律体系时，他将致力于建立他的国人所能容纳的最好的法律体系。
斯密的学说既有自然法理学较为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史学现实主义的一面。我们要理解他的思想，既要进入其义理结构，窥其思想全貌；又要进入他的时代，理解其历史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文明的忧思。如此，我们便可感受到，学问并不是故去的僵硬教条，而是有生命、有温度、有力量的活泼泼的精神。这种精神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