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被解救出来的囚徒而言，看到外面的阳光真不知道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他在一个黑暗（象征虚幻、不真实）的环境里呆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错误地认为那些虚幻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而对外面的阳光（象征着真理）不适应，感到刺眼。在这里，柏拉图用洞穴里的囚徒来比喻群众，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刺眼的，只能永远生活在无知的洞穴里！而只有仰望天空中不变的理念的哲学家们才能够接近真理。
通过洞穴比喻，柏拉图想传达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信息：我们所面对的只是现象，本质则是现象之外。如果要认识本质，必须“转向”——不是身体的转向，而是“灵魂的转向”，柏拉图的意思：我们不可能从现象中认识本质，要想认识本质（理念），必需灵魂的转向：从现象转向理念。因为在柏拉图看来，现象就是现象，现象不可能是本质的“载体”，纯洁的理念无论如何不可能存在于现象之中。
因此，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试图告诉我们的是：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到的只是现象，事实的真相在另一个世界；②要想认识事实的真相，必需灵魂的转向——从现象转向理念；③现象是感觉经验的对象，理念则是思想的对象。这些就构成了西方哲学很长时间的基本观念。怀特海不无夸张地说，2000多年的西方哲学史，不过是给柏拉图做注脚。当然，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在20世纪西方哲学那里受到激烈的挑战，因为它代表的是传统哲学理性主义、本质主义的思路。其中海德格尔对柏拉图洞穴的分析很有意思。
海德格尔在《柏拉图的真理学说》一文中全篇都在分析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柏拉图认为：现象＝假象；本质＝真相，在现象的背后！海德格尔则要把柏拉图颠倒了的世界再颠倒过来，不过不是简单地颠倒。他认为：我们原本就生活在黑暗之中，为了寻找家园，我们点亮了蜡烛，追逐光明，但越来越执著于光明，忘了我们的家在黑暗之中。结果，我们在光明中迷失了自己，最终导致的是“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科技文明。而海德格尔试图再来一次“转向”，他曾经引用老子的话：“知其白，守其黑”，而他的解释是：“有死的人应该将自身淹没在黑暗的源泉之中，以便在白天能够看星星。”白天看星星。那是我们的家。
8.波普尔：如果我们过于爽快地承认失败,就可能使自己发觉不了我们非常接近于正确
波普尔是20世纪著名的科技哲学家。他最著名的理论，在于对经典的观测——归纳法的批判，提出从实验中证伪的评判标准：区别“科学的”与“非科学的”。在政治上，他拥护民主和自由主义，并提出一系列社会批判法则，为“开放社会”奠定理论根基。
和休谟一样，波普尔对归纳法发出了质疑。休谟曾提出，我们见到太阳每天都会升起，但并不能确定太阳明天也会照样升起。假想并不能通过先例而在理性上得到证明。而波普尔的看法，则与他的“可错性”原则相结合。他说，既然无法证明太阳明天会升起来，那么我们只能假设一条理论，认为太阳会升起。如果太阳第二天没有升起，那么这条理论就是错误的。然而，直到太阳不升起的那一天之前，这条理论仍不能被证伪（证明是假的）。波普尔由此推出科学理论的划分标准：若某理论可被证伪，这理论即是科学的。
因此，只需要一只黑天鹅就足以推翻“凡天鹅都是白的”这一结论。新的科学结论取代了旧结论之后，能够解释更多的现象。于是，波普尔从归纳法的不可靠性，得出了科学的可贵性：科学知识不等于真理，科学知识只是猜想。科学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被证伪，科学正是因为能够被不断证伪而不断发展。反之，那些不着边际的形而上学空话和伪科学，尽管可能永远也无法驳倒，却也永远没有任何用处。惟有科学能够通过不断证伪而步步逼近真理，而科学家真正的使命也就在于努力去证伪自己的理论，而不是设法最终证实它，因为真理只能不断逼近，而不能最终达到。
“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可贵”，这是德国启蒙思想家、文艺理论家莱辛的一句哲学名言。爱因斯坦非常喜欢这句话，并奉为座右铭。
仔细揣摩，这句话何尝不是在说人生如旅，人在旅途中，有盼有喜有惧有悲、有恨有爱有厌有思方为充实之行，而标的本身却只是一个观念终极而已？正如普朗克所说：“科学研究往往符合这样一个真理，目标高远一些，甚至往往难以达到。但研究过程中却能成功衍生出众多意想不到的真理。”不错，目的地虽然重要，但寻找的过程更加迷人。倾心于过程，倾心于不被未来的命运所烦恼的寻找过程，人生的意义才会更加完满。
记住，不被占有欲所主宰，寻找才是自由的。世界的末日属于惴惴地等待着末日的心灵。请你不要等待，永远像昨天一样，只管坦然地寻找着，我相信世界总在进步，人类总是一天比一天离兽类更远。你决不能让命运拖着走，更不能当命运的奴仆。
9.孔德：知识是为了预见，预见是为了权力
奥古斯特—孔德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的创始人，实证主义哲学家。他批判神学和形而上学，强调知识产生于感官体验，来源于对周围世界的观察。他认为，人所知的只是经验现象，或事实之间的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科学就是要寻求这些关系，用最简化的方式把它们表示出来，从而产生各种规律。
孔德认为，人类的精神发展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神学—虚构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追求事物存在和运动的终极原因，并把这些原因归结为超自然的主体；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抽象阶段，在这一阶段，神学世界观被形而上学世界观取代，人们以抽象的“实体”概念来解释各种具体现象；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认识到人类精神的局限性和有限性，不再追求玄学的思维方式，立足于发现现象的实际关系和规律。
人类历史经历了从迷信或玄学到科学的过程，到了第三阶段社会由科学家管理时，人们进入了现实的阶段。科学本身是关于描述、推论和控制的：科学家从观察到的一些事件着手，通过描述，精确地推断出自然规律的规则，一旦那些规则被掌握，便可以反过来推测这些事件。最后，当目标为描述和推断所操纵时，科学规则便对自然的可能性做出了控制。所以，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把可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参考实体，而对那些无法观察到的事件避免做出为什么发生的解释。
孔德的话应该这样来表述：掌握知识是为了预测，预测是为了控制，控制的能力继而就会转化为一种权力——一种控制规律、预测未来的权力。
知识的主要功能是掌握规律。如果不能掌握规律，也就谈不上预测和控制。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体育活动。一个不懂得比赛规则的人，注定是必败无疑的。除非他熟悉和适应了这些规则，才有获胜的可能性。在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个不懂得生活规则的人，注定是要碰钉子的。正是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再到孔德“知识就是权力”的影响下，西方对知识的迷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是，正当科学技术大行其道的时候，它也越来越背离了我们的初衷，走向我们目的的反面。西方箴言说：“越接近真理，我们越自由。”但我们现在却越来越处于知识的压迫之下了。以至于尼采发出了这样的疑惑：“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以至于把我们置于它的绝对控制之下？”
现代的我们，看起来活得非常自由，其实越来越不自由。举个简单的例子，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我们每天不知道要记住多少密码，银行卡的密码，信用卡的密码，电子邮箱的密码，各类账号的密码……如果有一天，我们忘记了其中的一个，我们的生活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你再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天出去，忘了带手机、手提电脑，结果又会意味着什么？知识为我们提供了便利，但反过来又成了控制我们的桎梏。“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到没有知识的时代了。
知识现在越来越不受我们控制了，它反而因其权威性开始控制我们，终于成为了一种权力。
10.毕达哥拉斯：和谐就是一切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非常重视数学，认为数是世界的本源，企图用数解释一切。据说“数学”一词就是他发明的，也是他把数的概念提到突出地位。他从五个苹果、五个手指等事物中抽象出了五这个数。在今天看来这是件平常的事，但在当时的哲学和实用数学界，这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实用数学方面，它使得算术成为可能。在哲学方面，这个发现促使人们相信数是构成实物世界的基础。
毕达哥拉斯用演绎法证明了直角三角形斜边平方等于两直角边平方之和，即毕达哥拉斯定理。他对数论作了许多研究，将自然数区分为奇数、偶数、素数、完全数、平方数、三角数和五角数等。在毕达哥拉斯派看来，数为宇宙提供了一个概念模型，数量和形状决定一切自然物体的形式。数不但有量的多寡，而且也具有几何形状，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把数理解为自然物体的形式和形象，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因为，有了数，才有几何学上的点，有了点才有线面和立体，有了立体才有火、气、水、土这四种元素，从而构成万物，所以数在物之先。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
毕达哥拉斯是哲学家和数学家，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哲学家，而不是数学家，更不是科学家，尽管他的学说对后来的数学和科学技术的产生及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对他来说，研究数的和谐并非为了发现数学方面的定理或者公理，而是探究世界数的和谐构造，用数的和谐来证明宇宙的和谐，从而为其“数学的本源就是万物的本源”这一论断提供更多的证据和支持。再者，数学研究在他那里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解决衣、食、住、行的手段，而是探索“宇宙的本源”这一超感官对象的有效途径。
据说，为了庆祝勾股定理的发现，毕达哥拉斯教派曾举行过一次“百牛大祭”。然而我们却很难设想，在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的古代社会里，这一定理的发现能够在一代人的手中创造出一百头牛的价值。可见，对现实生活最有功利价值的科学，起初并不产生于功利欲求本身；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之所以要进行“百牛大祭”，只是由于他们坚信，通过勾股定理的发现，自己已经与神明更接近了一步。
没有毕达哥拉斯的公式，就没有数学，可想而知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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