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儒道佛三家共同追求的最高境界。
这个“天”不论是儒家所指的“道德”或“义理”，还是老庄哲学中的“道”或“自然”，都与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迥然相异。
先秦时期，老子就提出了“象”和“大象”的概念，勾勒出“道”与“象”相依相涉的表现形态，并表述了“道”中有“物”和“象”，“象”乃“意想者”之“象”，实属“意象”的观点。
而“大象”既指“道”的形象，又指“道”的精神本体。
“道”就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感性显现，是对宇宙人生的宏观观照和认识的最高境界。
庄子对老子“大象”说的拓展，一言以蔽之即由“象”而“境”。
庄子尤其关注如何体道，如何经过“心斋”、“坐忘”，观道、悟道，求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如此，庄子就突出了观道、体道的过程与心态，突出了体道时人们的内心体验，突出了体道的人生价值。
而且，在“意”与“象”的结合体中，庄子主张目的和手段的分离，他更看重目的，因此重“意”而轻“象”。
他提出的“得意而忘言”意指对于“意象”来说，“言”虽是表“意”的重要手段，但最终目的始终在于“得意”和对意的表达。
先秦时代的《易传·系辞》就有“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之说。
这里的“象”特指卦象，即《易经》中的八卦及其重合而来的六十四卦。
卦象不仅反映自然物象与人文事象的相类相感，而且折射天意对人世的深切关怀，因而占卜者就可以适度发挥主观能动性。
另外，这里的“意象”一词是一个玄学概念，卦象虽不是艺术形象，但《易》象中的“象”概念不仅具有审美意识，同时兼有感性特质，这就接近文艺创作的艺术形象。
就文化含义而言，《易》“象”和艺术意象一样，都是通过“象”来反应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其相通和相似之处显而易见。
汉代学者解经释*的比兴标志着意象概念的萌生。
一般来说，西方文艺更重事实，中国文艺则更重夹杂情感价值判断的事象。
“比兴”二法，“比”为比物引类，“兴”为托物起情，都直接关乎“意象”。
“兴”更以“意象”为情感象征，为作品提供某种情绪氛围，取得了抒情用象的更大灵活性。
“兴”就其实质而论，更能突出中国诗乐意象“感物动情”、“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