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明宣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农历六月，有一天，在文华殿御道之上，皇帝朱瞻基屏退左右侍从，独自召见大学士杨士奇，谕示道：
“杨荣家里蓄养的马匹非常多。这个事情，朕最初是从张瑛那里听说的，当时还不相信。现经查证，发现杨荣家里的确蓄养马匹；这些马匹，全是从驻防边地的将帅那里得来的。杨荣与边将交往串通十分密切，如此情势，他怎么可以在亲近密接朕的地方担任要职？”
杨士奇应答道：
“杨荣与诸位边将交往，大约是因为永乐年间他曾扈从北征，太宗皇帝（即朱棣，初谥太宗）命令他掌管兵马的数目，因此，他才与边将熟稔。现在内阁诸位大臣之中，清楚边将是强是弱、有才无才，清楚边境的远近险易，清楚边地民众的顺逆邪正……唯有杨荣一人。杨荣对这些知之甚详，臣等全都不如他。现在正是朝廷用人的时候，不可将杨荣立刻改做他用，让他去担任别的职务。况且，杨荣虽身处机要之地，但是，凡制敕之中赏罚裁决、褒扬贬斥之事，全都要秉承皇上的旨意；一切事体，又有臣等共同论议，才可行事，杨荣岂能独自专断？而且，臣与杨荣共事很多年，臣也曾看过杨荣厩中之马，三五匹的确是有的，再多的话，也蓄养不了，因为草料就不好置办啊！”
朱瞻基道是：
“您不知道，杨荣家里马匹一多，他就会立即在市场卖掉，相关情况，朕知道得十分详细。他多次上奏，请求恢复永乐以来调卫军官的职务，关于此事，朕曾询问过兵部，兵部回复说是，军官有罪，才会调卫，这是洪武时期就已确定的旧制，没有恢复的道理。因为此事，朕就已经很是怀疑他了。”
杨士奇答道：
“皇上所说的事情，也没有明确的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杨荣有什么不良的意图，他还有其他长处可以任用，希望皇上姑且宽容他吧！”
朱瞻基说是：
“朕即位初期，如果仅仅相信杨荣的言辞而不听蹇义、夏原吉的建议，那么，士奇就不会长久在此了。现在，士奇竟要全力帮助杨荣吗？”
杨士奇应答道：
“陛下曲意包容臣，乃是天地之大恩。臣今日也希望陛下继续推行天地之大量，包容杨荣，让他改正错误、报效朝廷，这也是陛下今日应当行使的大道。”
这时，朱瞻基的怒气才消去。
不过，自此之后，朱瞻基就不再一心信用杨荣了。
古人有云：伴君如伴虎。这话，倒不是说帝王们天生就有老虎的秉性，而是说手中掌握实际权力的帝王，就如同老虎一般，他们可以随心随时对身边的人进行*伐。
其实，帝王也只是人，他们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帝王的威势、光环等，全是因为他们可以自由运用至上权力而产生的效果。
故而，问题的症结，不是哪个人本身有多么厉害、多么凶恶，而是至上权力实际掌握在谁的手中。
既然权力是核心之心，那么，维护权力便成了重中之重。这一点，特别体现在对至上权力的维护上。
面对至上权力，不要说夺取是死罪，即便是觊觎，也难以活命。
只要是对至上权力可能产生一丁点的威胁、让拥有至上权力者有一丁点的猜疑，那么，任何个人、任何组织等，一定会被清除、一定要被瓦解。
在向杨士奇谕示杨荣一事时，朱瞻基的处理是十分审慎的。
朱瞻基的第一个动作，是屏退左右侍从。这说明，朱瞻基要说的，事关机密，就连左右侍从都不可以听闻；同时，这也说明，涉及其中的人物，分量很重。
既然说到人物，那就简单说一说这次君臣对谈中所有人物的情况。
朱瞻基就不用说了，他是当时的大明皇帝。
杨士奇其时在内阁排名首位。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开始，他在内阁之中居首，一直到明英宗（朱祁镇）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他因病去逝。
杨荣其时在内阁排名第二。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他就是内阁辅臣；从明成祖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开始，他在内阁之中排名第一位，直至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朱棣崩逝后他被杨士奇取代，此后，除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短暂在内阁位列黄淮之后外，一直到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他都是大明内阁排位第二的人物。
最早向朱瞻基上告杨荣“蓄马”一事的张瑛，是朱瞻基即位后于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新晋的内阁大臣。当日，张瑛之所以能够进入内阁，是因为他是朱瞻基做太子时的东宫僚属。朱瞻基掌权，感念昔日的恩情，将东宫僚属陈山、张瑛延揽进内阁。当然，这样做，除了昔日恩情之外，安排自己熟悉亲近的人在身边，大约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初入内阁，张瑛排在最后一名，即第六位，其后，他在内阁中排位都在末两位，要么第六位、要么第五位，至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农历十月，他被改任为南京礼部尚书，退出内阁。
关于张瑛其人，杨士奇说他行事与陈山相像。
那么，陈山为人如何呢？
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农历十月，有一天罢朝之后，杨士奇在左顺门陪侍朱瞻基。朱瞻基远远看见大学士陈山，说是：
“您说说看，陈山为人如何？”
杨士奇答道：
“君父有所询问，臣子不敢不竭尽忠诚回答。陈山虽然侍从陛下时日不短，但是，他这个人学问浅薄、贪心多欲又不识大体，不是君子人等。”
在杨士奇眼中，张瑛与陈山是一类人。
这些人物，虽然数量很少，但是，他们都身处当时权力结构的顶层，所以，这里面的信息量、复杂性还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
杨荣于永乐后期在内阁中排位第一多年。朱棣崩逝后，杨荣从内阁首位退居次位。这是权力执掌者更替之后的正常调整、正常现象。由首位而次位，可见杨荣的分量、也可见朝廷对他的倚重。
关于杨荣“蓄马”一事，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待：
第一，须知，马匹是当时的军事要物、是挑起纷争、发动战事的依恃之资，是极易引发猜疑的禁忌之物。
第二，须知，朝臣与边将结交，是朝廷严防之事，是重臣的大忌。
第三，杨荣于永乐后期多年在内阁居首，朝廷之上，必然有其巨大的影响力和深厚的关系网，这肯定是新帝所不放心的。
第四，张瑛之所以要向朱瞻基报告杨荣“蓄马”一事，或许，这是张瑛听到了风声；或许，这是张瑛安排人刻意打探；或许，张瑛是出于卫护新帝、维护朝廷的公心；或许，张瑛是想要将此作为他在内阁爬升的手段。
第五，朱瞻基道是，听张瑛有此一说，他原不相信。既然不相信，就不该有后续的事端。不过，后续他却派人进行查证。这说明，朱瞻基对杨荣是真的不放心。而且，朱瞻基的查证，并不是简单行事，而是严肃认真。他不但查知杨荣家里“蓄马”，而且查到这些马匹是杨荣通过结交边将得来的；他还知道，杨荣通过不断卖马的方式处理多余的马匹。到后来，话说多了，朱瞻基自露破绽，他说是，很早之前，杨荣曾多次上奏，请求恢复永乐以来调卫军官的职务，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对杨荣产生了怀疑。这样看来，皇帝对这位大臣的猜忌，已非一朝一夕之间了。
第六，朱瞻基不但猜忌杨荣，说话之间，他还有挑拨大臣关系之嫌。朱瞻基道是，如果当初听了杨荣的话，杨士奇就不可能在内阁之中任职这么久。朱瞻基的意思是，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揭过杨士奇的短、说过杨士奇的坏话、或对杨士奇在内阁任职进行过阻拦。朱瞻基这样做，既挑拨了大臣之间的关系，又拉近了自己与杨士奇的距离。
第七，杨士奇的言行，自始至终，坚持如一、很得大体、特显气度。
（一）杨士奇说，杨荣并没有结交边将，他的确认识一些边将，而这种认识，是事出有因的，并非刻意勾连。
（二）杨士奇说是，认识边将，不但不是杨荣的缺点，还是他在内阁任职的优势：因为内阁之中，只有杨荣了解边地民情、军情、将帅，所以，可以借此来合理准确地处理相关事务。
（三）内阁的事情，既要尊重上意、也要大臣共同论议，所以，杨荣在内阁之中无法专断。
（四）杨士奇说是，自己与杨荣共事多年；自己也曾看过杨荣家的马厩；马厩里面的确有马，也就三五匹而已；马多了，既养不下，也没那么多草料。这里，杨士奇的意思很清楚：共事多年，自己清楚杨荣的为人，这可算是隐晦担保；自己看过马厩，就是说，杨荣的马厩，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存在；杨荣的确养了马，不过三五匹而已，暗意是构不成威胁；马要吃喝，数量多了，杨荣也无处置办草料，在说这一点时，杨士奇大约是为了强调杨荣养马，只是平常，根本形不成规模、构不成祸患。但是，杨士奇没有想到的是，朱瞻基已经详细查证过此事，朱瞻基清楚，杨荣虽然没有大量“蓄马”，但是，他一直在卖马，卖的是边将送来的马，这些马，肯定也是国家的军事物资。
（五）在朱瞻基说出自己早起疑心之后，杨士奇抓住重点，说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明显的证据和事实可以证明杨荣有什么不良企图；杨士奇的意思大约就是：即使杨荣有错，也只是贪财好货的小疵而已，不伤大局，他还有很多长处可为朝廷所用。
（六）最后，朱瞻基似乎希望通过挑拨关系让杨士奇站在杨荣的对立面，但是，杨荣还是智高一筹，他说是：既然杨荣在说臣的短处时，皇上能够容得下臣，那么，现在杨荣有小过失，皇上也应该像对臣宽宏大量一样，对杨荣宽大包容。话说到这里，皇帝自然很是受用、他也没有理由不展现自己的宽宏。
第八，此事之后，杨荣虽然还在内阁，但是，他已然失去了朱瞻基的信任。
一场君臣谈话，后面竟有如此的波浪翻滚，如果没有点气度、智慧，没有点心机、手段，那么，在权力核心圈子中，似乎就没那么容易地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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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资料：
1．明·杨士奇《三朝圣谕录》
（本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