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英国《经济学人》2月20日文章，原题：管理一所顶尖大学是美国最难的工作吗？ 要想成为美国顶尖高校校长，你不能没有完美无瑕的学术记录：2023年7月，因一篇报告引发的学术不端风波，时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神经学家马克·泰西耶-拉维涅引咎辞职。同时，在美国的文化舆论之争中你需要是一名能言会道的“外交官”：因涉嫌“纵容校园反犹太主义”，时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的利兹·马吉尔在去年12月的一场听证会上受到了议员的强烈谴责，并于几日后申请辞职。而由于在上述两个方面接连失守，前哈佛大学校长克劳丁·盖伊的任期只有短短的6个月。因反犹太问题立场备受争议的她，还被爆学术剽窃，最终于1月2日主动宣布辞职。
其实，美国大学的校长变动十分常见。美国教育委员会数据显示，2022年度美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6年，每年有数百个校长级人事变动。而美国顶尖高校的岗位空缺更是令人震惊。随着今年夏天耶鲁大学校长的11年任期即将结束，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校长的相继辞任，将有6所世界级顶尖高校的校长宝座虚位以待。这些学校既要培养全球最有智慧的精英（潜在的诺奖获得者），也要呵护温室里的花朵（美国权贵娇生惯养的后代）。
在美国私立大学，寻找校长的职责落在董事会的头上。这些董事会同巨头企业一样，由许多商业精英组成，而师生委员会则负责辅助工作。在校长聘用过程中他们常常会咨询专业的猎头公司。竞争很激烈，但候选人往往只是以往的科系主任或名气较小的学校的校长。这种“不景气”的情形并非董事会担忧前景的唯一原因。美国高校一直处于社会多元化和言论自由议题的舆论战场中心，其面临的危机更是将校长的一举一动放在公众视野的显微镜下。高处不胜寒，美国校长岗位的困境由来已久。
美国大学校长的工作是使形形色色的利益相关方满意，但这种平衡正越来越难以达成。本该由学校教导的学生会“攻击”学校，资方的话语权也在提升。那些对马吉尔和盖伊在校园反犹太主义问题上做法不满的资方，都在她们的下台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作为哈佛文理研究生院冠名资方的对冲基金巨头肯·格里芬近期宣布停止捐赠。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曾指出，随着非盈利组织财富的积累，权力会从资方（捐赠者）流向工人（教师）。尽管这很好地解释了20世纪高校资方权力的一度减退，但美国高校背后的金主如今显然正在重新确立其影响力。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紧张的局势将持续下去。
重新界定校长的职权不失为一种方法，比如限制其发表政治言论，或强化其对学术品德和言论自由的责任。然而，相比于体制改革，董事会可能更倾向于通过任命新校长解决问题。尽管困难重重，这个金饭碗绝不会缺少求职者，而他们安抚资方的能力和政治手腕必然是考察的重点。同样，求职者的学术记录也会受到更全面的审查。但董事会是否会将目光投向象牙塔外呢？
比如，有些人认为聘用商人可能是个不错的主意，尤其能解决困扰许多高校的“行政部门臃肿”问题。毕竟如今，美国大型高校的运营成本丝毫不亚于500强企业。但显然，美国企业家在文化战场的手段也并不会高明太多。再或者，政治家们也许能同金主和记者们谈笑风生，但面对其他党派的支持者时却只能成为活靶子。这两种情况下，新校长都很难赢得教职工的支持和尊重。
事实上，问题的症结并非在于校长候选人的背景，而是席卷全美高校的身份认同危机。身处教书育人和社会正义两股力量的撕扯之中，任哪位能工巧匠都会觉得棘手。这也给很多组织敲响了警钟：不论是探索知识还是追逐利益，一个组织一旦目标不明确，就注定要面临危机。哪怕再聪明的船长，也无法掌舵一艘没有方向的船。（华泽勋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