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而世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
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势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才，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呜呼！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解读：
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当实力无法和对手抗衡时，与之硬拼，虽然壮烈，却只是做无谓的牺牲，是以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为最大限度保全实力和自我，必须要韬光养晦，忍而不发。此时之忍，不是怯懦，而是一种策略。苏轼说，“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是因为他们有更远大的目标，而不是逞匹夫之勇，拔剑而起，像泼皮牛二一样。
张良受书于圯上之老人，确实很蹊跷。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此事发生在张良刺*秦始皇逃亡到下邳之后。某次信步圯桥之上，一穿得破破烂烂的老人故意把鞋子丢到桥下，让张良帮他捡起来。张良大怒，准备揍老人一顿，但还是忍了下来，帮老人把鞋捡了起来而且帮他穿上。老人说小子还可教之啊，这样吧，你五天之后到这桥上来，却没有说明什么原因。张良虽觉奇怪，但还是答应前往。五天后，张良到时，老人已经在桥上等候已久，因而发怒说，你和长者相约居然后到，怎么一点不懂礼貌？告诉张良五天后再来，然后扬长而去。五天后，张良半夜就赶到桥上，老人来之见后大喜，遂给张良一卷书，是为《太公兵法》。张良认真研读，从而成就功业，为“汉初三杰”之。
此事之奇怪处在于，第一、圯上老人与张良并不认识，为何要授予兵书给他？第二、既然授书，为什么要反复测试？第三、授书之后，圯上老人再也不见，他是谁？从哪儿来，后来到哪儿去了？第四、《太公兵法》固然是好书，然而，单以一兵书而成大功，也太过离奇。苏轼认为，圯上老人应该是当时归隐君子，而不是传说中的神仙人物。我也认为，圯上老人虽不认识张良，但张良的名声应该早已传播天下，圯上老人或者也是韩国的后裔，希望假张良之手而灭暴秦。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时，其武力军功以及个人威望，都达到了历史的顶点。而秦始皇也是一个残暴之人，无罪而被灭族的人数不胜数。在当时，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尚不可能动秦始皇分毫，何况张良试图以侥幸成功的方式，机会更是渺茫。张良所以不死，有很大原因是运气成分，几乎是间不容发。苏轼认为，圯上老人之所以反复刁难张良，是为了磨炼他的锐气，不要只是逞匹夫之勇，而要学会开动脑筋，运用智慧，要学会隐忍，然后方能成就大事。
苏轼以郑伯肉袒牵羊迎楚庄王以及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指出“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者，是匹夫之刚也。”老子说，“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张良刚有余而智不足，才有余而量不足，孔子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以圯上老人“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正是因为圯上老人与张良仓促相遇，却让他为奴仆之事，磨炼了他的意志品质，才能够在以后遇上大事时不惊不怖不畏，“此固秦皇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苏洵在《心术》一文指出：“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父子二人，观点相似。
苏轼认为，刘邦之所以取得胜利，项羽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于能忍与不能忍。刘邦老婆被项羽抓走，忍了；项羽威胁要烹*其父，刘邦也忍了；韩信以假齐王相逼，刘邦也忍了。刘邦的隐忍，成就了他的帝业，而项羽不忍而轻用其兵，不忍垓下之战失败见江东父老而自*，是以失败。苏轼认为，这都是张良的功劳，特别是韩信以假齐王相逼之时，是张良及时踩了刘邦一脚，韩信才得以封齐王，而有十面埋伏之战，一举而定天下。
在刘邦打天下过程中，张良确实立下了不世功勋，而且二人都确实非常能够忍以待时，而不盲目出动。然而，苏轼将刘邦的成功，以及张良的功业都归之于隐忍，亦有失偏颇。刘邦的豁达，张良的适度，韩信的军事，萧何的调度，以及项羽的失策，共同促成了西汉的诞生，是一个管理系统，是比较优势，而不是某一方面的所能够决定的。司马迁认为张良魁梧奇伟，及看到其画像时，才发现其状貌如妇人女子，苏轼认为司马迁“不称其志气”，也不够准确，因为司马迁后面引用孔子的话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张良也是如此啊，说明司马迁并没因张良的长相而不称其志气，反而是进行了自责反思。相反，苏轼说“此其所以为子房欤”，却是堕入了以貌取人的陷阱，谁说隐忍之人一定要长得柔弱？
苏轼本文，当是其早期作品，充满青春的锐气，纵横汪洋，纯粹以气势取胜。虽然在议论及结论中微有瑕疵，却也是年轻的标志，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读之，更是心潮起伏，抚案再三。只是今日再读，多了一分理性，而少了一些年少轻狂，是好，或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