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欧阳花得知记者的调查后,故意打扮后主动约古国歌喝咖啡;还大晚上浑身湿透地跑去古国歌家要求借地方洗澡,她种种奇怪的举动,显然不是一个“怕报道泄露隐私”能说通的。
那答案只有一个:她不是担心人家知道她遇到的案子,而是担心调查后把她的另一面揭露出来。
欧阳花的形象,象征的就是和杨胜利截然不同的新时代部分人的价值观。
以杨胜利为代表的旧道德,在某个时间里突然坍塌了,这种坍塌反映在杨红旗身上,是一种近乎念经似的“做好事就该被表扬”,却不知道为何要做好事。
而在欧阳花的身上,则衍生出了另一种“实用”的道德观念:过得体面,有钱,比做好事更值得尊敬,只要表面上靓丽光鲜,私底下你怎么折腾都行,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国各地都流传着许多“能人”、“闻人”的传说,这些人大多干着半黑不白的生意,共同特点是能不择手段地搞钱,能跟黑白两道的人搞关系。
他们有把工人当奴隶一样使唤的黑煤窑老板,有能带着全村一起造假货的小店主,有能承包公立医院把以前的伙伴变成自己手下打工仔的某地“医疗代表”。跟这些人一比,今天的996、山寨产品都显得那么良心。
有些产业崩塌比较彻底的地方,甚至干脆直接吹起了黑老大,什么哈尔滨的乔四,沈阳的刘涌,开一百辆豪车接自己出狱的天津刘凤学。
另一些在电梯里做俯卧撑,却以为是自己能力的大佬,则藏起了并不体面的发家史,在假谦虚真吹牛逼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扎心的是,按照电影里的展现,新时代这样的人是多数,从几个配角就可见一斑。
比如村干部一听说古国歌到来,他就以为是宣传自己村“致富改造”的,赶紧穿上西装,开着崭新的车在村口接人,拉着记者大吃一顿,时刻不忘宣传自己这里家家户户盖上了新楼。
结果一听说古国歌是来找杨胜利的,村干部就显得兴致不高了,还专门提到:“我们这儿其他人都致富了,就杨胜利一家还比较困难”,语气中带着几分嫌弃和厌恶。
在杨胜利的葬礼上,村干部诡秘的一笑,也是一个极有寓意的镜头。
当古国歌问他为什么要笑,干部先是不承认,在再三追问下,他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老杨走了,以后没有痛苦了,我们也不用担心和牵挂他了。
这段言不由衷的话,第一层意思,是村民不需要再看到他们不喜欢杨胜利,这是肉体和个体意义上的“杨胜利”死亡了。
而如果我们把村干部同样看作新时代的某种价值观的象征,那这段话就有了第二层意思:
古国歌问村干部“是不是党员”时,他爽快地说“是”。
说明这些干部都和杨胜利有一样的身份,都源于同一个体制,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承认杨胜利和“杨胜利”背后的某种理想。
但到了新的时代,这种理想变得和时代格格不入,成了希望融入新时代的村干部们的枷锁和负担。
当负担彻底消失,他们或许嘴上会缅怀几句,送几个花圈,但他们潜意识的反应肯定是高兴的,因为继续跟着杨胜利,的确不太轻松。
还有古国歌的主编,他在两个时代都走在前沿。
杨胜利掏出的旧报纸上,满是那个年代的革命标语,这张报纸不仅见证了杨胜利当年的辉煌,也让拍下这张头版头图的主编走进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