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源于程碧波公众号
地图网址：https://www.davidrumsey.com/blog/2017/11/26/largest-early-world-map-monte-s-10-ft-planisphere-of-1587）
为什么后来这些科技成就被毁于一旦呢？由于，明代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全球贸易，切断了国内资本势力的海外利益来源，于是他们开始内外勾结，密谋瓦解大明王朝的强大实力（据孟席斯的考证15世纪初就有中国使者至意大利交流并赠送世界地图）。第一步，他们阴谋策动边患，鼓动朝廷举兵剿灭，然后暗递情报，陷大明精锐于覆巢之下。第二步，他们以边患及财力过度消耗为由，鼓动朝廷全面禁海，烧毁战舰，拆除船厂，隐匿或出卖航海技术。第三步，他们暗中伙同四处乱窜的西方海上势力，做起了发家致富的走私勾当（亚当斯密《富国论》一书说：“抢劫可以致富，国王的四项任务之一就是抢劫”），待其羽翼丰满后，为洗脱原罪，又用资本的力量穿透了中央的权力机构；可见官商勾结的危害有多么的巨大。
在内外邪恶势力的双重侵蚀下，中国大量的国家机密和先进技术外泄（妖精们得到了更多的法宝），明王朝的机体也日渐衰弱。此时，从雷锋塔下窜出的妖猴越来越多，越来越显露了吃人的本性；在偿到了犯罪的甜头之后，它们的野蛮*进一步激发，“东征”及瓜分中国及世界财富的邪念油然而生。于是，化过浓妆的传教士们开始带着“责任”，不远万里，踏纷而来，在中华大地粉墨登场，它们与远在西极的中心遥相呼应，开启了实现“伟大使命”的精彩表演（参见张若冲《剥去耶教文明的外衣》一文）……
但是，只要是事实，终归是邪恶抹不干净的。郑和舰队动力系统的蛛丝马迹被1595年的《冬官记事》保留了下来。原文说：“派顺天等八府民夫二万，造旱舡拽运，派同知通判、县佐二督率之。每里掘一井以浇旱舡资渴饮。”网友“小月牙儿心中宝”指出：“造旱舡拽运”和后文的“用骡子拽运”是并列，都是动力源。关于蒸汽机源于中国的结论也出现在李约瑟的《中国的100个世界第一》、坦普尔《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
实际上，蒸汽机早在530年的《洛阳伽蓝记》就有记载，1313年王贞《农书》画出了详图，1601年－1610年中国出现了第一辆以蒸汽为动力的汽车雏形。英国人詹姆斯·皮卡德于1780年换了包装就坦然地申请了专利。霍布森在书中还提到：“不但这种风箱和瓦特的蒸汽机‘外形近似’，而且在17世纪晚期，中国人还发明了蒸汽涡轮。有趣的是，彭慕兰根据尼达姆和王铃的论断，作了说明:中国人很久以来就知道蒸汽机所用的基本科学原理——大气压力的存在，并且早就掌握了和瓦特的发明很相似的双重运动活塞/汽缸（作为风箱的一部分)，还掌握了把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的系统。”
附带说一下，除了蒸汽机，还有很多颠覆你认知的发明也源于中国。例如，车、齿轮（2000年前）、计时器、游标卡尺（1500年前）、飞艇、坐标系、圆柱投影法、刀叉（马家窑7000年前）、牙刷（1000年前）、眼镜（2000年前）等等。
明末清初，杨州人黄履庄著有《奇器目略》，系统介绍了自行车、显微镜、千里镜、望远镜、温度计、湿度计、自驱扇、机器人、弹簧等几十种发明，都早于西方100年以上。此书虽遗失，但部分内容却被清代张潮编著的《虞初新志》有幸记载了下来。
至此，不能再举了，我怕有些人心脏受不了。因为就连现代的计算机、波音飞机都和中国人脱不了干系。
4、无线电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吗？
牛顿尚且如此，其他猢狲又如何呢？比如，西医玛高温，据说他最晚于1817年为中国编著了《博物通书》（又一个不务正业的大神）。
但，中国政法大学程碧波教授的研究发现：
《博物通书》有这样的描述：“嘉庆二十二年间，西洋人深究其理，将五金电器上增减两铜线平接于指南针上。增线在南，减线在北，则针之北极必转而向西。接于针下，必转向东......盖针之南北极欲绕增减二线而旋却又左右不同之故。”
嘉庆二十二年是耶元1817年，若西洋人已知此类知识，又何需“深究其理”？耶元1820年间，奥斯特意外地发现了电流的小磁针偏转的现象，1822年安培在实验的基础上以严密数学形式表述了电流产生磁力的基本定律，即安培定律。
《博物通书》又载：“又有彼此互接之理。假如此器之增线与此器之减线相远，而与彼器之减线较近，则此增必远入彼减。或彼器之增线与彼器之减线相远，而与此器之减线较近，则彼增亦远入此减。故有渡河不用线之法。假如河涧一里，于此岸置一积电之器，施增线于左，施减线于右。……由是推之，施线百里，以渡九十里之河，应无不可者。”
显然，这一段是介绍无线电通信的理论和实验知识。问题是，西方史又说：1865年麦克斯韦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1888年赫兹验证了电磁波的存在，1893年特斯拉首次公开展示了无线电通信。
这就令人费解了！1817年或更早玛高温就著书写出了这些理论，那其后的奥斯特、安培、麦克斯韦、赫兹、特斯拉的牌位该往哪里摆呢？
西方人篡改别人成果的本性可以从李亮《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一文中得以体现：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等人100多年来把持我国钦天监篡改天文数据欺骗中国朝廷的行径十分卑鄙！南怀仁的自叙就不打自招地暴露了真实嘴脸：“即便是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表格和计算常常都会出现与实际观测到的天象之间的巨大差异……正是由于上帝格外的恩惠，在中国人把我们的天文学和计算同天体运动进行比较的这么多年中，竟然没有发现有丝毫的差池!……这是因为神的仁慈掩盖了任何可能的误差；通过观测者的粗心、阴云或者上天对我们某种类似的骄纵，因为它要让一切朝有利于我们宗教的方向发展。”（摘自《传教士盗取中华文明颠倒世界历史》，华夏龙凤国学文化院发布）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那些奔赴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当真是为了传播文明开启民智而来的吗？那他们为什么带给美洲、澳洲是*戮和种族灭绝且没留下有关科技的任何片言只语，而唯独冒着坐牢*头的危险要塞给中国累累成果，这正常吗？
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偏爱中国，而是他们清楚地知道，全世界只有中国才有上万年积累下来的卓越文明和无数财富。他们需要这样的精心编排来完成“伟大”的“洗劫”事业，待其落定之后自然会露出吃人的本质。
正如《耶经》的自白：“魔鬼永远都是以天使的面孔出现在世间。”这些披着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外衣的传教士的确是带着魔鬼的“责任来中国”。这个责任就是佯装“教父”，盗取文明，培植汉奸，里应外合，搞乱思想，击沉中华，洗劫财富，篡改历史，主导舆论，奴役世界。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但凡是白骨精开会——妖言惑众的东西都极具迷惑性，但其背后的东西无不充斥着肮脏和血腥。看看耶教在世界各地的伪装表演，看看《女巫之锤》的残忍，你就会毛骨悚然！
事实证明，传教士来华，是在实施一场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参见张若冲《剥去耶教文明的外衣》一文）。
他们不遗余力地配合背后的势力，在全世界伪造历史，层累“宗教”，弄妖为神，蛊惑民众，除了显示耶主的伟大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涉足政治，制造动乱，火中取栗。美国公使田贝，1887年就情不自禁的吹嘘：“这些先锋队所收集的情报，对于美国的贡献是极大的。”各国侵略者也是不约而同的对“辛勤工作的传教士之功”进行了表彰！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供认：“我等在中国传教之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之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之原因。”真是不打自招，用心险恶！
难怪南非图图说：“传教士初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手上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闭上眼睛祈祷吧’，于是我们照做。可当我们睁开眼时候，发现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这是多么生动的写照啊！
毋庸置疑，诸如蒸汽机等所有权的丧失，近代中华文明的乾坤失位和国力衰退都与传教士们的“辛勤工作”和满清的“卓越贡献”是分不开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上帝的光临无非也是为了谋利：“惟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必入耶和华的库中。”
醒醒吧，别跟有些傻瓜似的：“当初看一帮民科积极支持西方伪史论时，我就知道他们从否定古希腊历史开始早晚有一天会开始否定牛顿这样的人，估计下一步就要开始否定高斯、法拉第、麦克斯韦了，很有可能哪一天连爱因斯坦都变成假的了。”西方的无耻远远超出了你的想象力，他们不可能主动地为中国送来什么先进的科技，更不可能为了中国搞什么“西学东渐”。在经历了华为事件、新冠事件后，他们的本质我们还看不清楚吗？
2022年5月13日
叁 刘红雄：再次就《牛顿走下神坛》一文答网友评论一、前言
偏见比无知更可怕，麻木比痴呆更愚蠢。我们很不情愿地看到，一批又一批的人通过评论区被归到这个行列。
夏虫不可以语冰，三季人不可以谈冬。用老百姓的话说，一口咬着个屎饼子，馒头都不换。为了维护自己既成的观念，宁可膝盖生根，也不愿别人提携。
他们在态度上也表现出了鲜活的双标——对西方造假和剽窃行为高度容忍，对持不同意见者极端刻薄和鄙视。
要知道，西方人之所不惜代价花几百年的时间伪造历史和篡改成果，目的就是要永久地掌控话语权和抢劫世界。它们制定的一系列话语权标准就是要把中国永远封存在一个极小的地域范围内，让中国人永远忘记自己的天下观，让中国永远看上去不象中国（中央之国）。
为了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目的，*人不见血的高明手段自然就是无休止地给世界人民注射精神毒品——伪人、伪史。而且还要不断地以“无症状感染”“可以防重症”等谎言让你自觉与不自觉的不断打带毒的加强针。谁要敢站出来说“清零”，那就马上成为它们的众矢之地。他们会用姿势、范式等一列系组合拳把你消灭在摇篮之中。
这正印了那句话：动上层人的利益，就如动他了的性命，动下层人的观念，就如刨了他的祖坟；而下层人的观念恰好是上层利益的来源，任何揭露这个事实的人就会成为二者共同的敌人。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汀阳先生《我们认识中国，为什么总是走不出西方的框架》一文中指出：在现代之前，中国有独立的发展历史，但现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已经萎缩、蜕化为西方征服世界史的一个附属或者分支。也就是说，现代的中国史其实是西方史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自己讲述自己的能力。怎么看自己都不象自己。（不知道赵教授会不会不幸被划入民科队伍）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就反抗”。要想自信地走向复兴，首先就要求得精神上的解放。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要在历史文化领域进行深刻地反醒和系统地拨乱反正。
为什么精神的解放如此重要呢？因为它是力量的另一个重要源泉。
二、浅论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历史文化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又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或若隐若现。
举世公认，一个人或一个群体都是由精神和物质组成的。物质代表着客观存在，精神代表着如何运行；二者的乘积就是实力的大小：
实力 = 精神力量 × 物质力量
实力是衡量强弱的综合指标。由此，这就不难理解戴旭将军的名言：羊即使戴上钢盔，挂上钢枪，它在狼的面前仍然会发抖。
历史文化和实力之间不是直接作用的关系，而是要通过精神力量来间接表达。正因中间隔了这么一层，所以我们就难以直观地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强大威力，进而在思想意识上以为这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正如评论区一些人的反应一样：“其实，如果我不能光宗耀祖，祖上再如何伟大，也只是显示我的无能而已。这一点，阿Q已经生动的表现过了。”“终于对牛顿下手了，爱因斯坦正瑟瑟发抖中。”“科学是万丈高楼，民科是地面上的尘埃；大风吹过，尘埃满天飞扬，高楼巍然不动。”“要是民科，我们反而放心了。如果是科学界有这观点，那就非常可怕了！”（很不幸中国社科院的部分学者已经开始觉醒，笔者注）“哈哈，看乐了，比到动物园看耍猴要逗乐多了，继续，开心！”“者盲目的自大实际上也是阻碍我们发展的，只有认识到自己不足，才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再次雄起。”“一些卑微的民科太想出名了，他们只有中学水平，还是初中，因此动不动拿踩爱因斯坦，或者牛顿，以搏自己上位。”“不管你们怎么扯，都否定不了现代文明是西方人发明建立的，你们在用的电、网络、飞行器等，均如此，就这些，比我们的先人强万倍！”（没有先人种的粮，你哪来今天的饭？）
华人简无思教授说：历史文化拥有强大的精神能量，如果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将有助于维护这个群体健康的精神状态。反之，如果贬损自己的历史文化，则容易使这个群体精神萎靡，一蹶难振。
简无思教授这个解释虽然道出了历史文化所蕴含的价值，但理解起来仍然比较抽象。为了说理，这里就打个比方。
假设：人＝电脑；则，群体＝互联网，精神＝软件系统。
那么，真实的历史文化＝电源＋账号＋防火墙；
实力＝互联网平台的整体运行能力。
子曰：“亡其国必先亡其史”，说的就是断电。“认同感”指账号或入网，“保持思想的纯洁性”指设立防火墙。
一些对正确历史文化不以为然或对垃圾文化没有抵抗力的人之所以还能正常运行，那不过是他有幸蹭到了同伴的电源和WiFi，并不代表不需要。
正因如此，世界各国才争相建设自己的历史文化体系。
对于有些刚从矇昧状态中苏醒过来的没有历史文化的群体怎么办？
答：一是明火执仗，抢夺。二是接花易木，构建。牛顿等人应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近代西方之所以能脱矇开智，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国天子的声闻远教。古有共工、少昊、番禺、颛顼、叔得、尨降(mang hong)、伯鲧、黎武夫、嘘、孟鸟、巫咸、西王母（周）、周穆王（周）、老子（周）……近有甘英（汉）、释法显（汉）、王玄策（唐）、唐三藏（唐）……特别是晚唐杨良瑶（736年-806年）、元代汪大渊（1311年－？年）、明初郑和（1371年-1433年）的下西洋，使得还在黑暗的丛林和山洞中彷徨的西方沐浴到了文明的春风。于是诸如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一大批人，从柜格松（也就是青松，《天下地志图》中的西极）那个日落的地方踏上了寻找东方这个天堂般国度的征程。
15、16、17世纪欧罗巴刮起了“中国风”（那时它们称中国为印度，即伊甸；称天竺为印度亚），掀起了“文艺复制”的浪潮。在中华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滋养下，它们很快羽翼丰满，弃道为术，无所畏惧地依仗手中的凶器，干起了沿途抢劫的暴利生意。于是依仗枪炮和军舰的优势，贼胆越来越大，又干起了*人越货欺师灭祖的勾当。就这样，原本被仰望的东方古国变成了它们贩毒、掠夺和鄙视的对象。
一夜暴发的西方，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于是有了树立光辉形象和漂白罪行的精神需求。但它们并没有光耀的祖先和悠久的历史，于是想到了借尸还魂和转基因办法。
他们从坟墓和沙漠中找到了古埃及、古希腊等这样的无主之尸，叩头称祖，并参照中国的信史和依托流传的神话开始编篡故事，构建“历史”（西方精英自白：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斯卡利杰等人的躬耕、打扮、润色、层累之下，悠久的古埃及文明产生了，伟大的古希腊文明诞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亚历山大等一大批杰出的伪人（指捏造出来的且已经产生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的笔下也出生了。于是西方人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如何回应世人的质疑呢？好办！那就让编排的故事通过阿拉伯、羊皮纸等多次转乘，几经波折后死而复生，同时还不忘创造遗址和发明文物；再利用手中的霸权创建“文明”“民主”“标准”等话语权和解释权，形成强大的心理征服力和威慑力，让皇帝的新装永远披在身上。
正如简无思先生之言：在炮船利舰的实力面前，落后的群体应对乏力，手足无措，一度濒临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处境。西方借用其强大的话语权，大肆*“种族优越论”“西方中心论”，并营造出西方征服世界天生合理的文化氛围，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征服效应，让很多国家的精英阶层深陷种族自卑、文明自卑、文化自卑的自我心理戕害的精神泥潭而主动放弃抵抗，又产生了以融入且成为“西方文明”一员而自豪的扭曲心态。
事实确实是这样。从明末经鸦片战争至今，我们有一大批精英被这样的病毒感染而长跪不起。比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徵、慈嬉、李鸿章、汪精卫、周佛海、方舟子、徐怂阉、张不粥、张躬腰、方不圆、误国生……还有那些卖祖求荣挟洋自重的香蕉人。这种“汉儿才学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的奇观在中华大地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眼花缭乱，层出不穷！
幸好，天佑中华，抖降圣才。在*、*等老一辈伟人的缔造下，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富了起来，强了起来，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人欺凌的中国了。但世界仍旧是那个世界，弱肉强食的历史规律从来没有改变，你之所以感觉不到危险，那是因你碰巧生在了中国。当今，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敌对势力阴魂不散，但战略机遇同样前所未有。我们已经站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门坎，为了顺利实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的伟大梦想，也为了构建以王道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在新时代新局面下构筑我们健康的精神长城，为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源源不断地提供安全无毒的精神食粮就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在党中央“树立四个自信”和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号召下，如何打破“西方中心论”的神话，去除西方虚史制造的精神枷锁，匡正和重新审视自己璀璨的历史文化，夯实软实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权，重塑国人的群体自豪感、文化自豪感，将是当代仁人志士所肩负的历史责任。
那种不加思辨全盘接受西方话术的行为，就等于吸毒，那种毫无原则的反对历史文化域拨乱反正的行为，不是无知就是包藏祸心。
三、匡史去秽，需要走下神坛的何止牛顿
当谎言变成真理的时候，真理就会变得荒谬；当历史可以粉饰的时候，灵魂就会充满污秽；当邪恶可以自由的时候，乾坤就会错乱。在“文艺复兴的顶峰”时期（16－17世纪），一场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拉开了帷幕……
有那么一群“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欧盟”传教士背井离乡，耗尽毕生，活跃于世界各地，据说是为传播文明，开启民智而来。例如，天朝上国、孔雀印度、青丘美洲、虎方澳洲等地都有他们辛劳的身影。
其中以来华的这一批最为突出。例如，罗明坚、利玛窦、卫匡国、庞迪我、熊三拔、艾儒略、金尼阁、邓玉函、汤若望、罗雅各、南怀仁、玛高温（西医，著有《博物通书》）等。在华期间，熊三拔爷爷的信就将他们的国际主义精神提拔到了令人瞻仰的境界——无论去哪里，都要小心，要带着责任去中国。
据当下能查获的资料可知（百度），他们各个是秉赋超凡，在天文、数学、地理、机械、医学、物理等各个业领域成绩斐然，贡献卓越；他们各个是奇人异士，具有刻录机一般的精准记忆，复印机一般的海量著作，神童一般的非凡智力，航拍一般的高效测绘，圣人一般的无私奉献。他们的汉学水平之高，涉猎领域之广，学术成就之大，著述速度之快，预知能力之神，就是放在当今的中国，也会令绝大部分学者高山仰止，自叹不如。
难怪学术界给予利玛窦的盖棺定论是：“泰西儒士”，“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和开创者，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的典范，近代科技东传的先驱者，等等。
利玛窦何许人也（可跳过以下8个摘录，直接看疑问）？我们就从《利玛窦书信集》（文铮译，2018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窥豹一斑：
1、术业不专，成就斐然。1552年10月生于意大利，法律专业。1571年加参耶稣教会习哲学和神学，并从师著名数学家克拉维乌斯学习天算。1577年离开意大利，1578年至天竺（今印度，18世纪前，西方将中国称为印度，即伊甸），29岁来中国，次年定居肇庆，1592年因得益于数学知识而用中文绘制了世界地图（见第83页，1592年11月，中国韶州），1601年至京师呈贡自鸣钟和《坤域万国全图》，1610年病殁于北京。
2、背井离乡，三年忘言。他自述说：“我的意大利语水平不允许我用它来写信,勉强为之是很费周折的,因为我已达不到那种程度了……”（第11页,1580年11 月于印度科钦）“若您日后要我提 供他们书中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便会尽量用拉丁文或意大利文翻译后寄给您。但是我几乎已不会用我们的语言写作了，说起话来就更糟……”（第25页，1583年2于澳门）；“我们这里是多种语言混用，所以我不知道在写意大利语时，会不会出现德语或其他某种语言……”（第56页，1585年11月于肇庆）；“我还用意大利文给您写信,但我离开意大利已近二十年了,一直很少说母语,今日用意大利文写信已是力不从心了……”（第160页，1595年11月于南昌）；“对我这样一个在 此三十年而未曾讲过意大利语的人而言，它已是相当陌生了。如果你们想听汉语、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的话，或许对我而言更容易一些……”（第257页，1605年7月于北京）。
3、书不解意，亦能翻译。“前几年,我把中国最重要的道德书籍（《四书》）译成了拉丁文,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此书完全是由极为精辟的格言组成……我还致力于学习他们的文字,这要比讲话更难,尽管时至今日我已付出了很多心血,但还是不能独自读懂他们所有的书籍……”（第86页，1592年11月于中国韶州）“我的另一部作品是将中国儒家的《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加上了一些 拉丁文的注释，这项工作我已完成五年了……”（第213页，1599年于南京）
4、记忆有术，过目不忘。“他们知道我会记忆术,四五百字只读一次便可以记住,印刻在脑子里,无论是正序还是倒序都能背诵,毫不费力。第四是我在中国获得数学家……”（157页，1595年10月于南昌）
5、学识渊博，未占先知。“我私下给他看了一只我随身携带的威尼斯三棱镜……还请他不要把这块宝石的事告诉他的主人……余爷的这名亲 信看到三棱镜折射出的各色美丽光线就在自己眼前，他大吃一惊，看得出了神……”（第118页，1595年8月，南昌）“我给他们看了我带来的一些东西。主要是一只三棱镜，因为它能映现出各种颜色,所以他们都称之为宝石,整天都有一些绅士来我们寓所,希望见识这只三棱镜……”（第175页，1595年11月于南昌）“依据最准确的信息，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北纬二十二度半，东经一百二十五度……请您不要相信那些地图,因为要么是出于无知,要么是出于葡、西两国国王在疆域问题上的分歧,地图上出现了极为严重的错误,而今后这些错误将不复存在了”（第26页，1583年2月于中国澳门）“这里与澳门大致处于同一子午线上……现在的中国则被划分为十五个省，它们是：北京、南京、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第31页，1584年9月于肇庆）；“神父您已知道,中国的文字就如同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一个字就代表一个词,而中国字都是单音节的,因此他们的字、音节和意思是没有区别的,代表同样的概念……”（203页，1597年9月于南昌）。
6、仰观月食，标定纬差。“若您愿意,我可以为您撰写一份报告,把这里所有的地方都为您描述一番,并附以地图,以及我观察到的和将要出现的日、月食情况。我的这份报告会比您那里流行的任何一个版本都准确……”（第12页，1580年11 月30日在印度科钦）“中国与加那利群岛相差经度为一百二十度或一百三十七度﹐这是我两次通过观测月食而证实的,第一次是在澳门,观测得极为认真,另一次是在中国内陆的肇庆……”（第31页，1584年9月，于中国肇庆）；“中国疆域虽非矩形,却有些接近于方形,其纬度起于北纬二十度,止于四十五度或五十度,经度大概起于东经一百二十度,止于一百三十多度,具体数字我还没有完全掌握。我们只通过观测到的两次月食而断定……”（见第61页，1585年11月）。
7、成图在胸，不解中土。“中国人对于他们自己的事情都很用心,他们把国土地图制成印版,就像我们西方的托勒密地图印版一样……”（见第25页，1583年2月于澳门）；“还有一幅我们西方样式的世界地图,但文字、比例尺、时间和名称都符合中国的习惯,这是我们所在地肇庆的知府嘱我绘制的……尽管地图上有很多错误,在欧洲是不足一观的……”（第43页，1584年11月于肇庆）；“此外,我制作了几架天球仪送人，我绘的世界地图也在中国刊印了 ……”（第60页，1585年11月）；“就中国的地理位置而言,它近乎一个方形,西面与交趾支那接壤,……”（第31页，1584年9月，于中国肇庆）；“中国疆域虽非矩形,却有些接近于方形……”（第61页，1585年11月）；“这个李我存（李之藻）还不是一位教友，但过不了多久他就能归信夭主了……”（第294页，1608年3月）；“五年前归信的学者李我存（李之藻）曾刊印过一幅大型的《坤舆万国全图》……他随我们学了很多数学方面的知识，并着手印制这方面的著作……今年年初，我们把一幅大型的世界地图进献给了皇帝……”（第318页，1608年8月）
8、扬欧贬中，实无真知。“他们所讲的那些东西很可笑,他们知识浅薄得令人吃惊,他们全都致力于道德及优雅的言辞,或更确切地说是写出优美的文章。他们认为天是空的,日月星辰都在虚空中运行，由于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空气,而提出五种元素,把空气排除在外,却加入了金与木。他们认为大地是方的……”（175页，1595年11月于南昌）；“中国人是没有任何科学的,可以说唯一保留的就是数学,然而他们所掌握的那一点没有基础的数学知识还是从撒拉逊人那里学来的,只有皇家的数学家将其传授给皇子们。中国人略懂一些预测日食和月食的方法,但常常出错。他们都非常重视占卜术,但这东西非常不准,甚至是完全荒谬的。他们也不懂物理、形而上学及辩证法。他们的医学完全依赖于草药和经验……”（第202页，1597年9月于南昌）；“中国人在医药方面极为出色，他们不会让病人衔着铁棒（以减轻手术带来的痛苦）。中医都使用药效轻缓的草药，他们不用油脂，……这类书往往是大部头，插图也绘制得很精美，类似于我们的《草药全书》……”（第25页，1583年2月）。
读罢上述摘录，只要具备基本分辨力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诸多疑问：
1、利玛窦虽没有学习过地理知识但成就惊人——绘制了《坤域万国全图》。而且此前还能在3年内根据“正确信息”测绘了全印地图（那时称南天竺或汉天竺）。他自己说欧洲的地图存在严重错误，所以必须亲自测绘才能正确。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测绘的速度一定会超过音速。另外，他既然亲自绘制了比欧洲更准确的世界地图，为什么还说中国的地形近似于“方形”呢？他既然遍览了中国史、志，那他至少应该知道中国还有西藏、青海、甘肃、女真、安南、真腊等郡，怎么可能只有15个省呢？
2、利玛窦对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都有过目不忘的超极能力，居然在6年内对自己的母语退化到了不能写作不能交流的地步。这正常吗？中国古人说“少小离家老大还，乡音无改鬓毛衰。”利玛窦为啥就如此“非人类”呢？
3、利玛窦在1592年就完成了《四书》的拉丁文翻译。那1589年到1607年期间，他的上级兼同事罗明坚为什么还要干同样的事？另一件有趣的事是既然罗明坚第一次在西方出版了详细的中国地图集，那后来的卫匡国又往哪里摆，他不是“中国地理学之父”吗？据李兆良先生计算，卫匡国在中国的测绘速度是飞机的3倍，高铁的6倍！这样的神人谁见过？
4、什么样的神人才能仅通过观测月食就可以精确计算出两地之间的经纬之差呢？
5、三棱镜及七色光据说是1666牛顿发明和发现的，利玛窦是如何在1595年就使用上了70年之后才有的东西呢？
6、子午线的划分是耶元1953年国际上争论之后才确定的，本初子午线则是耶元1884年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才确定使用的。利玛窦是如何先知先觉地知道300年之后的知识的？他口口声声“东经”多少度，是以哪里为参照的？
7、据说耶元1796年拿破仑出兵动埃及发现了罗塞塔石碑及大量考古资料。据说是天才的法国人商博良在1822年为人类解开了古埃及形象文字的秘密。且不说商博良破解古埃及文字的事十分可疑（让他破解一下三星玉器文字和甲骨文试试），利玛窦是咋知道几百年之后才会发现的古埃及文字，而且还一本正经地说“一字一词”！
8、既然1584年肇庆知府让利玛窦绘制了中文版世界地图，那又何必在10多年后，又脱裤子放屁的自己口述，让李之藻代笔再鼓捣一遍呢？试问即使在当今，有几个人能仅靠记忆就能准确绘出自己家乡的地图轮廓？还有，在同一年，他一会说李之藻没有入教，一会又说入教5年了，到底哪个是真的？中国学界公认利玛窦于耶元1601年向中国皇帝献图的，可人家自己说是1608年才干得这事啊！如果连这样的数学都算不对，那利玛窦又如何吹虚自己是“最伟大的数学家”呢？当然，这样弱智的错误，在利玛窦的书信中还真存在不少！
9、利玛窦极力贬低中国数学及天文知识“可笑”、“浅薄”、“不科学”。那请问，难道中国古人认为日月星辰运行在太虚之中的说法不对吗（源于宣夜说）？这不正是当代的宇宙理论吗？战国时期的《帛书·五星占》水平如何？唐代僧一行测量并计算子午线长度的水平如何？元代的“三分陆地七分水”、耶律楚材（里差的发明者）、郭守敬（一年365.2425天）的水平又如何？1524年王文素《算学宝鉴》（几乎与现代高等数学相当）的水平如何？事实上，只要思辨正常，就知道所谓的罗马数学就是一套骗人的鬼把戏，千位以内的加减乘除就足以把一个明白人给搞糊涂了，更别奢谈天文数字的运算了。比如1899 126的计算，罗马数字的写法就是MDCCCXCIX CXXVI，仅这一串符号地分辨就得半天，计算时又如何进行进位操作呢？如果再整个小数，那这种极其笨拙的数字就几乎到了无法分辨和计算的程度。
10、摊开所谓利玛窦绘制的《坤域万国全图》会发现，其所描绘的日食、月食及“日 > 地 > 月”的知识完全与《古今律历考》（1573年）的相关内容相同；《坤图》的总论部分与明代王圻(qi)的《三才图会·山海域地全图》的总论几乎一致，且总论旁边的注解也出自《元史·宣夜刻》。
有专家说《山海域地全图》也出自利玛窦，1601年献的就是此图，被收录在《月令广义》中。但实际上这是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完整翻版（见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