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大字典》第一版所用铜模（四川辞书出版社供图）
正因如此，在该书参评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推荐材料上，有专家这样写道：“《汉语大字典》不说是世界上最难排的字典，也至少是最难排的字典之一。它把一部大型字书从铅排变为电脑照排，为将来大型辞书的修订更新和整个书籍出版工作打下了电脑排版数字化基础，仅凭这一点，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由于第二版《汉语大字典》实现了大型字书内容与形式的与时俱进，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和语言文字规范以及汉语言文字的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而囊括了两项国家级大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和“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在四川辞书出版社的办公区显眼位置，首版八卷本和第二版九卷本《汉语大字典》摆列得整整齐齐。称这套书是该社“立社之书”，毫不夸张。“四川辞书出版社和当时的湖北辞书出版社（今崇文书局）就是因为这部字典而成立的。” 现任辞书出版社总编辑的王祝英对封面新闻记者回忆说。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九卷本
辞书被人信任的根基何在？
“热爱的从业者甘心几十年坐冷板凳，发挥工匠精神”
在互联网让信息查询变得轻便简省的年代，在人们忙于不停地创造一个个“新词”的年代，动辄花费十几年以上时间去编写一套看起来笨重的辞书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意义是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们都高度信任字典或词典解释的准确性，这种确定性值得信任的根基何在？在位于成都三色路的办公室里，四川辞书出版社总编辑王祝英向记者介绍了《汉语大字典》首版编纂的大概流程：“首先是确定体例、编写细则和样稿。在进行广泛的资料收集基础上，做资料卡片，确定收录的字头。然后进入试编阶段，根据试编情况进一步完善体例、细则。之后正式进入编写阶段，在楷书字头下附列古文字字形，并解形（对古文字形体作解释）、注音、释义、配例，此步骤是任务最繁重、费时耗力最多的一个环节，涉及到查阅大量的古籍文献等相关资料。初稿编写工作完成后，编写人员间对编稿进行相互审阅，之后交编写组负责人审核，最后由常务副主编或其委托的编纂处业务负责人定稿。疑难问题要交学术委员会审定。在定稿正式付印之前，还需要校对、读清样。一般大型字典的校对远远不止三次，甚至可能多到八次甚至十次，这也是保证字典质量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步骤。”
王祝英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第二版的修订出版工作，近年组织出版了《殷墟甲骨文辞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字形全谱》等重点工具书。“我的体会是做大中型辞书需要规划好，需要静下来、慢下来，急功近利是没法做好的。很多有价值的辞书从编纂到出版都需要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作者和编辑都需要坐冷板凳，发挥工匠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出精品，传之久远。”
《汉语大字典》袖珍本第二版
《汉语大字典》第二版修订工作业务负责人冷玉龙：
仿佛这一生就是为辞书而活
在字典冷静的外表下，掩盖着一个一个编纂者火热、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心。原来简练的字条背后，凝聚着如此千锤百炼的心血和智慧。
小说《编舟记》中，一家出版社的老中青三代编辑接力，与一位学者主编共同完成一部中型日语词典，花费了15年。在四川，也有一些人，也是花费人生最宝贵的几十年青春岁月，陪伴了一部字典的诞生，上演了真人现实版的“川版《编舟记》”。
1975年，作为一项被寄予厚望的国家级文化工程，《汉语大字典》编纂项目在四川、湖北两省启动。刚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冷玉龙，还没正式踏出学校大门，就被选中留校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当时跟他一起留校专门做这个工作的同学有20人。其中10人被留在校本部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另外10人到了川大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当时有人称他们这批大学一毕业就参与编写的年轻人为“专门为《汉语大字典》炒的一盘菜”。
查资料、编卡片，很苦。当时还没有普及电脑，一切都是手工操作。对于当时才21岁的冷玉龙来说，难免显得枯燥。但责任心还是有，“毕竟是自己的一份工作。”冷玉龙的思绪回到40多年前，“当时的编写成员，有教授、副教授、讲师、实习研究员，大概20多个人，都集中在一个办公室里工作。当时那个大办公室是川师校图书馆专门为编写组腾出来的一个大阅览室。大家就坐在那里集中精力，埋头苦干。”
1980年汉语大字典第二编写组全体人员合影（后排右起第三人是冷玉龙）图片由冷玉龙提供
长年累月，坐冷板凳，慢慢的，感觉来了。越往深处走，冷玉龙发现，编写字典虽然枯燥，但也不乏乐趣。冷玉龙有一段时间负责编写化学元素字。“我又不是学化学的。很多知识就得去请教化学方面的专家。专门跑到化学教授家里请教，还到图书馆去找书看，这样才能保证编稿在化学常识上不出问题。写稿后给化学教授看，让其把关。”后来稿子送到川师大编写组组长冉友侨教授处审读时，冉教授非常满意。在路上遇到冷玉龙，高兴地说：“玉龙同志，你的稿子编得很好啊。”
听到这样的夸奖，冷玉龙高兴极了。冉教授是《汉语大字典》四位副主编之一（赵振铎教授的师兄），治学严谨，有典型的章黄学派风格，从不轻易夸奖一个人，而冷玉龙得到了他的肯定，能不高兴吗？此外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和一段插曲。冷玉龙说：“刚开始时，由于我的编写资料卡片做得不好，受到了冉老师批评，我还不服，顶过嘴，气得老师离开了办公室。从此我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这个枯燥乏味的工作不适合我，有过另寻门路的想法，最后经过一番斗争，还是坚持下来了。谁知埋头苦干几年，稍有一点进步，老师竟如此肯定。后来在成都锦江宾馆开川、鄂两省编写工作会，冉教授派我参会，并代表大字典川二组作大会发言。真的，我有点受宠若惊，没想到自己一个小不点儿会受到如此重视。”
让冷玉龙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是他到人大校园全日制进修学习编字典那一年。那是1983年，在川师编写组的部分工作即将完成时，冷玉龙和另一位同学被抽调到汉语大字典编纂处（附设在人民出版社）工作。在工作前，被组织派到中国人民大学词典编辑进修班学习。这是为完成国家辞书编纂规划任务，当时的文化部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共同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一个词典专业进修班。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先生在上课时讲的一番话，彻底点醒了他，促使他坚定了职业信心。“陈先生说，编字典、审字典这活儿，苦啊！那不是人*，是圣人*！有的人一干就是几十年甚至一生。没有一点圣人精神是做不到的。原来被我认为枯燥乏味的工作被评价这么高，自己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当时全国有20多人参加这个班，四川有两个名额，冷玉龙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次殊为难得的学习良机。当时是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室里上课，授课老师都是语言学界、辞书学界或出版界的顶级专家。课程安排得很丰富。词典学是人大胡明扬教授授课，文字学是北大曹先擢教授授课，音韵学由北大陈复华教授授课，北师大许嘉璐教授上训诂课。王力、阴法鲁、吴小如、姜亮夫、陈原等一流学者都来上过课。
从北京回来后，冷玉龙就在汉语大字典编纂处从事辞书编审工作，后来在大字典编纂处基础上成立了四川辞书出版社，他仍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冷玉龙从一名普通的辞书编写人员成长为编写骨干，成为专业的辞书编审，成为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后来成为第二版《汉语大字典》修订工作的业务负责人，并一度担任四川辞书出版社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