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辞书出版社获得的奖状
冷玉龙的成长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群川版《编舟记》主人翁的缩影。照他自己的话说，“自己之所以能从辞书界的一个小不点儿走到今天，除了自己的努力和付出外，很大程度上要感谢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在辞书编审过程中与十多位教授一起摸爬滚打十多年，要想不进步都难。从21岁到60岁退休，一直从事辞书工作，仿佛这一生就是为辞书而活。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在四川不止一个，他们把自己的黄金年华甚至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文化事业。如我的同事帅初阳、吴继琼、罗韵希、张企予等，都是如此。”
一辈子基本上就耗在一部书上，这样值吗？冷玉龙觉得是值的。虽然大家多年的付出最后只出了一部书，但成果出来之后，那种收获感、成就感和喜悦感是做别的书难以比拟的。“而且，如果把时光拉长一点，多年以后，在很多书都缺少价值或没有价值的时候，也许这部精心编纂的辞书还在发挥作用。”
在小说《编舟记》中，《大渡海》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除了要纂集词语、核查出处、检阅释义外，还在不停与曙光造纸公司商讨改良《大渡海》的用纸。“你瞧，翻页的时候，会有种纸张吸附到手指上的感觉吧！尽管如此，页与页之间却不会黏在一起，从而出现同时翻起好几页的情况。”当历时十五年的编纂工作终以物质实体的形式出现在面前，拿着样书的主角马缔光眼角泛起了泪花。
一代有一代之辞书
“公路一通车，养护工作就马上开始了”
1975年，《汉语大字典》编纂工程启动，四川、湖北各有一位常务副主编主持编写工作。赵振铎教授就是四川方面的常务副主编。赵振铎教授今年已94岁，在为《汉语大字典》奉献心血的老一辈学者中，他是目前还健在的极少数人之一，也是目前唯一健在的副主编。因为身体原因，他已不便接受采访。
赵振铎教授是著名语言学家，在文字、音韵、训诂、汉语史、辞书学、文献学等领域成就卓著，是当代辞书学理论与实践并擅的学界大家。2006年，获得了首届“中国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赵振铎的弟子、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汪启明，继承了恩师的事业。汪启明是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第二版修订的编委之一、其中第19册的主编。同时他也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的修订工作。
辞书编撰是一项高度精细化、高度繁难、高度寂寞的工作。汪启明对封面新闻记者说：“首先你要淡泊名利，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第二，没有足够的水平还真做不了。”
编字典涉及到大量的文献查证工作。比如要对《通用规范汉字表》进行逐字研究，对《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进行逐一核对，对不同版本的文献作校勘斟酌。很多时候因为一个字的解释，要查很多资料；确定一个义项的分合、排序的先后，要费很大劲。有时涉及到需要弄清楚的问题，可能写一篇论文都不一定搞定。比如说，一个字，可能所有的工具书上都没有解释。那怎么办？可能它是另外一个字的异体字，就要翻阅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又比如，一个字的用例，要用最早的，这就是辞书学界所称的“始见书”。
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就要查。一个字或词条的背后，凝聚了很多心血，但体现出来的只是一段简短的文字。“就算你付出很多，你都无法说这个字是你编的。因为尽管这个字或词的解释是你自己编的，但字典编纂需要过很多道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完全是个人成果。”汪启明说。
辞书编纂是一门科学，和一般图书不同，辞书强调语言的简洁准确和知识的高度浓缩。一个学者穷尽毕生精力研究一个课题，写出专著可能几百上千页，但在辞书中往往只有几十几百字的一个条目。读者看到的只是纸面上那一个个字，背后繁难的编写过程无法体现，编者的艰辛付出也鲜为人知。专职参加《汉语大字典》编写的学者，曾经在评职称方面还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有人认为编字典是“编”，不是“著”，创造性分量少，工作量不算科研成果。 “后来这种情况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专门下文解决了这个问题。”王祝英透露。
一部辞书的编纂，尤其是大型辞书，需要很多人付出多年艰辛的劳动才能完成。但不得不说，无论付出再大的努力，编好就完全不需修改的辞书是不存在的。没有十全十美的辞书，只有不断完善的辞书。毕竟人是有限的存在，语言既有稳定性，也会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化。一部辞书是一个生命体，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需要定期修订，以帮助人们获得理解世界的更多视角。赵振铎先生说过，“字典诞生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它的修订工作就要开始了”。他还将字典的修订工作比作公路的养护工程，“公路一通车，养护工作就马上开始了”。
一代有一代之辞书。《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已经出版12年了。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大型辞书一般每隔十年修订一次。如今《汉语大字典》第三版的大型修订工作已启动，这将是又一次“编舟记”，这艘船将带我们航行到怎样的风景，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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