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到过北大的人都知道，从北京大学西门进入校园，迎面就能看到一对华表，它们分别矗立在道路两侧草坪上，对称分布。这对华表以汉白玉石雕刻而成，柱身刻有祥云和龙纹，顶部有一石雕蹲兽，通高约6米，规制与天安门前华表相仿，十分气派。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北大的两个华表并非原配的一对。
这是为什么呢？要解答这个问题，还要从燕京大学（1952年高等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搬到原燕京大学的校园——燕园，也就是今天北大的校园）的建造说起。
燕京大学是20世纪初由美国及英国基督教几所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大学之一，初创之时的燕京大学校址位于北京城东南角盔甲厂一带，当时校舍简陋，周围环境破烂不堪。所有的财产仅仅是：五间课室，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
为了改善燕京大学的办学条件，1920年，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买下了当时清华大学旁的清代皇家园林淑春园旧址，随后开始了大规模的修建工作。在燕京大学校园建设过程中，司徒雷登又陆续购买了镜春园、承泽园、朗润园等园林，将新校舍的面积扩大了四倍。当时建设燕京大学所需的许多装饰物都“就近取材”，从圆明园拖运而来，其中就包括现如今矗立在办公楼前的这两座华表。
清朝灭亡后，逊清皇室自身难保，更无力再对曾经的皇家园林进行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因此在北洋军阀操纵下的北京政府时期，圆明园内的断壁残垣成为了天然的石材厂。一些官员与单位纷纷从园内拖运珍贵石料用于私家花园的修建和单位院内的装饰。据圆明园档案记载，1924年冬，燕京大学乘京师步军统领裁撤、郊区警察机构尚未设立之机，拖走了圆明园安佑宫前面的三座华表。
1925年1月，时任燕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学教授的翟伯牧师（John Mc Gregor Gibb）又派人在圆明园安佑宫搭起木架、试图运走安佑宫前的第四座华表，当时北郊警察分署赵署长带领警察赶到现场阻止。为了留下安佑宫前的这座华表，溥仪小朝廷恳请当时的北平警察署代为阻拦，同时向陆军十一师稽查处报案，又试图请十一师师长宋哲元介入此事。最终，燕京大学拉运第四座华表的行为被警察派出所阻拦，不久，京师市政公所派人把这一座华表运到天安门前道（中华街）南。此后，燕京大学仍对那座被“闲置”于中华街的华表念念不忘，多次请政府从中斡旋，试图以4000元的价格买得这四座华表，因市政公所阻止搁置。1928年冬，南京国民政府北平特别市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成立，燕京大学又旧事重提，北平特别市政府在给圆明园事务所的训令中说，已在燕京大学的三座华表，似仍可留在该校，但应让其妥慎保存，不得改做它用，在中华街上的一座华表，准备将来搬移到市属公园，以资点缀，而便保存。那么，这座华表后来运到哪个公园做点缀去了呢？
1931年夏，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今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落成，将当时天安门前的那座华表连同燕京大学多余的一根华表，凑成了“一对”，运到北平图书馆主楼前，这就是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主楼前两座华表的来历。有意思的是，因为阴差阳错，今北京大学和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前的四座华表被错配成不同的两对。
北大北侧 底部连接处是圆弧形
北大南侧 底部直角形
近期，北京联合大学相关专家分别前往北京大学和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对两处的华表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过对这两处四根华表认真比对、仔细辨别后发现，虽然这四座华表的底部都是八角形的，但北京大学北侧和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东侧的华表与底座连接处是一样的，近乎圆弧形状；北京大学南侧和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西侧的华表柱与底座连接处的形状则是一样的，棱角分明。
此后，专家再对北京大学的华表和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的华表上的雕刻花纹进行细节比对后发现，北京大学西门南北两侧的两座华表纹饰，和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东西两侧的华表纹饰有相似性。而且，北京大学南侧的华表和国家图书馆文津分馆西侧的华表柱子，它们靠近底部的部分每一面都有两个小圆孔。通过以上的观察，专家认为，北大南侧的华表和国图文津馆西侧是原配的一对，北大北侧的华表和国图文津馆东侧又是一对。
正是由于当时北洋军阀控制下，政府对圆明园管理的力不从心，以致于司徒雷登以“保存古物”的名义将圆明园安佑宫的华表强行运到燕京大学，最终造成这两对华表错对的结局。
北大校园里南北两侧的两个华表并非原配一对，两者的底部连接处有差异：北侧的华表是圆弧状，而与南侧的华表是直棱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