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人民医院疼痛科贾一帆医生团队正在为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患者做手术。
生老病死，这是人们常说的人生四境。但随着人的寿命越来越长，老年社会程度加深，人们越来越发现，疼痛成了一个常情，人生正面对“生老病死痛”五种处境。
医学研究发现，疼痛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国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疼痛的发病率占总人群的30%左右，被视为继心血管疾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问题。“疼痛是种病，得治”，这一医学新认识，在中国尚未被广大公众熟知。
在武汉，疼痛科于新世纪创立及今，依然是个年轻的科室，但发展迅猛。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已有整整一个楼层的专门病区。协和医院的30张疼痛床位，常年一床难求。
“如果你能让我一年中有5天不头痛，我要给你磕头。”刚过完65岁生日的陈洁找到贾一帆医生时，已经被头痛折磨了近20年。
贾一帆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疼痛科副主任。在20年的求医过程中，陈洁辗转北京、上海、广州多地的神经内科、骨科、中医科等科室。“我一直怀疑自己脑子里长了东西。”她在不同医院都做过脑部检查，均没查出器质上的毛病，医生只能给她开止痛药。今年11月初，她再次从睡梦中痛醒，在武汉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就诊无果后，医生指了条路：“要不你去疼痛科看看？”
“50%—70%的慢性头痛无法找到病因。”贾一帆医生说，由于难以诊断，像陈洁这样辗转多个科室，从小痛发展到顽固性疼痛，最后才到疼痛科的患者很常见。除了头痛外，60岁以上患者中常见的慢性疼痛还有颈椎腰腿痛、各类神经病理性疼痛如三叉神经痛、带状疱疹后神经痛，以及癌痛等。
国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疼痛的发病率占总人群的30%左右，被视为继心血管疾病、肿瘤之后的第三大健康问题。但在我国，“疼痛是种病，得治”的认识，尚未被公众所熟知，即便是医学界，疼痛科以外的很多医生，也认为疼痛只是一种症状，不是病。
“我不怕死，怕痛”
11月14日，贾一帆医生给陈洁做了星状神经节阻滞术。他让陈洁仰卧，用食指和中指将颈部一处血管拨向外侧后进针注药，前后不到一分钟。当天，陈洁睡了一个整觉。第二天贾一帆查房，陈洁拉着他的手再三感激：“多少年都没睡得这么沉了。”
这是陈洁第一次接触到“疼痛科”。“我不怕死，怕痛。”陈洁仔细回想，二十年前一个下午，正在带外孙的她突然感到一阵电击般的刺痛从太阳穴蔓延至整个脑袋，脑仁痛得像要炸开一样，大约十几秒后，又恢复如常。
此后，陈洁不定时就会出现这种头痛欲裂的情况。回想患病这些年，最初止痛药还管用，可剂量越来越大，服用种类越来越多，头痛却是再也止不住了。一旦发作度日如年，只想求个痛快。
“头痛不是该看神经内科吗？”陈洁很疑惑，她自认为没有看错科室，但除了止痛药，医生没给过其他治疗方案。更让她不解的是，病房另外两个患者分别是腰痛和带状疱疹。“腰痛不是看骨科吗？带状疱疹不是看皮肤科吗？疼痛科到底是看什么的？”
从1997年关注“疼痛”开始，贾一帆医生就在不断跟人解释这个问题。“不是所有疼痛都归疼痛科管，要看类型。”他说，医学上将疼痛分为急性疼痛和慢性疼痛。急性疼痛通常是人体遭受疾病或外伤后身体发出的警告，疾病治好后疼痛也随之消失，疼痛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如果疼痛超过三个月以上，就是慢性、顽固性疼痛，属于疼痛科的诊疗范围。
“疼痛是一种与组织损伤或潜在组织损伤相关的感觉、情感、认知和社会纬度的痛苦体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还是种心理活动。”武汉市疼痛学会主委、武汉协和医院疼痛科主任杨东作了更具体的解释，急性疼痛是个症状，而慢性疼痛本身就是一种疾病。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记者逐渐体会到，疼痛不只是身体病状，还可能是心理病状，甚至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任何一个传统医学学科都无法通盘解决。治疗疼痛往往要依靠多学科组成的团队，明确诊断后对症施治。而治疗疼痛不仅靠药物，有时也要靠非药物手段，也有无创、微创等手术治疗的方法。有时候，它就像是个迷局，医生们必须与病人进行极为深入的交流，才能慢慢理清线索，看清症结。
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对慢性疼痛认识不足，对慢痛的诊疗很多时候被等同于急性疼痛，分散在神经内科、骨科、肿瘤科、康复科、风湿免疫科等各临床科室治疗。这些学科只是从各自角度对疼痛进行常规诊疗，造成“轻痛科科治，重痛没人管”的局面。
慢性疼痛不能忍也不必忍
除了求诊屡走弯路，“疼痛”不被旁人承认也是绝大多数慢性疼痛患者的共同感受。11月3日，在武大人民医院东院区的疼痛科病房，尽管贾一帆医生表示不用再做手术了，61岁的徐强还是再三请求他再做一次治疗：“贾医生，我疼怕了，求你再给我做一次治疗巩固下效果。”
徐强7年前做过左肺切除手术，术后他还是觉得患病部位疼得要命，可做了多次复查都是正常。“哪里能止痛我就往哪里跑。”徐强告诉记者，他甚至去过越南，只因为在网上查到越南有种偏方能止痛。手术医生觉得他是心理作用，跟他说“你越想着疼就越觉得疼”。
“没人信我。”长期被疼痛折磨，徐强瘦得脱相，1米75的个头体重不到50公斤。家人总说他矫情，老是喊痛是想博取关爱。直到有一次，徐强想拿刀自残，家人才真正信了他。
“专门去治疼痛，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杨东医生认为，中国人崇尚坚强和忍耐，一疼就看病太丢人，将“忍痛”视为等同于“坚强”的美德。
杨东曾经碰到一位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患者，老人家80多岁，一年前得了带状疱疹，胸背部的皮疹好了，出疹的地方却经常有针扎和过电的感觉。疼得厉害时就用点止痛药，平时就忍着，直到后来连穿衣盖被都十分痛苦，忍无可忍才到疼痛科就诊。
“忍一忍就不疼了”是疼痛科医生门诊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但很多慢性疼痛恰恰就是“忍”出来的，忍痛时间越久，治疗越棘手。比如带状疱疹后神经痛，约有9％—34％的患者会在皮肤症状治愈后仍然感觉到疼痛，这类疼痛由神经损伤引起，患者对疼痛格外敏感，轻轻触碰都能引起皮区剧痛。
常规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杨东医生为老人家做了脊髓电刺激治疗。他将电极针对性地植入到疼痛对应的神经部位，通过微弱的脉冲电流刺激脊髓神经，阻断痛觉神经刺激的传导。术后第一天晚上，老人家感觉疼痛减轻，对医生千恩万谢。
“慢性疼痛不能忍也不必忍。”贾一帆医生解释道，疼痛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痛觉敏化”，意思就是在疼痛的开始阶段，化学上的局部炎症通过身体的外周感受器传递给中枢系统引起痛感。如果处理不及时，长期的疼痛刺激，会促使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病理性重构，神经元和神经通路难以恢复到正常状态，越忍越痛。最极端的情况是，连“开灯”这样微小的刺激都能让患者感到剧痛。
四成以上慢痛患者存在抑郁倾向
2017年全球疼痛指数报告统计显示，91％的中国人经历过身体疼痛，34％的人每周都会经历身体疼痛，其中最常见的疼痛部位是颈部、肩膀和腰背部。
杨东和贾一帆认为，成人慢性疼痛患病率高与人口老龄化密不可分。他们从门诊经验感觉，武汉慢性疼痛患者平均年龄为60岁以上，大多数患者疼痛时间持续数月才来就诊。很多患者在疼痛长期得不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会出现心理问题，而情绪反过来又会影响患者对疼痛的判断。
最难治的是“哪都疼”的患者。目前正在武大人民医院疼痛科住院的一名70岁女患者，从踝关节疼痛蔓延到膝关节，只要医生一离开，她就觉得“哪都疼”。贾一帆医生告诉记者，患者常年独居，缺乏安全感和关爱，加重了她对“疼痛”的感知。
虽然武汉没有做过关于慢性疼痛的大型调查，但协和、武大人民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等多家疼痛科医生从坐诊经验来估算，约四成患者伴有焦虑和抑郁倾向。
这和《中国疼痛医学杂志》2015年发表的一项关于上海成年人慢性疼痛的调查状况一致：慢性疼痛在30个居委会及13个三甲医院门诊的发病率高达92％—98％，导致三成以上被调查的社区居民和四成以上门诊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倾向。
武大人民医院疼痛科的年轻医生周俊告诉记者，国外先进的疼痛中心都会配备专门的精神科医生一同坐诊，但国内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疼痛科医生通常还要客串心理医生的角色。“忽视病人心理状况的疼痛科医生不是个优秀的医生。”
记者在多日采访中发现，和其他科室不同，疼痛门诊的就诊时间很长，一名医生看一名患者至少要花15分钟。不少患者坐下来就说“全身都疼”，医生需要引导患者诉说病情，全是“闭合型问题”，如患者如果说“腰疼”，医生会细化到疼痛时身体其他部位是什么感受，发作那天发生了什么其他事情，甚至还会问患者的教育背景。
“‘疼痛’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感同身受，医生必须要完全相信患者的主诉。”周俊医生说，文化、经历甚至场景都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感知，问得越详细越有利于医生的治疗。
18位院士联名支持建疼痛科
疼痛科在中国“从无到有”经历了近三十年。
197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疼痛医学的主要开创者韩济生参加美国波士顿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疼痛学会年会，之后将疼痛医学引进到中国。1989年，中华疼痛研究会成立，同年国家卫健委（原国家卫生部）下发文件，麻醉科成为临床科室，其三大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疼痛治疗”，很多医院看到机遇，成立了“疼痛门诊”，附属在麻醉科。
不过，从学术上讲，麻醉科处理的疼痛内容属于无痛技术范畴，疼痛科处理的疼痛属治痛范畴，两者概念完全不同。在2006年的“首届全国疼痛科主任峰会”上，十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提出，疼痛科只有独立建科，才能有良好的发展。
“如果疼痛科依附麻醉科成立，那么将来加入疼痛科的神经内科医生晋升还要考麻醉科内容吗？”301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于生元教授直言，“这是十分荒谬的。”天津第一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李仲谦教授认为，临床麻醉和临床疼痛，理论体系及诊疗技术差异很大，麻醉不等于疼痛。
2006年10月16日“世界镇痛日”期间，吴阶平、韩启德、裘法祖、王忠诚、吴孟超等18位院士联名支持疼痛医学建科。2007年，原国家卫生部明确提出我国二级以上医院成立一级临床科室“疼痛科”，专治慢性疼痛。中国至此才算真正有了疼痛科。
“虽然历史原因绝大多数疼痛科医生都是麻醉医生出身，但转入疼痛科以后，就要专心钻研疼痛医学，不然会力不从心。”杨东1997年从同济医学院毕业后，成为武汉协和医院麻醉科医生。1998年协和医院成立专职疼痛门诊，2008年增设疼痛病房，之后杨东主动请缨到疼痛门诊病房工作。
贾一帆以前也是一名麻醉医生。1998年，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设立疼痛门诊，一位腰椎疼痛的病人初次来看病时，被四个人抬着进门诊，贾一帆医生给他打了一针硬膜外麻醉。一周后，病人可以被搀扶着来看病，到第三周，病人就可以自己来复诊了。
他们都看到了作为疼痛医生的主动性：“为病人祛痛。”尽管从收入来讲，相较麻醉科，疼痛科医生收入少了1/3。但他们认为，疼痛科是以治疗慢性疼痛为主，以微创介入为核心技术的临床科室，医生可以运用各种医学手段为病人缓解疼痛，成就感和认同感都来得更加强烈。
疼痛科在夹缝中求生存
虽然疼痛科是中国最年轻的“临床科室”，只有13岁，但是市场需求逐年递增。由韩济生院士主编的《中国有了疼痛科》一书中提到，从2007年开设疼痛科到2017年，十年间，全国疼痛科就诊患者总数翻了9倍之多，由80万人次增长到794万人次，住院患者人数由6.1万人次增长到48.2万人次。
武大人民医院2018年有了疼痛科单独病区，当年44张病床全部住满；协和医院年门诊量1万多人次，2008年开始设疼痛病房，30张床位常年一床难求。贾一帆认为，市场需求背后折射的是人们健康观念的提升和对生活品质的更高追求。
“但不可否认的是，和国内发达地区相比，武汉疼痛学科的发展比较滞后，地位不高。‘疼痛是病，需要科学治疗’的观念也没有被普遍接受。”杨东医生说。资料显示，全国目前有6家医院的疼痛科是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分别是中日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分析原因，杨东认为部分因素是武汉的省部级医院投入力度偏低。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省部级医院中除了协和、武大人民医院、省中山医院、省中医医院设有疼痛病房，其他医院至今没有设立独立的疼痛科，也没有专门的疼痛病区。
反倒是武汉的非部属医院，比较重视疼痛科的发展。武汉市第四医院2006年就成立了疼痛科并设立疼痛病房，是武汉最早成立疼痛科的医院，现已成为省、市临床重点学科；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分别于2010年、2015年成立疼痛科，虽然成立时间不算早，但医院对科室的支持力度很大，在治疗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多位疼痛科医生认为，这样的局面是“差异化竞争”所致，但想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还是需要省部属医院“加强参与度”。“省部属医院参与度偏低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疼痛科的诊疗边界不明晰，不像其他临床科室有明确的核心疾病，无论是经济还是科研，都更容易出成果。”
1999年维也纳召开的第九届世界疼痛大会首次提出，“疼痛不仅仅是一种症状,也是一种疾病”，“免除疼痛是全人类的权利”。自那以后，人类对疼痛的认识和疼痛医疗有了极大的发展。“发展疼痛医学应以患者感受为出发点，而不是只盯着‘疾病’。疼痛学科和很多传统学科有交叉，只有取长补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杨东说。
（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首席记者王恺凝
来源： 武汉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