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说得就是一个常见的道理：因果关系。因为种的是瓜，所以得的是瓜；如果种的是豆，那么得的就是豆了。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不同的因，对应着不同的果。瓜这个因对应瓜这个果，豆这个因对应豆这个果。不会出现种瓜得豆或种豆得瓜的情形。
人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易经》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不善就是恶。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教化世人，被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其子孙后代及弟子后代多为名门望族，至今受人尊敬。秦始皇和李斯穷兵黩武、焚书坑儒，秦二世被*、三世身死国灭；李斯父子被腰斩灭族；二人为后世千古唾骂！正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例证。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曹操误*吕伯奢的恶行和口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恶言，落得陈宫对他的背弃和天下人骂他为奸雄的恶名。而他当初放行关羽投奔刘备的善举，换得后来华容道关羽对他义而释之的善报。曹魏代汉的举动，也正好成为后来司马代曹时理直气壮的效仿原因。正所谓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古往今来，开国皇帝修身养息、施行善政，能为子孙后代遗传几百年的江山基业。但子孙皇帝丧失德行，荒淫无道，民不聊生，慢慢就会把列祖先宗所累积的功德福报消耗殆尽，从而导致天下大乱，江山易主、朝代更替。
据媒体报道，英美两所大学的联合研究显示，“善恶有报”是有科学根据的。
统计发现，少年罪犯的身体虽然一开始比起同年龄段的守法少年要强壮一些，但当他们步入中年之后，健康状况就急速下降，生病和残障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出好多倍。这比较容易理解，可能跟他们的不良行为习惯与心理状态有关系。
科学家在神经化学领域的研究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当人心怀善念、积极思考时，人体内会分泌出令细胞健康的神经传导物质，免疫细胞也变的活跃，人的免疫系统就强健，人就不容易生病；而当人心存恶念、负面思考时，走的是相反的神经系统，即负向系统被激发启动，而正向系统被抑制住，身体机能的良性循环会被破坏，人就容易生病。所以善良正直的人往往更加健康长寿，而穷凶极恶的人往往更易生病甚至死于非命。
有一个故事更是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在19世纪末的苏格兰，有一位贫苦农夫叫弗莱明。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有一天他在干活时，忽然听到附近的泥沼地里有人呼救，原来，一个男孩陷了进去。眼看泥沼已淹到胸口，弗莱明立刻跳下去，奋力救起了男孩。
这时，一位绅士驾着华丽的马车赶了过来，正在焦急地寻找走失的儿子。得知是弗莱明救了儿子，这位绅士提出要用重金报答，却遭到弗莱明的拒绝。推让之际，一个农家少年忽然闯入绅士的视线。“这是你的儿子吗?”弗莱明点点头。绅士说：“既然你救了我的儿子，那也让我为你的儿子尽点力，请允许我资助他，让他接受教育吧。”弗莱明被绅士的诚意打动，答应了他的提议。
绅士非常讲信誉，一直资助这位农家少年，并将他送入圣玛利医学院。毕业后，这位少年成为英国著名的细菌学家——他就是亚历山大·弗莱明教授。
1928年，弗莱明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20年后普遍应用于临床医学，挽救了数以亿计病人的生命，他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他的同龄人、被自己父亲救起的那位绅士的儿子，也成长为著名的政治家——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二次大战期间， 已经当上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在出访非洲时，不幸患了肺炎(在当时肺炎属于绝症)，生命垂危。紧急时刻，弗莱明从英国赶来，用自己发明的青霉素治好了丘吉尔的病。
小时候，大家都看过或听过一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它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世纪60年代初编辑出版的一套青少年科普读物。50多年来，这套书先后出版了6个版本，累计发行量超过1亿册，是新中国几代青少年的科学启蒙读物，已经成为中国原创科普图书的第一品牌。它在传播知识、普及科学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影响几代青少年走上了热爱科学的道路。
《十万个为什么》的内容其实就是要为一切的结果寻找原因，或者说是为一切的现象理清因果关系。
就原因而言，任何原因都包含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即事物的内部矛盾，外因即事物之间的矛盾。它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同时需要，缺一不可，但两者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同的。具体地讲：
首先、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它是事物存在的基础，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内在本质。
其次、外因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第二位的原因。它能加速或延缓事物发展的进程，局部改变事物发展的面貌。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能否实现也会起决定性作用。
第三、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外因对事物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有时能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但不管外因的作用有多大，都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
比如说“万物生长靠太阳”，大树和小草的生长都离不开太阳。但是太阳只是它们生长的外因，自身的品种才是它们的内因。长成大树或小草，取决于它们的种子，树种才能长成大树，草种只能长成小草。再充足的太阳光线照射，也不可能让小草长成大树。而如果没有丝毫的光线照射，树种也难以长成大树。
这里，种子作为内因是第一位的，阳光作为外因是第二位的。如果没有种子，阳光再充足也不可能长出什么。月球上边也有太阳光线照射，却长不出任何生物。
就结果而言，人们追求结果、享受结果，可是对于结果却往往关注得不够、研究得不多。不像是对原因的分析那样，头头是道、清清楚楚。更多的是把结果和原因放到一起进行互动分析。
概括起来讲，原因和结果是对立、依存和转化的关系。
首先，原因和结果是相互对立的。在一个具体的因果联系中，原因就是原因，结果就是结果，二者不能混淆和颠倒。如果“倒因为果”或者“倒果为因”，就会歪曲事实，得出荒谬的结论。例如，侵略者的侵略引起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抗。侵略是原因，反抗是结果。如果颠倒因果，把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抗说成原因，把侵略者的侵略说成结果，就歪曲了战争的事实，就是十分荒谬的强盗逻辑。比如时下美国对中国及许多国家发动的贸易战，就充斥着许多颠倒因果的错误逻辑。
其次，原因和结果是相互依存的。原因相对于它所引起的结果，才是原因；同样，结果只有相对于引起它的原因，才成为结果。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没有“无果之因”；任何结果都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没有“无因之果”。例如，“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多行不义必自毙”，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原因必然引起结果、结果必然有其原因、原因和结果互相依存的道理。
第三，原因和结果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一个具体的因果联系中，原因和结果是严格区别的。但是，在事物因果联系的链条中，一种现象在一种联系中是原因，在另一种联系中则是结果，反过来也是一样。例如，在摩擦生热、热引起燃烧、燃烧引起爆炸的因果链条中，热是摩擦的结果，又是燃烧的原因，燃烧是热的结果，又是爆炸的原因。
人们对原因和结果关系原理的研究，形成了两种典型的因果观：
一种是绝对因果观——宿命论。宿命论认为，在人类诸多神秘变化的命运现象中存有一些定数，即人生的遭遇，包括生死祸福、贫富贵贱等一切事情都是由人无法控制的力量所操纵促成的。典型的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发达的永远发达、落后的永远落后等说法。宿命论反映的是绝对的因果关系，是一种消极的错误的因果观。
另一种是辩证因果观——革命论。革命，本义指变革天命，后词义扩大，泛指重大革新。古代认为天子受天命，更替朝代，谓之革命。最早见于《易经》："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论认为，人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力量加以认知和改变的。典型的如陈胜吴广起义时发出的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实践证明，不仅秦皇汉武这样的皇家子弟可以靠世袭当上皇帝，而刘邦朱元璋这样的平民百姓也可以通过闹革命当上皇帝。革命论反映的是相对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积极的正确的因果观。
原因和结果是辩证法的重要范畴。明晰它们的准确含义和辩证关系，能够认清事物或现象发生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找出矛盾与问题的根本症结，从而找到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根本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