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周瓢饮话圣贤
一块粗砺的黄沙石头上，镌刻了四个古老的金文篆字，在古代秀才们的眼中，没有听说有任何异议。即使在历朝历代编修的《平定州志》中，也未听说对此四字有不同的解读。突然有一天，这块历经岁月沧桑几千年的顽石，竟然第一次遇见欺世盗名者，在这块石头的上方，又不伦不类地刻上了“傅山题，xxx镌”的字样。从此，这四个字就进入了黑暗的深渊，被人们解读的啼笑皆非。有不识字的，有望文生义的，有触景生情的，有莫衷一是的，还有模棱三可的，站在“文献名邦”大牌坊下面，我真是脸红的厉害。这么一块神圣的山水文化圣地，怎么可以这样肆意糟蹋蓄意践踏恶意踩踏呢？这可是我们的文化瑰宝啊！
傅山来过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傅山也来过冠山，而且傅山在崇古冠山书院步乔宇诗韵还写过《冠山雨中三章》。但是，走遍冠山，也看不到傅青主的诗碑，倒是有他儿子傅眉所题写的一首诗，刻在冠山书院外面的大陂陀石头上。就凭傅眉有题诗在冠山上，稍有儒学常识的人，就可以判断出此处绝无傅山题刻。傅眉是读书人，再有才华，也不至于在自己父亲的题刻旁边留下墨宝，任世人评头论足，比攀高下。何况无论高低，都有不孝之子的大逆不道之嫌。那这“丰周瓢饮”四个字是怎么来的？难道不是出自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傅青主傅山吗？绝不是。
蹊跷的事情很多：乾隆版《平定州志·山川》载：“冠山，在州西南八里，状如冠，故名。山麓有资福寺，上有元中书左丞吕公书院。明知府孙杰高岭书院，仅存废址及古松一百三十株，山椒有孔子洞，一石琢成。”然后罗列乔宇记略文，并载“冠山两废书院，左右皆前贤题勒石迹。”从金代状元杨云翼，到明嘉靖时山西参政、前提学副使陈棐，到傅眉五言古诗一章，均详细收录，并无“丰周瓢饮”石刻记录。
但是，到了光绪版《平定州志·山川》中，除将乾隆版冠山条目下的内容如数抄录之外，又有新增内容：“按：冠山胜迹甚多，旧志未经备载，今择其要者约略补入。资福寺东偏院，旧为书屋，直隶总督那彦成题额，曰槐音书院。寺北有子孙圣母殿，求子者往往有应。西南隅有水一泓，深广不盈数尺，味甘冽，冬夏不涸，居山者皆取汲于此。旁有石，太原傅山篆书‘丰周瓢饮’四字，语本《水经注》。”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丰周瓢饮”。
从州志所记传递的信息来看，“丰周瓢饮”刻石在光绪版修志之前就有，而且是傅山篆书。那为什么乾隆版州志不载呢？而且不仅不载傅山题刻，却要清楚明白地记录傅山之子傅眉题诗，难道是因为傅山反清复明的身份，在乾隆年间依然敏感，不便提及吗？那明朝灭亡都一百多年了，傅山进京都拜见过康熙皇帝了，连康熙皇帝对傅山先生都心存一分敬意，修州志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性地漏掉傅山篆书呢？恐怕不这么简单。
倒是州志所指“丰周瓢饮”语出《水经注》，让我们看到了这四字背后的雾里乾坤。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四》中写道：“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县西北梁山，东南流，横溪水注之。水出三累山，其山层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按《尔雅》，山三成为昆仑邱，斯山岂亦昆仑邱乎？山下水际有二石室，盖隐者之故居矣。细水东流，注于崌谷。侧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两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结牖，连扃接闼，所谓石室相距也。东厢石上，犹传杵臼之迹。庭中亦有旧宇处，尚仿佛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丰周瓢饮，似是栖游隐学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而无以辨之。”
这是1500年前的著作，郦道元是地理学家，也是散文家，他也只是将“三累山”“北坎室”上的“微涓石溜”“丰周瓢饮”照实记录下来，也未敢据为己有。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历史文献著作中“丰周瓢饮”最早的出处。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三累山上有丰周瓢饮，冠山上也有丰周瓢饮。既然“丰周瓢饮”石刻在世界上是唯一的，那么，这冠山就是北魏时期所叫的“三累山”。
三累山上有石室，冠山上也有石室。冠山就是由三个平台组成的一座山，而且第二平台称之为“瀛洲”，现在还有“登瀛”石坊。最高的第三平台称之为“蓬莱”，现在还有山泉池以及醒目的“小蓬莱”摩崖石刻。而最下方的第一平台面积最大，由资福寺和槐音书院组成，有寺必有方丈，那这第一平台就应该称之为“方丈”。这不就是活脱脱远古时期的三座仙山依次排列在这里吗？古人把冠山称之为“三累山”，真是恰如其分，名副其实。
三累山是“栖游隐学之所”，而冠山至今都以其书院自豪。有丰周瓢饮作证，有《水经注》佐证，冠山终于可以向世人展示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真容面目与登峰造极之地位了。
1500年前就有的“丰周瓢饮”镌刻，即使郦道元没有亲眼看到，至少郦道元是知道的。在郦道元1200年之后的大学者傅山先生怎么会将此盛典窃为己有呢？至少是“傅山录”或“傅山书”才对，而不能是“傅山题”呀。傅山是诗文大家，真要在此名山题写，也绝不拾人牙慧。傅山是有骨气的文坛北主，即使是抄录，也一定会如实标明，而绝不会干出如此剽窃不堪之龌龊事。何况傅山先生也是大书法家，这不伦不类的落款格式不会贻笑大方吗？那有先写自己的名讳而再书正文的道理？傅山有傲骨，也绝不会傲慢到如此寡廉鲜耻的地步吧？所以，“丰周瓢饮”绝不出自傅山，也更不是傅山所题。
这“丰周瓢饮”四字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连郦道元都不清楚作者是谁，只是怀疑与孔子学生卜子夏有关。古人的怀疑，往往是有依据的，绝不会凭空捏造，郦道元也不例外。卜子夏“教授西河”，这是历史上文名远播的重大事件，也是“河汾学派”的源头活水，郦道元的怀疑绝不是空穴来风。在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卜子夏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而卜子夏是山西人，是继承孔子儒学并为后来的广泛传播起过不可替代作用的人。
孔子是周礼的极力维护者，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的思想是：周礼借鉴了夏礼和殷礼，并在夏礼与殷礼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而建立起来的，这三代之礼是多么丰富完备啊！我愿意遵从周礼。
周礼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也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初大思想家贾谊在《新书·礼容语》中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而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难怪著名史学家夏曾佑曾这样评价周礼的缔造者周公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
而面对集三代之礼之大成的周礼这个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汪洋大海来说，教授西河的子夏及其弟子们，恐怕能做到“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就很不错了。华夏古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至今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几千年来，穷经皓首的知识分子们，终其一生，也只是学一个皮毛，能得其精髓并有其建树者并不多。求学者既要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也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献身精神，更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应该就是“丰周瓢饮”的本意，说明这四个字与春秋儒学有极大的关系。既然郦道元认为与卜子夏教授西河有关，那么，其非出自卜子夏，就出自卜子夏的门徒，创作者虽然不能确定，但由来已久是确凿无疑的。
如果这“丰周瓢饮”出自傅山，郦道元就绝不可能看到。既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说看见过“丰周瓢饮”，那么，傅山所题就纯属子虚乌有。你也可以说傅山先生饱读诗书，应该在《水经注》当中读过“丰周瓢饮”，然后在登冠山的时候，将“丰周瓢饮”书写在了冠山介石之上，这也是情理之中之事。可问题是在傅山之前1200余年的郦道元见过“丰周瓢饮”，那就只能说明傅山所题是假，我们今天看到的“丰周瓢饮”与1500年前郦道元所看到的“丰周瓢饮”乃是同一石刻。因此“丰周瓢饮”石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何其有幸，这极有可能是两千年前的国宝级绝世文物。
丰周瓢饮，这绝对是作者的一种文学创作，也是一种思想流露。其既不是拾人牙慧的书法卖弄，更不是鹦鹉学舌的学识炫耀。如果是傅山所题写，那就只有一种创造撞车的巧合，也应归之于抄袭行列。即便是傅山所书写，郦道元是绝对看不到的，哪怎么可能出现在他的著作中呢？唯一的解释是“丰周瓢饮”石刻古已有之。既然都不出自郦道元之手，当郦道元看到都怀疑与卜子夏教授西河有关，那么傅山所题就绝对是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了。
这冠山上的“丰周瓢饮”绝不那么简单，至少不是凭空而来，也更不是沽名钓誉者的捏造杜撰，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山上的一处古老典藏，至于古老到什么程度？恐非人们所能想象。至于其凝结着什么文化情结，恐怕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即使管中窥豹，也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冠山书院张佩芳
苗蕃，是平定人，是明代天启四年（1624）的举人，曾任江西南城县知县。苗蕃原来居住在平定城珠市巷，后迁居泊里村，苗蕃的足迹踏遍了古州的山山水水，留下来许多精美的诗文。这一天，他从泊里村出发，到冠山一游，写下了《自瀑房游冠山》一诗：
考槃薖隐硕之宽，一带朝烟策蹇看。
东涧飞泉鸣瀑布，西山耸峙象峨冠。
愿言渔父才新沐，莫误儒身好自弹。
高饮明霞归去晚，碧涛楼下倚阑干。
骑一头小毛驴，一路流瀑飞泉，鸟语花香，溪水潺潺，满目风光。这诗人笔下的“西山耸峙象峨冠”，就是向往已久的冠山。
走进巍峨的冠山大牌楼，映入眼帘的就是秀美冠山。
这是冠山第一个平台。虽然有宏伟庄严的资福寺庙宇与古戏台，但不可忽视的槐音书院以其更加古朴典雅而耐人寻味，虽然这是一所我从未看见开门迎客的景点，但是，书院大门墙壁上镶嵌的“槐音书院”石匾，始终让我对此书院抱有极大的好奇。书院背后的千年金柏，粗壮高大，向人们宣示着古老。我环顾四周，并没有找到一棵像样的槐树，甚至连槐树的影子也看不到，何故要命名为槐音呢？
据介绍，槐音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是郡人张佩芳任寿州时，与多人募资，而在冠山资福寺东面修建的。起初欲名“梵宇书院”，但因院内有古槐参天，浓荫盖地，山风至时，似有丝竹音，直隶总督那彦成于是就题额为“槐音书院”。原来如此。于是，自好之士，习静之儒，避俗世之喧嚣；本地外乡，好学之徒，取灵山之幽静。接踵而来，饱学而去，蟾宫折桂，科名琨曜，甚是驰名。亦称之为下书院。现在的槐音书院门口镶嵌的石刻上写着：“槐音书院，创建于清代乾隆年间。”
但是，我在赐进士出身，原任安徽直隶州泗州知州张佩芳撰并书的《重修冠山资福寺记》碑文中，却根本没有看到他建什么槐音书院，甚至都没有修缮过这个书院，倒是看到了这个大知识分子的一片苦心与无奈。碑文载：
山在州城西南八里，有元左丞吕思诚冠山书院、明州人孙杰高岭书院。寺在山之左麓，建于元至顺间，书院久俱废，而寺独存。其左有屋三区，州人士率读书于此。
余为诸生时亦寓焉。既成进士，复授徒一年余，山之上下松石间，无不至者。而冠山书院，当山之腹，登此，城廓楼堞，历历在目，号为最胜。州志载：为思诚父祖读书处，有宣圣燕居殿、会经堂、德本、行源二斋，遗址尚存。
暇日，僧兴喜询余曰：“兹寺重修屡矣，今浸圮，奈何？”余姑应之曰：“俟他日，为子谋之。”越十余载未当。
乾隆四十一年，余知寿州，兴喜偕其侣至，裒百六十余金予之。且嘱曰：“若口不能画，此留为冠山书院之费，更募诸当读书于此者共成之，此吾志也。”兴喜唯诺去。
又六年，余由泗州归。
明年，余率儿辈游焉。值喜他出，未知其于寺若何，而书院废如故。椿石上，有亭巍然，盖曩之所无者，州人某等之所为作也。徘徊久之，既以书院事告诸同人，应者颇少，无何余亦力不暇矣。后又闻亭之上增筑文昌阁、吕纯阳洞，口观其美，而书院至今未有及之者。
今年春，兴喜来徽余又曰：“喜，老且病。君前所输，与众公募捐者，画用之寺。凡重修关帝庙、罗汉殿瓦房十七间，筑石洞四，筑建砖坊一，围墙若干丈。今不书，恐后益不知其费所出。”
余性不好浮屠，每入寺，未当展礼。而若然者，徒以一言之诺而已。第其不惮往返数十里，既得所为于彼，而遂不复顾吾所欲为者于此。以事言之，轻重未免失宜；自徒言之，则可谓知崇其教者矣。
用是记其巅末。自如此山为一州之望，文人学士之所奔，而书院乃乡贤遗迹，非仅是台榭游观也。其终不复已乎，此余之所愧，而不能无望于后人之也夫。
这是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四月吉日所立。从碑文中可知，张佩芳从小就在冠山槐音书院住宿读书。读书之时，吕左丞父祖读书的冠山书院早已废圮。当时，这槐音书院就紧靠资福寺东墙，这是只有三间屋子的一个小院，平定州的学子们大都在这里读书。
张佩芳（1732—1793），初名汝芳，字荪圃，亦字公路，号卜山。平定城里人，后迁居大阳泉村。幼孤贫，由其祖父抚养成人。七岁读经，旁及子、史，手不释卷，能过目成诵。乾隆二十年（1755）中举，第二年中进士。后历任安徽歙县、合肥县令，寿州、泗州知州。政声颇美，流誉传扬。
曾以一句诗“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而留名千古的一代诗人黄景仁，是安徽正阳书院山长，他在《寿州赠知州张荪圃》一诗中这样评说张佩芳：
山右文章举世推，滨江桃李遍新栽。
知公独有千秋意，造士皆成一代才。
大雅扶轮归老辈，小山承盖属舆台。
自惭漂泊淮南客，又款侯门得得来。
张佩芳不仅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而且知识广泛，学问渊博，通晓天文地理，熟稔制度沿革，精于考据，喜好藏书。从政余暇，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很多珍贵文化遗产。
张佩芳是清代乾隆年间平定州的名人，不仅政声好，而且学问也好，为乾隆版《平定州志》写序，《州志》还收录了张佩芳的许多诗文。张佩芳的德才学识，深深地影响了平定古州的后来学子。知恩图报，从古以来就是中国读书人之美德，张佩芳也不例外。在冠山读书的时候，就有志向重振冠山文风，重修冠山书院。
然而，一介书生，怎么可能靠一己之力完成这样的宏愿呢？考取进士之后，张佩芳在冠山槐音书院授徒一年。期间，资福寺僧人曾与张佩芳聊起维修寺院一事，张佩芳不假思索地答应道：等我有出头之日、发达之时，我一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然后，他出任安徽歙县县令，又出任合肥县令，再升任寿州知州。从25岁离开冠山去赴任，到如今已经46岁了。二十一年过去，岁月流逝，人之相貌会变，人之印象也会模糊，但是你曾经的允诺，往往在别人的记忆中，会越来越清晰起来。这一天，冠山资福寺僧人兴喜，竟然不期而至，如从天而降，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张佩芳面前。
有言在先，贫僧来之后。一诺千金，贫僧践前约。这兴喜也是一个信念执著的信徒。张佩芳不能失信，更不能食言。给兴喜拿出来一百六十余金，并一再叮嘱：这点钱要维修资福寺和冠山书院，肯定捉襟见肘不够用，你可以再向冠山学子们筹措一些。如果筹不到更多的资金，就一定要把我给你的这个钱先用来维修冠山书院为好，切记切记。
读书人的毛病就是容易信任别人，其实就是太善良。殊不知饱读经书的大儒张佩芳，不经意间就干了一件托狼护羊的傻事。六年之后，张佩芳从泗州知州任上告老还乡，荣归故里。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张佩芳率儿孙辈一干人马来冠山游览，这是他阔别近三十年的冠山，是他魂牵梦绕的冠山书院，他是多么希望在自己的眼前展现出一座巍峨古朴的冠山书院啊。甚至可以想象，在家里，在路上，他和随行的亲人们是怎么憧憬心目中的冠山书院，是怎么告慰以元左丞吕思诚为代表的古代先贤，是怎么高谈阔论平定学子未来的辉煌，想想当时的张佩芳那是踌躇满志满脸洋溢着喜悦的心情和无比的自豪啊。
然而，出现在张佩芳眼前的情景，却让他吞下了一枚苦果，哑巴吃黄连——苦口难言。
冠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三十年了，冠山书院颓废如旧，依然如故。资福寺焕然一新，从前没有的，现在又添了椿石上的亭子，以及文昌阁、吕纯阳洞等。僧人兴喜也没有见到，张佩芳应该是在无限悲哀与失望中离开冠山的。
回来之后，他还有心与同仁们一道，再筹措经费继续重修冠山书院。然而，应者寥寥，张佩芳终归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竟不了了之。
八年之后，即乾隆五十六年（1791）春天，那个资福寺僧人兴喜，又突然来到张佩芳面前，这真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是吃准了张佩芳人性的人，也拿住了张佩芳这个大知识分子的软肋，太相信别人，太善良，太替人着想。
就一句“喜，老且病。”大概就让张佩芳所有的怒气和怨言烟消云散了。老僧倒是不打诳语，如实道来，他用张佩芳给的资金全部用于资福寺的修缮了，这次来见你，不是要钱，而是你张佩芳这么大的功德，必须勒石铭记，否则湮没无闻，人鬼不知了。
这是来要张佩芳撰写碑文，记录功德。我不知道张佩芳是如何答应的，又是如何写下这一篇碑文的。他只是感叹道：我就是一介书生，是一个文人，我一辈子不好浮屠，不喜佛事，甚至也不拜佛。可谁曾想到我这样一个不念佛的书生，竟然捐一大笔钱全部用于寺院修缮，这真是天大的讽刺，那不是我的心愿。
不管后来者怎么看待这件事，我张佩芳还是要告诉后来人：这冠山“为一州之望，文人学士之所奔凑，而书院乃乡贤遗迹，非仅是台榭游观也。”冠山的魂是书院，冠山的根是人文，冠山是文人的家园，冠山是学者的乐园，总有一天，冠山书院还会有人来重修，这是冠山斩不断的根脉。
由此可知，今人所传之冠山槐音书院是张佩芳所建，纯属子虚乌有，以讹传讹而已。张佩芳来念书的时候，就在槐音书院里，废毁的是吕思诚冠山书院。张佩芳一辈子就想在冠山重修吕公书院而不能，不仅不能，所捐资费也全部挪作他用。不说了，说起来全都是泪。
我严重怀疑兴喜第一次来，是问张佩芳要钱的。这第二次来，简直就是向张佩芳讨命的。两年之后，即乾隆五十八年（1793），张佩芳病逝，享年62岁。
槐音书院功德高
回过头来看，槐音书院绝不是1736年所建，也绝不是张佩芳所建。一个1732年出生的人，1736年才五岁，怎么可能去建书院呢？从小就在槐音书院读书的张佩芳，恰恰能证明这槐音书院是一座古老的书院，至少在张佩芳来读书之前就已存在了。
从张佩芳在此读书，到在此教授学生来看，当时的槐音书院应该尚好，因为“其左有屋三区，州人士率读书于此。”可见这槐音书院一直是古州学子读书的地方。张佩芳一心想重建修缮的应该是冠山书院，因为那书院已经是久废了。
书生着急的事情，众人往往不急。读书明理之事，往往又没有吃饭要紧。张佩芳去世十年之后，资福寺又迎来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大变化。
从清嘉庆九年（1804）冠山资福寺所立《重修资福寺真武庙碑记》来看，资福寺今天的格局，就是在这次修缮中奠定的。碑文载：
“州城八里许，有冠山巍巍峨峨，其状如高冠耸峙，独秀群山之上。名公讵乡，或咏或记，勒诸顼珉者，不胜枚举。元遗山韵‘冠山移得近城头’，洵一州之胜境也。
山旧有真武庙、资福寺，未知创自何代。故老相传，系十乡村人所建。祈福祷雨，无不响应。每逢四月八日，佛祖圣诞，十村献戏演会，由来久矣。
但真武庙颓废无存，止留地址。资福寺大殿以及口圣母灵宫、两廊诸禅佛殿、山门四口殿损坏者甚多。左有僧院南房三间，高楼一座。后院有庭房三处，前后数十间，围墙数十丈，俱经风雨剥蚀，日就倾圮。余与居邻唐公府、史公宽每同登山，观此景象，急欲修理，第工程浩大，一二艰成，心常抱歉。
岁在庚申闰四月，旱甚。余与唐、史二公纠十村人众，贤集于寺，呼号祈雨。翼日，甘霖普降，感应之速，未有过于此者。五月朔，十村人等集佛前拜谢。
余等与宋家庄李公口、余公成，后沟村刘公大运、李公江安，聂家庄村王公标、王公凤鸣，冶西村文公文运、霍公口勋、霍公刚，庙沟村闫公宏、白公举，苇池村王公得有、张公入修、潘公和，上义村王公致金，河头村、杨家沟、上庄村人等，同寺僧公议修理，人心莫不踊跃。徒事因禀请州尊，劝捐十村，募及四方，各施善资，以襄盛事，共捐捌百余金。
真武庙改建无梁大殿，费资四百余。资福寺损坏处，即次补修。新建钟鼓楼二座，山门左右各开便门。体制口宅，局势开厂，费资三百余金。
今已告竣，以志颠末。”
资福寺原来非常古老，古老到“未知创自何代”。但是，这庙确是冠山周围十村民众所建，也不会假。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关系的千家万户吃饭穿衣的头等大事，拜佛唱戏过庙会，这是时至今日都盛行于平定古州村村寨寨的民俗文化，那是骨子里的期盼，声势浩大。
众人拾柴火焰高。十村民众的力量，毕竟不能小觑。这次修复后的资福寺，富丽堂皇，规模也是相当壮观。但从碑文传递的信息来看，这里最古老的是真武庙和资福寺，以前并无钟鼓二楼，是这次新建的。
真武庙，应该供奉真武大帝才对。而真武大帝，又称玄武皇帝，是老子的化身。这显然是道家的道场才说得通。而这“圣母灵宫”，也应该是“天仙圣母宫”才对，那是古老的碧霞元君祠，最早在鲁阳曲阜城。这都与得道成仙的道家有关，可通过十村民众与寺僧公议，这里却越来越靠近佛祖。
冠山，给人的感觉是读书人的家园，应是儒者场所。而从最古老供奉者来看，应该是道家修炼宝地。然而，民众却一直朝佛祖圣地打造，儒释道在此，就这么拧巴。你要说文化，儒者至尊；你要讲心境，道家至高；你要讲眼界，释迦最远。这真是一个烧脑的所在，抉择也许就是最初推开的那扇门。
张佩芳推开的是儒者之门，所以一生对冠山书院耿耿于怀。他从冠山槐音书院走来，又从冠山槐音书院门口走去。其实，冠山槐音书院的创建，与张佩芳毫无关系。即便是槐音书院的修缮，也是张佩芳去世之后多年的事了。
在道光四年（1824）张蒲璧所立碑文《冠山槐音书院记》中，也再次印证了此事。碑文载：
冠山，在州城西南八里许。古松百余株，苍翠秀拔，烟云缭绕，怪石㟏岈，题镌古劲，游人称胜境焉。
前贤构书院其中，元左丞吕思诚冠山书院，即孙公子裕重修，更名崇古冠山书院者是也。明太守孙杰高岭书院，即今山南镌夫子洞是也。至佛寺左，有屋三区，近人率多读书于此，余湫隘，不可居。张君佩芳任寿州时，衮金百数十，付僧拟修，而僧复移修梵宇，书院亦不果修也。
庚辰岁，荆君绶、任君质淳、耿君以德、孙君毓芝、张君观藜、曹君荫树、李君士英、张君锦标、武君彭令暨侄辈钱冶西，同心协力，募资改修，易湫而竣，扩隘为宏。正面甃石作三洞，东西相向，屋四楹，对面廊三楹，勒碑其中，阶前植药栏，坊外布竹，砌巽方，辟门户。院中古槐参天，山风时至，疑有丝竹音，因颜其额曰“槐音书院”。匾联随方置宜，较前为整洁焉。
夫书院培养人文之薮也，其制肇于宋。初，学校未立，故盛行于时。及学制大行，而书院亦未尝罢废。我朝重熙累洽，文教丕兴，部咨天下，以书院名入告，大使礼聘前辈，名宿荐作山长，使诸生瓣香相奉，所以化其一方一隅之见，由此兴文学，成通儒也。
平定在城书院，创名榆关，入告以嘉山大庚。相国戴文正公督学时，更名冠山，题留匾额在院。肄业诸生，常多至百数十人，每科名丽桂籍者，珠联星曜，不下数人，可谓盛矣。
然养蒙育后，以待天下之用，其地虽多不在，今“槐音书院”与“崇古书院”翼然相向。或有自好之士，习静之儒，避城市喧嚣，负笈来游，把臂入林，接踵而振发，如前明乔白岩、延慕竹诸君子，将以继前贤之迹，而鸣国家之盛，则兹之出力出资以谋兴修者，目睹成效矣，岂不与在城“冠山书院”互发其光华哉？
是役也，经始于嘉庆一十五年四月，落成于道光四年二月，所募金六百五十余两，不敷用，工作忽兴忽止。王君光国闻之，独立输金二百，始得告竣。
夫乐善好施，用助作人、雅化达人之事也。记其颠末于此，吾于后之继起增修者，有厚望焉。
道光四年（1824）岁次甲申二月谷旦立
由此碑文可知，槐音书院可能更为古老，“夫书院培养人文之薮也，其制肇于宋初。”既然宋朝初期肇立书院制度，平定古州是文献名邦，不可能无动于衷，在此创立书院大潮中，槐音书院应运而生，也在情理之中。“至佛寺左，有屋三区，近人率多读书于此”，这佛寺东边的槐音书院，确实一直是古州学子读书的地方，也可知元代吕思诚父祖们，明代乔宇，清代张佩芳、张穆以及近代才女石评梅，原来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槐音书院，功德无量。
此次槐音书院维修，是张佩芳的族侄张观藜及荊绶等平定士绅协力募资，从嘉庆十五年（1810）开始，到道光四年（1824）完成，历时15年，前后花费八百五十余两。这样看来，张佩芳当年所捐资费，寺僧确实是挪作他用了。但是，仅仅用这区区百余金就要重建冠山书院，大概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一不做，二不休，兴喜干脆全部用于资福寺维修了。
张佩芳梦寐以求的冠山书院，来龙去脉究竟是什么？这还需要仔细梳理。
冠山书院惟崇古
绕过资福寺，就能看见迎面的瓢饮亭，“丰周瓢饮”的镌刻巨石几乎占满了整个亭台。据说这刻石本不在此处，而在亭与资福寺之间的右手空地山沟处，这里原来有溪流，现在还有一座龙王庙，一口井，一个小水池。井里还有水，而水池子是干涸的。这位置应该就是郦道元笔下的崌谷，侧溪没有了，山南的西、北二石室也都没有了，这隐者与游学者之故居也早已荡然无存。“微涓石溜”不知所终，只留下“丰周瓢饮”刻石，也挪离了原来的位置。用蓝砖和青石铺出来的地面，干净整洁，西、北山体也砌起了石墙，只是那不大的龙王庙显然是盖在了一块平整的沙石上边，感觉很奇怪，也许这正说明当年的石室与此处的小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站在这崌谷新修的石桥上面，估量着当年西二石室与北二石室的方位，应该绰绰有余。如果把龙王庙看成是当初的一方石室，左右各拥一方石刻，而且与山体完全可以融为一体，完全可以天衣无缝，我扭头仰望亭中的“丰周瓢饮”刻石，再扭回头来看看龙王庙的两边空地，仍然仿佛可以看到那涓涓细流不断流淌，仿佛能够听见石室当中传来的诵读声，仿佛冠山的天光云影和钟灵毓秀均能凝结成智慧，幻化出力量，这绝对是让人醍醐灌顶、脱胎换骨的好地方，我在这里凝视了很久很久。
从瓢饮亭拾阶而上，曲折前行，仰望“文献名邦”大牌坊而过，穿一片浓密的松林，钻一棵死而不朽的千年古松，横踞羊肠，偃蹇不逊。松涛在耳畔翻滚，似千军万马排山倒海而来。鸟鸣婉转，浓荫蔽日。
当明代苗蕃走到这里的时候，禁不住对《冠山古松》倾倒，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冠山绝顶入云烟，五百苍松莫计年。
风动涛声如吼瀑，雨来鳞爪欲参天。
大夫树树堪题赠，羽客翩翩好伴眠。
漫说徂徕新甫盛，斯游每似挟飞仙。
每每走进这片松林的时候，都能感受那涛声依旧，物是人非的光阴故事。抬望眼，崇古冠山书院就在眼前，这是冠山的第二个平台。
崇古冠山书院，创建年代不详。宋宣和年间已建，初名冠山精舍。后由于元代，中书左丞吕思诚父祖数世在此读书，就在冠山精舍的基础上，扩建为吕公书院，亦称冠山书院，成为山西当时赫赫有名的最大书院。
有一块清代嘉庆二十一年石碑，现存于冠山书院崇古洞内，由当年的郡庠生、已75岁高龄的王世珍老人撰文的《重修崇古冠山书院碑记》载：
“昔汉文翁设教成都，而学校星布于天下，然犹未有书院之名也。
自南唐时，白鹿洞扩学馆，宋太宗诏赐《九经》。唐元和间，衡州民李宽建石鼓书院，宋初赐额。真宗时，应天府民曹诚造舍百余间，赐额应天书院；又赐岳麓书院额，此宋初四书院。载在《文献通考》者，理宗朝建置尤夥。其以山水为名者，苏州之鹤山书院，绍兴之嵇山书院，衢州之柯山书院，道州之濂溪书院，指不胜屈矣。
迨元世祖设山长，又设学直，以掌钱谷。凡生徒之肄业者，守令荐举之，台宪考核之，人才辈出焉。厥后踵事增华，若龟山书院之在常州，齐山书院之在池州，尼山书院之在曲阜，又较著者也。而太原，惟冠山书院显于当时。
志载：左丞吕公奏请赐额，又赐书万卷，其称盛也固宜。明嘉靖间，天下书院悉废，冠山独未遭撤毁。然自汪公藻督州重修后，迄今二百余载，风雨摧残，旧址荡然无存，州人士屡思振兴，有志未逮也。嘉庆丙寅（1806年），奉直大夫孙公裕起而新之，及丁卯（1807）秋落成。适值吾州获隽者十五人，谓非兹山之灵有以启之欤？
珍垂老矣！不获与诸同志歌咏于斯，然窃为后贤深望者，敦实学，励实行，毋蹈纯尚虚声之诮。用是略考书院本末，俾承学者知我国家文教覃敷讲学之地，视前代有加，而冠山书院在吾州为最古。
孙公复兴之意，既堪媲美于前人，而名贤之蔚起，亦企如鹿洞、鹤山、龟山之盛。乃仰副圣天子作人之雅化，其他规制之坚朴，经营之勤劳，则有梅韵白君文，兹不赘录云。
大清嘉庆二十一年岁次丙子（1816）蒲月谷旦”
王世珍的这篇碑文非常独特。几乎没有讲重修冠山崇古书院的过程，而是简洁地梳理了一下中国古代书院的发展脉络，很是珍贵。汉朝尚无书院，文翁成都设教，石室办学，历来被看成是中国民间办学的首创，两千年来，成都石室中学依然存在，人才辈出，灿若星空。
宋代书院兴起，但重心南移。到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设山长，书院渐兴，而冠山书院显名于世。令人深思的是冠山书院为元朝皇帝赐额，并赐书万卷。凭什么？就因为这是吕思诚父祖读书处吗？恐怕不那么简单。天下宰相多了去了，但由皇帝为其书院赐名者，黄河以北大概不可多得。三晋大地，冠山为独有。
孙裕主导的这次修缮，是从嘉庆丙寅年（1806）开始的，丁卯年（1807）秋天就完成了，工程进展非常顺利。可是，为什么王世珍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五月才立碑纪念呢？是重修后的九年了，你不觉得迟了点吗？
原来是嘉庆十二年（1807）丁卯科乡试，平定举子15名登榜，其中李绳宗获全省第一，中了“解元”，名动省城，享誉三晋。平定知州吴安祖为表彰取得的辉煌成绩，在黑砂岭长坂坡古道上营造了一座气势雄伟、显赫壮观的“科名坊”红牌楼，题“科名焜耀无双地，冠盖冲繁第一州”楹联，并将平定古州誉为“文献名邦”。
这是古州的标志性事件，是古州的纪念，更是古州的呐喊。文献名邦，不是一次考试能担当得起的，那是对古州过去的感慨，也是对古州未来的期盼。文献名邦，何其厚重啊！那里面应该全部都是文化宝藏啊！
这是古州的感慨，也是王世珍的感慨。有感而发，于是才有了王世珍这迟来的碑记。这是王世珍的欣慰，应该说也是张佩芳的欣慰。张佩芳生前坚信自有后来人，冠山书院定会焕然一新，重振雄风。如今，孙裕不仅主持重建了冠山崇古书院，而且古州学子再创辉煌，这是何等欣慰的大事好事啊！先生可以安息了。
看到冠山书院，就让我想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其实，这冠山书院不独平定有，不能说冠山书院遍天下，但至少可以说天南地北到处有。北京延庆有冠山书院，是清代乾隆年间所建。广东汕头澄海有冠山书院，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明朝所建，而其书院那副著名的对联：“礼门辟冠山，亦步亦趋追鹿洞；道岸登澄水，为高为美溯杏坛。”倒是看出一些渊源。至少我们看到平定冠山书院不是复制来的，而且比其他冠山书院要早的多。如果说复制的话，平定早在金代就把冠山书院复制到上城州治所在地了。
从澄海冠山书院“亦步亦趋追鹿洞”来看，那应该叫澄海白鹿洞书院才对，可为什么偏偏要称冠山书院呢？莫非这“冠山”，在古人心目中一直是天下书院的代名词吗？冠山书院是天下最古老、最早的书院吗？冠山一如“杏坛”那样，二者可以相提并论吗？如今，不仅中国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有冠山中学，在韩国京畿道安山市也有冠山中学，这问题就很严重了。
冠山遍天下，这是事实。在古代，陕西有，贵州有，四川有，杭州有，珠海也有。在当今，中国有，韩国也有。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山东临沭也有，而且是很有规模的一大4A级旅游景区。孔圣人不是就在山东吗？尼山书院不是就在曲阜吗？再不济也不应该称冠山才是呀。可为什么偏偏要在孔圣人门前叫冠山呢？这不就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给谁难看，还是自讨没趣呢？还是只要长得稍微有一点冠冕样子，就都可以统称之为冠山呢？有点创意好不好？这就不仅仅是“亦步亦趋”，简直有点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了。有趣的“冠山现象”，简直就是中国古代一大文化奇观，也是一大教育谜题，不能不发人深思。
冠山是古老的，“冠山现象”也非常古老。由前秦氐族人苻朗撰写的《符子》一书中，有一篇寓言耐人寻味，说：“东海有鳌焉，冠蓬莱而浮游于沧海。腾跃而上，则千云之峰类迈于群岳；沉没而下，则隐天之丘潜蟜于重川。有蚳蚁闻而悦之，与群蚁相要乎海畔，欲观鳌焉。月余日，鳌潜未出，群蚁将反。遇长风激浪，崇涛万仞，海水沸地，雷震。群蚁曰：‘杆将鳌之作也。’数日，风止雷默，海中隐如岳。群蚁曰：‘彼之冠山，何异我之戴粒？逍摇封壤之颠，伏乎窟穴也。’”这就是成语“冠山戴粒”的出处，意思就是你把山当帽子，我用头顶米粒。形容大小虽异，但各适其适。这似乎能很好地解释冠山现象，也是因冠山而产生的一个成语。
但是，如果你读过班固名作《西都赋》的话，应该记得“据坤灵之正位，仿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这样的名句，可以感觉到冠山乃古中国西都境内必不可少的标配，后来成为历朝建造都城必选的地标性景观，这也许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平定冠山。
然而，崇古冠山书院的真容，我们还是没有看到。看到了，还需要仔仔细细去欣赏。
平生仰止是冠山
当我来到冠山上的第二个平台时，冠山上已经没有冠山书院了，这是崇古冠山书院。
据院内的石刻介绍来看，元代吕思诚所建冠山书院肯定早已沦为废墟了。冠山书院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重修后，更名为名贤书院。现存建筑为清嘉庆十一年（1806）奉直大夫孙裕重建。为别于当时平定城内的冠山书院，才名之为崇古冠山书院。
徜徉在崇古冠山书院中，我还是想寻找到元朝左丞相吕思诚的影子。书院坐西朝东，靠山临谷，建于冠山腹部，为二进三合式院落，随地势分内、外两院。这些建筑外观似木结构样式，里面都是窑洞，厚重结实，冬暖夏凉，故称之为无梁洞。内院西面正屋五间，居中一明两暗，为“崇古洞”。南北两厢，窑各三眼，均为一明两暗。南窑名“广业”，中窑壁嵌柳公权玄秘塔碑文石刻十六块。北窑名“新德”。
外院有窑洞一孔，为书院仆役居室，外形为瓦房，内部为窑洞，院西月台下立有数通石碑，底座、碑首显然都不匹配，多是受损移立于此。你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阅读古代的碑文，各个朝代的都有，创建的，重修的，题咏的，和诵的，五花八门，流派纷呈，阅读之下，来龙去脉一清二楚。然而，冠山书院的碑刻，破损严重，阅读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明代嘉靖年间，白岩山人乔宇乔尚书的《雪中访左丞吕公书院旧址》诗碑最为显眼。上书曰：
峻岭崇罔冒雪来，冠山遥在白云隈。
松盘厚地蜿蜒出，花散诸天缥缈开。
傍险欲寻归隐洞，凌高还上读书台。
平生仰止乡贤意，莫遣遗踪閟草莱。
乔宇访吕公书院的时候，满山飞雪，“花散诸天缥缈开”。我一直不明白，冠山这么一座不高的小山，不峻不险，不秀不媚，何以吸引乔宇这样的文人墨客前来拜访呢？古往今来，文坛魁斗，巨笔大家，往往都以来冠山一游为快事。冠山有什么魔力，吸引着这些文人呢？
乔宇（1464—1531），字希大，号白岩山人，山西太原府乐平县（今晋中市昔阳县）人，与王云凤、王琼并称“晋中三杰”，亦称“河东三凤”。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历户部左侍郎、右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后为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明世宗即位，召为吏部尚书，因直谏君过，被迫去职回籍，卒谥“庄简”。乔宇在雪中是踏着吕左丞的足迹，寻觅“归隐洞”，再登“读书台”，是为了仰止前辈乡贤。历史上的乐平，一直归平定州管辖，古州的每一处景点，往往都有乔庄简的身影。
而傅山登冠山的时候，是在雨中。他“与儿辈问答，赓乔庄简公韵”写了《冠山雨中三章》，诗曰：
空山云雨不时来，乱响飞泉喷石隈。
黑雾苍茫俄顷过，青天金碧忽然开。
百围树杪支孤榻，千里山光抱小台。
最爱莲花佛座底，茙葵幽艳映蒿莱。
铜铁轮王不见来，戾车如鬼占隅隈。
波旬作佛文殊拜，石壁修罗芥子开。
孔雀总持安稳界，大云象设妙高台。
菩提种子如嘉谷，锄去神皋乱草莱。
冠山雨过看山来，不肯晴云恋绿隈。
蹭蹬凉风无远略，麻花老眼甚时开。
文章黄钺真雷电，封禅金绳拔向台。
大谬极恬邱壑命，尔曹念不似吴莱。
这是文人之间的文字游戏，也是灵魂深处的隔空对话。一唱一和之间，王羲之《兰亭集序》给我们留住的美好，赵秉文和他的文友们在涌云楼传下的佳话，在冠山上一幕一幕的重现。
明朝的太守孙杰，是来重建吕公书院的，而冠山那天的雨，也触发了他的诗情，吟诵《冠山雨过》道：
四面稍盘曲，中危却似冠。
野云滋鸟道，时雨下鸿盘。
花覆崖心溜，人喧渡口湍。
翠微青石黛，畦圃腻罗纨。
而面对乔宇的诗碑，孙杰也依韵来了一首《七律·白岩乔少保前韵》诗：
叠嶂层登不少恬，烟霞深处兴偏添。
坐观瀑布吐寒碧，远望绵山足仰瞻。
右桧参天连峭壁，梵王竣宇掩危岩。
不须缘志寻石室，久有山人在此潜。
冠山，绝对是书生的乐园，是文人的天堂。一生之中，以未曾在冠山读书为憾。而一生之中，又都以能走进冠山一次为荣。冠山，是他们心目中的文化圣地，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情感与精神的发祥地。走进冠山，绝对是一次初心洗礼与信念震撼。
许多怀抱理想的学子，就是从冠山书院里走出去的。冠山书院现在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书院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非常神圣的精神家园，宋朝衣冠南渡之后，享誉全国的白鹿、石鼓、应天府、岳麓四大书院扬名后世。但在唐朝以前，从远古到春秋，多少饱学之士来自何方？我们却一头雾水。百家争鸣，灿若星空；皇皇巨著，汗牛充栋。这些来自北方的圣贤又出自什么书院呢？泗水之滨，稷下学宫，西河讲学，河汾学派，这些都与河东、西河密不可分的学派源流，我们一直寻不到根，溯不清源。倒是北宋徽宗时期的冠山精舍，给我们拨冗指迷，看见了中国北方较早的书院。
到元代的时候，唯冠山吕公书院显于中国北方。元代也是中国书院普遍兴起的时代，由最初的鼓励支持各种形式的民办，到后来严格审批的官办，书院如雨后春笋般遍及九州。元初对宋遗民创建的书院，一律予以承认。还将书院等视为各级地方官学，授以山长之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明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
明成化《山西通志》载：“冠山书院，在平定州冠山下资福寺旁。元左司郎中吕思诚父祖数世皆从秦溪王司业读书于此。初名冠山精舍，后以宰相言赐额，徙建于故宅。又建燕居殿，设宣圣像，以颜、曾二子侍。堂曰会经，斋曰德本行源，蓄书万余卷，设山长一员为师。今存遗址。”可见，冠山上的冠山书院，如果不是“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元帝怎么可能钦赐院名呢？冠山书院，弥足珍贵。
而冠山书院，就曾被吕思诚誉为元世祖所言之“先儒过化之地，先贤经行之所”。冠山书院一脉相承，金元扛鼎，明清更盛。这里人才辈出，圣贤不绝。如金代的赵秉文、杨云翼、元好问，元朝参议中书省事王构、左丞吕思诚、明朝南京兵部尚书乔宇、清朝两广总督窦瑸、著名大家学者傅山、张穆以及民国才女石评梅等，都曾在此就读或讲学。据不完全统计，在金、元、明、清四代，平定中进士131人，举人680人，各类贡生785人。其中既有父子尚书耿裕、耿九畴，又有兄弟进士李愈、李念等，他们的科举仕进成功，与冠山书院的文化影响不可否认。
问题是冠山即使有这样的成就，距元世祖“先儒过化之地，先贤经行之所”还是相差甚远，那要怎样的饱学过化与群贤毕集才能担当起这样的盛名呢？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当我来到冠山的石室面前时，当我站在“敬惜字纸洞”的上方眺望时，当我抚摸“丰周瓢饮”石刻时，我的眼前豁然开朗，仿佛疑窦全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