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室金匮藏典籍
石室在此，千真万实。这和下边的“丰周瓢饮”陂陀石一样，都不容忽视。
冠山石室，三国时期，曹操的儿子、才高八斗的陈王曹植一定来过，否则他写不出《苦思行》那样的诗，你看：
绿萝缘玉树，光曜粲相晖。
下有两真人，举翅翻高飞。
我心何踊跃，思欲攀云追。
郁郁西岳巅，石室青葱与天连。
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
策杖从吾游，教我要忘言。
曹植，字子建。曹操、曹丕与曹植三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合称“三曹”，曹魏曾封其为陈王。曹植是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与集大成者，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曹植散文也有卓越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石室，不同于山洞。几乎就是古代的密码箱保险柜。而冠山石室，在世界上应该也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宝贝，是伴随中华五千年文明启蒙发祥阶段的重要见证，弥足珍贵。曹植有写《七步诗》的敏才，当然，他作为陈王，也能敏锐地捕捉到石室的存在。而西岳、石室、隐士，这几乎就是冠山标配，从古自今，无一例外。
当然，元朝的大诗人虞集肯定也来过冠山，离开的时候，还写了一首《七律·赠道士》留了下来：
神室谁开自洞微，紫烟为户玉为扉。
春容淡薄胎仙舞，夜景虚明脉望飞。
绕指风雷龙睡醒，满囊云锦虎驮归。
犹嫌长物烦闻见，更上高台一振衣。
面对石室，虞集干脆称之为“神室”，而且告诉我们石室的门都是玉石做的。虞集是元代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南人名臣，是有元一朝之文宗，元中后期朝廷大典、制诏、册文多出其手。在议政、教育以及论文、释经等方面，也皆有独到之处。在诗歌方面，其与杨载、范梈、揭傒斯称为“元诗四大家”，并被时人推为四家之首。虞集与冠山还有不解之缘，他为吕思诚写过《冠山书院记》，碑石原在冠山上书院。
但遗憾的是找不到了。不仅石碑不见了，而且你就是翻遍《虞集全集》，也找不到这篇对冠山来说至关重要的历史文献。非常奇怪，虞集写了四十余篇与全国各地书院有关的文章，唯独丢了冠山书院这一篇，蹊跷至极。我怀疑孙裕的“冠山之秀，文峰之祖”一语，就出自虞集之文。吕思诚逝世后，虞集给撰写了《元左丞吕思诚墓碑》文。
倒是冠山槐音书院至今还保存着这样一副楹联，也许能让我们的思绪更广阔一些：东壁图书储汉魏，西园翰墨染梁栋。这“东壁”是指玄武七宿之一，《晋书·天文志》载：“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而“西园”是汉代“上林苑”的别称，也是储藏翰墨文章的场所。槐音书院这个坐北朝南的四合院，敢将自己的东厢房与“东壁”星辉映，将自己的西厢房以“上林苑”自居，整个一个文曲星笼罩，翰墨书香四溢，这样的底蕴和气魄，就是以培育栋梁之才为己任。这槐音书院的楹联口气之大，底气何来？
面对冠山石室，我倒是忽然想起一个成语来：石室金匮，那是古代国家收藏重要文献的地方。《史记·太史公自序》言：“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司马贞索隐：“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言外之意，这不起眼的石室，在古代可是“国家藏书之处”，这可不得了！
同样还是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又一次提到：“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看来，这石室金匮，确实都是古代国家秘藏重要文书的地方，把石室看成是古代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一点也不为过。
况且司马迁本就是晋国人，其祖上也一直在中山国一带活动。司马迁说：“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可见其宗族远祖最早就在从周朝来到晋国任职的。到司马迁父亲的时候，“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唐都晋阳城，一直在今天的娘子关，就是唐叔虞初封之唐，说明仍然是在娘子关晋阳城学习。晋国这片古老的沃土，一直滋养着司马家族，直到司马迁时代。
司马迁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父亲在晋国唐都晋阳城学天官，儿子司马迁出生在龙门“河山之阳”，这应该是中国最早最正宗的龙门之所在。无论是隋朝才有的河南洛阳龙门，还是五代汉才有的山西河津龙门，都不可与司马迁出生地龙门同日而语。即使现在把司马迁的祖籍划归到了陕西韩城，而且那里还有规模宏大的司马迁祠，都不能改变司马迁祖籍是晋国晋阳城附近龙门“河山之阳”的事实。
司马迁父亲一辈子著史，最大的遗憾就是“留滞周南”而没有见证汉朝在京都长安的立国盛典。临终之际，还谆谆教诲司马迁。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太史公死后三年，28岁的司马迁终于成了太史令，继续其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即使后来遭受宫刑，也没有改变他完成被后人赞之为“无韵之离*，史家之绝唱”的《史记》巨著。完成《史记》之后，司马迁这样评价和处理自己的作品：“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他把副本留在了京师长安，而把正本藏在了“藏之名山”。能藏在哪里呢？不得而知。倒是他的老家龙门附近有“藏之名山”。冠山上有石室，那可是古代最正宗的“国家藏书之处”，藏在那里，是再合适不过了。
司马迁生前，一直防着《史记》被汉武帝焚毁。《报任安书》里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司马迁因言获罪，遭受宫刑，羞辱至极，连死的心都有，但是，这《史记》还没有写完，不能半途而废。所以“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司马迁是忍辱著史，才完成了这部巨著。
《史记》写完之后，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司马迁充分考虑到《史记》的内容有批判性，很有可能被汉武帝焚毁，就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说，将《史记》藏到名山之中，你想烧也找不到，就可以流传后世；或者让自己的后人，在一些大都邑里传播，让《史记》流入民间，这样一来，想禁也不可能禁彻底。《汉书》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足见《史记》是在司马迁身后，才稍微流传于世。《史记》得以广泛流传，与杨恽入仕后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杨恽，是西汉时期大臣，丞相杨敞之子，也是司马迁的外孙。据《汉书·杨敞传》载:“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司马迁死后，家人把一部《史记》藏匿在他女儿司马英家中。司马迁有两个外孙，大的名叫杨忠，小的名叫杨恽。
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这部《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而且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外祖父这部尘封了二十年的巨著，应该公之于世，重见天日。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公开发行。从此，天下人才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历史巨著。
二十年的尘封，也许真的就是在冠山石室里保存着。自古以来，冠山乃“藏之名山”啊！
《穆天子传》载：“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释说，这策府就是“古帝王藏策之府”，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藏之名山”是也。司马迁祖祖辈辈为太史，他当然知道藏之名山、藏之密室的奥秘所在，非如此，不足以太史令名之。司马迁让从小在冠山脚下长大的女儿司马英把自己的《史记》正本藏在了冠山石室，我感觉真有这个可能！你以为呢？
冠山隐士一句“教我要忘言”，事实上陈王曹植并没有当回事，不知道他后来写《七步诗》的时候，是否还记得这处世之道。反正恃才傲物的杨恽，是真没有“忘言”。杨恽最终因言获罪，被腰斩之后，朝廷将杨恽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司马英又遣返回龙门脚下。至此，这个伟大的司马氏太史家族消失在了迷茫岁月长河之中，再无声息。
文圣道圣聚冠山
既然冠山真正的身份是冠山石室，是“藏之名山”，是“古帝王藏策之府”，那么管理这“藏策之府”的官员办公地，就应该是在冠山。也正因为冠山石室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典籍收藏之所，后世的平定州，才担得起“文献名邦”的美誉。
《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迁说老子是周朝看管“藏策之府”的“守藏室之史”，那么，老子的办公地点当然就应该是在冠山石室。
既然老子是在冠山石室工作，那么孔子见老子的事情，就应该发生在冠山。
《史记·老子列传》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这是两个巨人的会面，是冠山生辉的历史性时刻。
孔子是大儒，但孔子来冠山是向老子请教关于礼的学问。老子是巨匠，显然是居高临下，不吝赐教。首先告诫孔子，不要抱残守缺，在前人的片言只语中固步自封。其次，君子要与时俱进，乘势而行。再就是一条养生之道，不要骄傲，不要多欲，否则对身体都不好。仅此而已。
老子的目光显然非常锐利，一针见血，见血封喉，直接扼住了孔子学术的致命点守旧复古有余，与时俱进不足，开拓创新很差。
但是，孔子从老子身上感受到了那种不可遏制的飞腾气质和龙马精神。鸟飞蓝天，鱼游大海，兽走山野，这是司空见惯的景象，至多可以让你感受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然美好图画。可是，一条巨龙要腾飞，乘风而起，卷云而上，仿佛风雨雷电都在为其壮声势，山川河谷都来为其助神威一样，那是绝不可遏制、也是遏制不了的。
在孔子眼里，老子是一条腾飞的真龙！
《史记》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孔子只见过老子一次。其实不然，看看《庄子》一书，你就知道他们是经常交流的良师益友。
《庄子·外篇·天运》载：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 ？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外无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于外，圣人不出；由外入者，无主于中，圣人不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 ；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以富为是者，不能让禄；以显为是者，不能让名。亲权者，不能与人柄，操之则栗，舍之则悲，而一无所鉴，以窥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与、谏、教、生、*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变无所湮者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为不然者，天门弗开矣。”
这应该是两个巨人的第一次见面。51岁的孔子自认为还没有“闻道”，于是，就到南方的沛地去拜访老聃。这个地方，就应该是司马迁所说的楚国苦县，当在今天的平定东回南面境内，也就是古鄂古楚境内。当然，老聃也久闻鲁国孔子的贤名。但是，老聃关于仁义的一番高论，显然让我们看到了二人学术的不同。
当孔子再见老聃的时候，应该就在冠山石室了。只是这种见面，就像是相邻的两个老朋友，无话不谈，百无禁忌，点滴小事，深奥莫测。你看《庄子·外篇·田子方》载：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蛰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
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
孔子曰：“何谓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 ，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
孔子曰：“请问游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孔子曰：“愿闻其方。”曰：“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 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
孔子出，以告颜回曰：“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这次见面的时候，老聃刚刚沐浴过，正站在那里披头散发一动不动地晾干。其凝神定立的样子，活脱脱就像一个木偶人，孔子就说：我是眼花了呢，还就是真的？刚才见先生形体直立一动不动有如枯木，好像遗世独立，物我两忘了。
结果，老聃一张嘴，就是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说：我正游心于万事万物的本初状态。
由此，也演变出了游心物外，悠然忘我的逍遥人生，那真是一种人生境界。
孔子听了这一节人生哲学课之后，出来就告诉颜回说：我孔丘相对于老聃深奥的道而言，就好比醋缸里的飞虫一样微不足道，太渺小！如果没有先生开启我的蒙蔽，我都不知道天地大全之理啊！也许是孔子谦虚，但每见老子一次，感觉就受一次刺激，冷静冷静，然后就再见老子一次，继续受刺激。受不受刺激我不好说，但好学的精神确实令人肃然起敬。
这不，孔子遇到困惑不解的问题，又找老子来寻求答案了。《庄子·外篇·天地》载：
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坚白，若县寓。’若是则可谓圣人乎？”
老聃曰：“是胥易技系，劳形怵心者也。执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来。丘，予告若，而所不能闻与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众；有形者与无形无状而皆存者尽无。其动止也，其死生也，其废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
这确实是思想家的探讨，更是哲学家的纠缠。道，本来就很抽象。从悟道、治道，到得道，应该是一个从凡人走向圣人的过程。困扰孔子的，往往是具体问题和出路途径。而老子的回答，从来都是一种境界。求道也罢，治道也罢，要想得道，关键在于能不能进入忘我的悟道状态。忘我的人，也忘乎一切，只为心中的信念、信仰，这似乎都不是俗人能做到的。
凭什么你是文献名邦
我不能想象两位巨人一次一次在冠山的流水旁、丛林间徜徉漫步，娓娓而谈，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冠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曾经聆听过这样的教诲，沐浴过这样的目光，顿悟过这样的疑惑，给整座冠山凝结了章华，播撒了智慧，开启了文明，才一步一步向“文峰之祖”靠近。
有一天，两个人都比较闲适，于是，孔子又来到冠山向老子请教一个高深的哲学问题。庄子在《庄子·外篇·知北游》中，如实地记录到这一美好时刻：
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
老聃曰：“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窨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肢强，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
且夫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者，圣人之所保也。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运量万物而不匮。则君子之道，彼其外与！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与！
中国有人焉，非阴非阳，处于天地之间，直且为人，将反于宗。自本观之，生者，喑噫物也。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奚足以为尧、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伦虽难，所以相齿。圣人遭之而不违，过之而不守。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帝之所兴，王之所起也。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寥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解其天韬，堕其天帙。纷乎宛乎，魂魄将往，乃身从之。乃大归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将至之所务也，此众人之所同论也。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道不可闻，闻不若塞：此之谓大得。”
什么是至道？这是孔子想知道的答案。如今我们能看到老子的《道德经》，可以在其中好好领悟至道的精妙。而孔子不一定见过《道德经》，否则，他会不会将“至道”“大得”也融会到自己的儒学体系中，也不敢说。圣人的思想，绝对是一种财富，更是贫乏的人需要汲取的精神营养。所幸有庄子给我们记录了两位思想巨人在冠山石室旁碰撞出来的文化火花，为我们今天还来得及为“文峰之祖”复原当年的动人时光提供了可能，更为今后的人们来冠山与两位思想伟人屈膝交谈、交锋论辩有了文眼和底蕴。
这是又一次相逢，这次孔子请教的不是老子熟悉的道，而是孔子关心的“仁义”问题。《庄子·外篇·天运》载：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
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囋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这确实是一直困扰人类的千古难题。什么是仁义？仁义究竟好不好？你是选择相濡以沫的仁义呢？还是选择相忘于江湖的自由呢？这都是直指人心的悖论，良心道德与自由快乐，往往是活着、还是死去的抉择。
老子的观点，能否说服孔子，我不知道，我只看到孔子这次见老聃回来，整整三天没有说话。
《庄子·外篇·天运》载：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
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
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
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
这次见面，应该也就是司马迁《史记》当中所记载的那一次见面。这究竟是一次怎样的见面？孔子仿佛受到莫大的刺激，三天无语啊。
只有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学子们，不知天高地厚的问孔子，老师你是怎么教导那老聃的？
孔子说：我今天是见到真龙了，而且是乘风而起腾云驾雾的真龙，在腾飞寰宇的真龙面前，我张开的嘴巴都惊讶的没有合上，哪里有我教导老聃的份儿啊？
这次见面，也应该就是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那一次见面，因为这次见面给孔子的感觉是老子是一条腾飞的巨龙。表述不同，但感觉是一致的。
天底下竟然还有比老师孔子更牛的人？子贡肯定是不服气。于是，打着老师孔子的名义，也上冠山来与老聃理论理论。
然而，当子贡满腹狐疑地来到冠山见到老子的时候，也许是身体的原因，也许是深谙教学心理的老聃，却给子贡来了一场低音教学。庄子继续说：
老聃方将倨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
子贡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
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
老聃曰：“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其*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盗非*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惨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
子贡蹴蹴然立不安。
老子让子贡靠近点，再靠近点。老子的声音并不高，但这番振聋发聩的高论，不要说是当时的子贡了，就是拿到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你是不是也目瞪口呆？老子直接将三皇五帝置之不堪之境。傻了吧？要言不再声高，这样的结语，直接让子贡站立不安，哑口无言。
老师刚刚离开冠山，不服气的子贡说也要见老子。说见就见，而且真的就见到了老子，而且感觉是马上就见到了老子，而事实上子贡也确实是很快就见到了老子。这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孔子的鲁国曲阜城，就在冠山附近，至少在距离上不会太远，否则，从地缘关系上是不可想象的。
读司马迁的《史记》，给人的感觉是孔子见老子，只有一两次。而读《庄子》则不同，孔子见老子是常有的事，一有问题就找老子去请教，这显然是一种地缘上的近邻关系，情感上更是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否则，以孔子的身份尚不可轻易接触到六经史料，而六经史料究竟是怎样从老子这位守藏史之手来到孔子手中呢？查无实据，只可意会，不能言传。
见过一两面的人，就敢有如此托付，岂不太过草率？不是知根知底的挚友至交，恐怕不可想象。也许历史真相早告诉过我们，而我们就不以为意。
三国时期魏国大臣、经学家王肃注《孔子家语》载：“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对曰：‘谨受命。’”看见了吧？在孔子的心目中，老子一直就是自己的老师。而事实上，他们的一言一行也符合师生关系。是知根知底的老师与学生，把中国历史紧要关头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托付给自己最信任的学生，这是符合历史传承逻辑关系的。
否则，王子朝之乱马上就随之而来，多少典籍不知所终，而六经经孔子整理，几乎完好无损，这该如何解释？孔子周游列国被困陈蔡之间长达七年，而老子也是陈国人，这七年孔子不是在整理六经，什么事情能把他滞留这么长时间呢？
许多事情不能说！生存下来就不容易，何况要让国之藏史流落民间并保存下来，难啊！
突然我似乎明白了古人为什么要把平定称之为文献名邦！凭什么？就凭冠山石室！就凭老子在这里守藏历史文献！就凭孔子在这里整理了六经！文献名邦，实至名归。
天下文章数平定
好学勤思的人，总是会有进步的，也会有巨大的收获，何况是思想家孔子呢？这次见面，孔子就好像是向老子交上一份精心完成的作业一样，关键是终于得到了老子的肯定。《庄子·外篇·天运》载：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能得到大思想家老子的肯定，这是莫大的荣幸。在这里，我一直有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关于孔子所整理的这六经，比如《尚书》，这一直是帝王密藏之经典，只有老子这样身份与级别的人，才有可能接触到，也只有这样的“守藏室之史”才可以在“藏之名山”博览群书，成为饱学之士，也才可以俯瞰经典，甚至藐视经典。而以孔子的身份来看，即使你学问再大，也是不可以窥探皮毛的。
然而，现在看来，孔子与老子不仅有交集，而且是惺惺相惜灵魂相通的至交。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礼崩乐坏、分崩离析的混乱时代。那些藏在冠山石室的鸿篇巨制，每一件都是历史珍宝，文化奇观。作为“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肯定知道这些宝贝的珍贵价值。而孔子的学识，恰恰是整理这些绝品不至于失落的最佳人选。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孔子整理的这些六经，恰恰也是被老子看成“夫六经，先王之陈迹”的这些文献，通过老子来到了孔子的手中，又被孔子精心整理流传了下来。
孔子整理六经，本就是历史之谜。孔子是思想家和教育家，其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整理编订了六经，使中华文化的根脉薪火相传，由此，孔子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尊称为“文圣”。一直疑惑孔子编订的历史文献从何而来？有人认为来自王子朝奔楚从周王室带走的一大批文献。在这叛乱大军中就有老子的身影。当王子朝兵败，一路逃奔，是不是还有机会将那些典籍托付给可靠的人？几乎没有可能。反正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先夏时期中国的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彻底消失了，《山海经》流落民间，而六经却被孔子保存了下来。
这也许就是发生在冠山石室最不能说又不能不说的事实真相。为什么无数的问题，老子都高深莫测，往往让孔子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惶惶不可终日。而这一次孔子将整理六经的成果汇报之后，好像再有什么疑难杂问都不重要了，而是非常肯定地说：“可，丘得之矣”。孔子是儒家，老子是道家，孔子真得道了吗？怎么可能？道不同不相与谋。儒道两家巨头在冠山多次交融碰撞，并没有合二为一，而是沿着各自的方向影响着人们。
那么，孔子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应该就是老子早在王子朝叛乱之前就托付给孔子的六经文献，如今经过孔子的整理，终于可以经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传承并发扬光大，至少是流入民间，深入人心，再也不会消失了。春风风人，夏雨雨人，孔子终于可以通过自己的光和热，德范世人，文化民间，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是中国古文化的幸事，是历史的幸事，也是冠山石室走向未来的幸事。春风化雨，文化人间，这不就是冠山石室的最高境界吗？这不就是名副其实的“文峰之祖”吗？
一个“化”字，这才是老子眼中“丘得之矣”的真正含义吧！
丘得之矣，冠山文化永存。丘得之矣，文峰之祖已化为天下。根本文种，薪火相传，这是两位思想巨人在冠山石室搭成的永恒默契！
更让人惊掉下巴的事情，在《庄子·外篇·天道》篇中，竟然有如此珍贵而难得的记载：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
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
孔子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
孔子曰：“要在仁义。”
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
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
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
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老子、西山、石室，这是不是曹植诗中揭示的冠山标配啊？一句“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再一次验证了这个观点。
这是我看到两位巨人的唯一一次针锋相对。老实说，在仁义问题上，这是孔子在给老子上课。但是，在人性问题上，老子始终非常悲观。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关键是你孔子想把自己整理过的六经再藏回冠山石室去。虽然老子已经被免职了，已经告老还乡了，可孔子还是能找见老子，而这时候的老子竟把这位老朋友的请求断然拒绝了。
为什么？孔子相信人都是仁义的。
而老子认为，善恶本是教育的结果，是耳濡目染养成的，而人性却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时过境迁，善恶转换，人性的丑陋往往容不下你孔子整理的这六经。即使你藏在冠山石室又怎么样？仁义的人守护一百年，守护五百年，你能保证期间没有一次天灾人祸而让六经灰飞烟灭？冠山石室真的那么可靠吗？
你是先师，可以传播啊，可以文化呀，还有比传播到人间、传播到人心更可靠的收藏吗？
这才是老子拒绝孔子“西藏书于周室”的话外音吧？！
还是老子的眼光最毒，直接看透了人性。在后来的“焚书坑儒”中，六经文献能够流传下来，恐怕还是传播的力量和文化的穿透力。
当后来的儒子再次来到冠山膜拜的时候，已经对冠山石室非常陌生了。这些从远古走来的功勋国宝，早已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任风吹日晒雨淋，任炮火刀枪斧凿，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直到又在石室中雕琢成夫子肖像，才又稍微安生下来。
冠山上还有一处“脉道坊”，上书“石室薪传”四字，倒是点出了冠山之精髓。
冠山石室，被老子守护着的时候，这里就是中国文献名邦；而被孔子传播之后，这里就成了中国文脉之源。博大精深的中国古文化，在这里汇聚，在这里碰撞，在这里得到升华，形成了“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高山大海，穷经皓首的学者们终其一生大多也仅得皮毛，“丰周瓢饮”应该就是对此文化现象的一种慨叹。
西汉文学家、经学家刘向在《说苑·卷第十一》说：“赵简子问子贡曰：‘孔子为人何如？’子贡对曰：‘赐不能识也。’简子不说曰：‘夫子事孔子数十年，终业而去之，寡人问子，子曰不能识，何也？’子贡曰：‘赐譬渴者之饮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犹江海也，赐则奚足以识之？’简子曰：‘善哉，子贡之言也！’”这已选录到初中文言文大全的《不知不识》篇目，子贡的回答倒是很好地解释了“丰周瓢饮”的深刻内涵。
孔子在冠山见老子，这是两位巨人的划时代相见，也是中国文化开门见山的惊世开篇，冠山石室见证了这一文化奇迹，“夫子洞”中的石刻壁画，凝固了这一壮丽史诗。冠山相见，为中国文化拉开了绚丽夺目、精彩纷呈的序幕。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唐诗宋词汉文章，元曲乐府明清小说，无不来自这冠山石室相见。也只有“文圣”孔子与“道圣”老子在冠山的这一段渊源，冠山才担得起“文峰之祖”这一称号！冠山之秀，江山锦绣。文峰之祖，文始化初。冠山一见，文化开篇。石室典藏，传播民间。文献名邦，名不虚传。
文起八代之衰，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当年的皮日休在《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中还写道：韩愈的文章，“蹴杨墨于不毛之地，蹂释老于无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而韩愈“身行其道，口传其文，吾唐以来，一人而已”。于是，皮日休“伏请命有司定其配飨之位”，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发扬光大，“则自兹以后，天下以文化者，未必不由夫是也。”可见，文脉传承有源，文化兴盛有根。
突然我似乎明白了那一句流传已久的俗语：天下文章数二定，二定之中数平定。这不就是说天下文章数平定嘛！凭什么？凭老子，凭孔子，凭冠山石室中的历史文献，否则，谁敢这么大言不惭地吹牛呢？这不是笑谈，而是美谈，何其幸哉！
历史学家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说：“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而冠山之秀，能独得孔子呵护，又能得老子守护，何其幸哉！文峰之祖，当之无愧！
